存折上写承上是什么意思_百度知道
存折上写承上是什么意思
00？怎么取.80请问里面的钱可以取吗,承上0,141，现取-20,000.00余额20，我找到他的存折上面写的是.80，余额141，现在突然死了我爸爸的94年在农业银行开了个存折
如果里面有存款　　承上的意思就是接着上一页，看一下才好确认，请到当地公证处办理遗产公证书，到银行营业厅结清账款，销户。没明白你说的意思？有没有图片
我妈拿着存折去查 银行先一看说有钱 后来我妈说没密码 人死了 银行就说时间太长 里面没钱了 在机子上明细打不出来 打的余额只剩95元多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如果还要余额，请做遗产公正再取款。但是遗产公正要收费的，请核算一下公正书的收费，再确定是否还要取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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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定期存折上只有通兑标志没有通存标志是什么意思呢_百度知道
定期存折上只有通兑标志没有通存标志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去办了农行定期一本通，上面的通兑标志是通兑，表示什么意思？怎么没有所谓的通存标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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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兑的意思是就是已加密 在辖内网点都可以取钱 因为都可以通存
所以不用标志
辖内网点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全国
不是 是在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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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存折的通兑的意思是说该存折已加密，可以在辖区内的任何网点都可以取钱， 而通存是规定各个网供紶垛咳艹纠讹穴番膜点都可以办理存款的，所以不用要标志。
农行系统是全国联网的，通存通兑有可以，通兑的意思是全国哪里都可取，在一个储蓄点存款后可在同一银行任何储蓄点兑付的兑款方式，
通兑一般是指在省辖的银行网点内都可以通存通取。出市就要扣去手续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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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转载]日媒体热点评论摘录(26)--给高中生的每日
"我有医保,你赶紧上班去吧"的温情
12月2日，发生在北京街头的老外撞沈阳大妈事件，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思考。而在17天后的沈阳，同样的剐碰，留下的只有相互理解。12月19日，沈阳网友“沈阳陈鸿博”在万能的微博中晒出了温暖一幕，一位老人在被电动车撞倒后，对撞人者说：“孩子，我没事，我有医保，你赶紧上班去吧。”（12月20日沈阳网）
　　在严寒的冬天，在冰天雪地的冬日，在人们指责于敲诈善良的时代，老人的话满是阳光，满是爱心，洋溢着温暖的启迪。
　　启迪之一，人心向善，我们应该坚信。其实，这样的温暖一幕在我们身边更多，只是因为我们习以为常了，只是不刺激人们的眼球而已，所以报道的也少，其实，这样的事情应该更多的报道，因为这样的报道让我们的社会阳光温暖幸福。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事情，我的邻居二爷，在公路上散步，被一辆车蹭倒，他站起来就说，没事，没事，你们走吧，奔生活不容易，但是，人家最终还是把他送到医院去检查。结果，脚踝骨有了裂纹，但他还说，不要紧，你们忙去吧，让我的孩子来就行了。孩子来了，也是一片和气。这就是社会温情一幕，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更多，我们应该好好张扬。
　　启迪之二，善良是需要社会滋养的。老太的一句话，我有医保，给我们一个启迪，就是善良是需要社会滋养的，我们不要总抱怨公民的素质低，总抱怨社会道德水准底下，我们更应该打造滋养善良的营养，让公民没有后顾之忧。公民没有后顾之忧，就不必担心未来隐患，公民的善良之心就会激发。我坚信，人之初，性本善良，关键是我们要给善良以营养，让其茁壮长大。
　　启迪之三，理解是温暖的真谛。这个温暖的一幕，贵在理解，老太太理解年轻人，年轻人理解老人，国家理解公民，正是这种理解打造了社会温暖，正是这种理解打造了社会阳光，让冬天不再冷，让雪天不再寒。过去，我们说，理解万岁，现在，我们应该说，理解是阳光，理解是温暖，理解是和谐。
　　美丽的一幕，温暖的启迪，期盼这样的生活美景，更多，更普遍。这样的生活美景将打造出我们社会文明的春天，我们生活温暖的春天。
该给沈阳大爷式的老人颁个"奖"
近年来，老人总是伴随着马路、被撞、讹诈等词汇而到新闻的头版，舆论的风头浪尖，沈阳老人这个举动，再次引发围观，只是这次围观散发的是一股暖意。沈阳大爷的举动，绝不是个案，一定还有更多沈阳大爷式的老人。现实的老人其实也是“孩子”，该给这样的老人颁个“奖”。
　　一个举动，震撼网民蜂拥“点赞”。“点赞”被选为2013年十大流行语，很多网友在看到报道后积极“点赞”，一是可见沈阳大爷举动的魅力，与“大爷”的影响力称呼名副其实，二是可见网友内心多么渴望现实中有更多像沈阳大爷式的举动，如流行语一样在社会中传播开来。跟着好人学“点赞”，流行语与正能量不是天生走在一起的，是正能量祛除人心深处的“雾霾”而获得的正义嘉奖。
　　两三句话，让这个“冬天”不那么“冷”。“孩子，我没事，我有医保，你赶紧上班去吧”，没有高谈阔论，却让人的善心热起来，却让“医保”的正能量不经意间触动社会的神经，比新闻宣传更有力。当撞到老人的那个“孩子”听到“你赶紧上班”，内心冷冷怕怕的担忧一定会被老人的这句话融解。且不论那个“孩子”以后的工作如何，“跟着好人学好人”，那个“孩子”一定会把这种内心的震撼传递给他身边的人。
　　一瘸一拐的背影，让中国老人的坚韧再次跃然。很多人可能至今还记得孩提时听“爷爷讲故事”的场景，感受“爷爷们”的沧桑坚韧。小伙伴们，你即使看不到沈阳大爷一瘸一拐的背影，那么你一定能想象得到那个场景，背影的背后是一种坚韧的老人精神。像沈阳大爷式的老人言行，不正是中国老人们精神的再次跃然吗？
被撞大爷谎称有医保让人五味杂陈，和谐还需社保多给力
12月19日，沈阳网友“沈阳陈鸿博”在微博中晒出了温暖一幕，一位老人在被电动车撞倒后，对撞人者说：“孩子，我没事，我有医保，你赶紧上班去吧。”
一句“我有医保你走吧”，感动无数网友。昨日，有记者找到了这位被撞的沈阳大爷王福顺。王大爷今年60岁，是名保安，每月工资1700元左右，根本没有医保。“当时这么说，就是为了给撞我的小伙子解解围，我也没啥大事儿。”（12月23日广州日报）
　　在纠结“坏人变老”的当下，老人被撞，为了给撞人的小伙子解围，竟然谎称自己有医保，实际上却是无医保，生活也过得艰难：当了8年保安，16年没买过新衣服，月工资只有1750元。如此，这位“大爷”才更让人敬佩。
　　其实，老人被撞，索赔是权利。而据记者了解，实际上因为交通肇事产生的医疗费用不能享受医保报销，而应由肇事者负责赔偿。显然，即便是老人有医保，如果放走撞人者，最终还是由自己掏腰包。当然，前提是老人并没啥大事。
　　老人的行为当然让人感动，有些老人自己摔倒了，被好心人扶起，却要讹诈别人，这让人疼痛。现在老人被撞倒了，完全可以索赔，却反而要为对方开脱，自然难能可贵。
　　对于老人的行为，给予赞赏是必须的，但却无需拔高，也不应该成为常态。老人被撞，如果的确是被撞伤了，产生了医药费，就该让对方赔偿。如果的确是没事，就对对方说，没事，也没有必要拿有无医保说事。这种“好心过头”的做法不应该被提倡。
　　被撞大爷明明没有医保，却说自己有医保，这种滋味羞了整个社会。现在还有多少人没有医保？医保何时才能普照到每一个人身上？
　　前不久，河南洛阳市有一位65岁的老人在网上果断发帖立下遗嘱：“不要追究撞倒我的人，他们不是故意的；要感谢扶起我的人，包括撞倒我的人，人家没肇事逃逸就是好人；不要讹好心人，那是断子绝孙的事。”不讹诈是做人的底线，却需要老人用立遗嘱的方式加以限定，这何尝不是一件很悲催的事？
　　近日，北京开卖老人意外险。有数据统计，该产品两天售出近7000份，被称为“史上卖得最好的保险”。该保险一经推出即被寄予厚望，希望能解决老人“扶不起”的难题，被不少人解读为“摔倒险”。“摔倒险”很有必要，能够解开老人的顾虑，如果每一个老人都有医保，如果每一个老人都有“摔倒险”，如果每一个撞倒老人都能够承担自己的责任，无疑，这样的社会就和谐多了。
被撞者的谎言善意可嘉但不宜模仿
真正让社会道德滑坡的是，纵容那些讹诈的行为，以及不合理的处理善后方式。事故处理应该遵循事实和法律，如果不能证明“帮助者”就是肇事者，那理论上就不应由“帮助者”负责。
　　　近日，沈阳老翁王大爷雪中被撞倒后称“我有医保，你上班去吧”引起不少网友关注。央视记者找到了沈阳大爷王福顺。王大爷今年60岁，是名保安，每月工资1700块左右，根本没有医保。“当时这么说，就是为了给撞我的小伙子解解围，我也没啥大事儿。”（据央视12月22日报道）
　　见多了老人被撞或摔倒，路人不敢去扶怕被讹上的新闻，再看王福顺老人的作为，确确实实让人舒坦了许多。人和人之间的这种通情达理和信任，对于一个社会良好氛围的形成，是很重要的。同时应该强调的是，一个人如果被撞，撞人者应该负责是理所当然的。同时，被撞者如果放弃赔偿，作为个人选择，也是可以的。在当下，这样的行为如果被媒体报道，也是很温暖的。
　　但放弃赔偿并非适于每个人、每一个家庭，包括未必对他自己合适。一个人是否放弃赔偿应该理性考虑。前不久，陕西媒体报道称，西安西三路社区74岁的老太太白煜，曾经两次被摩托车撞倒，却都没向人要赔偿，自己花钱治疗。她说，人家又不是故意的，不想跟人磨嘴皮子浪费时间。和王福顺大爷一样，白煜老人的做法也获得了网友的一致好评。和白煜老人不同，她的家庭和收入还算可以，而王福顺大爷的家庭状况很一般。
　　按照央视的报道，被撞之后，他的手破了，腿上也有淤青，但舍不得花钱去医院看病。这两天，他一直去附近的浴池，花1块钱泡泡澡，为伤腿热敷。当然，王福顺大爷也算幸运，因为有媒体的报道、公众的关注，其医疗问题应该有办法解决。但对于经济能力较弱的人来讲，被撞后不要随意模仿放弃赔偿。
　　好人好事值得社会赞誉，但老人被撞后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处理，责任的认定当首先应由证据和法律说了算。一个人如果自愿放弃赔偿，这样的行为虽是少数，其闪现的人性光辉也能将社会照耀得更为明亮，但如上分析所言，这样的光辉可敬可嘉，却并不适于每一个人。譬如王福顺大爷自己经济状况很一般，而且还没有医保。即便有医保，此类交通事故也不适用。这样的经济状况，如果出了严重事故却放弃赔偿，那么自己和家庭将陷入被动。
　　道理和法律、现实是冰冷的，但公众也不用担心，被撞索赔是天经地义的，并不会因为合理索赔让社会道德滑坡。其实，老人被撞或摔倒后讹上帮助者的事情，也是个案。真实世界是很复杂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到底是通情达理的人更多，还是喜欢讹人的人更多，并非如新闻报道所呈现的那样片面或一边倒。对此，我们不必多虑。
　　真正让社会道德滑坡的是，纵容那些讹诈的行为，以及对类似事故不合理的处理善后方式。事故处理应该遵循事实和法律，如果不能证明“帮助者”就是肇事者，那理论上就不应由“帮助者”负责，只有这样，讹人的事情才不至于经常发生。同时，对于肇事逃逸者，应该予以惩处，让其知道逃逸的后果比诚实面对更严重。
中国人是不是"最拜金"?
市场咨询公司益普索最近对20个国家的一项调查显示，71%的受访中国人表示会根据自己拥有的东西衡量个人成功，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调查国家的反馈。对此问题回答的全球平均值为34%。（12月20日《第一财经日报》）
　　所谓根据自己拥有的东西衡量个人成功，就是指以金钱作为成功标志，而直白的说法则是“拜金”。益普索公司的这个调查是否客观，是否有七成以上的中国人拜金，应有公论。然而不争的事实是，今天确实有许多中国人拜金，钻进了钱眼出不来。要钱不是坏事，当然不能一说要钱就认为是财迷心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是要钱，而拜金则是利令智昏，侵入了公民义务、精神道德等领域。
　　拜金是一个排它性选择。“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是拜金的“哭笑版”；“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是拜金的“婚嫁版”；……拜金不只是个人行为，更甚至成为大学教授评价学生的尺度，北师大一位董姓教授就曾因课堂上对学生耳提面命：“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这些年有的“人民医院”已变成“人民币医院”，而不少医生也已变成“人民币医生”，也是祸起拜金。
　　从前有一句话讲，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然而现在一些人已是“除了要钱，什么都不要；除了不要脸，什么都要”。为了弄到钱，蝇营狗苟，坑蒙欺诈，损人利已，损公肥私，总之是不择手段。屡见披露的贪官污吏疯狂敛财，无良商家为了谋财不惜害命，包二奶做“小三”挑战道德底线，卖淫嫖娼践踏公序良俗等等，就是典型。
　　拜金主义泛滥之下，一方面是以金钱论战败成了潜规则，“谁有钱谁英雄，谁没钱谁狗熊”，是非荣辱的标准全被颠倒了。另一方面是一些人兜里有了钱，就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作威作福，恃富欺贫，以为有钱就能把一切搞定。拜金主义的潜移默化侵蚀，损害了社会风气，对社会道德体系造成了冲击。这个冲击最明显的危害之一，就是使人们的道德观念从当初的嫉恶如仇而渐次麻木，潜移默化由量变而质变，犹如那只在温水中被慢慢煮熟的的青蛙。
　　中国人是不是“最拜金”，不是一个调查就能说了算的，但我们不妨将益普索公司调查作为警钟。没有健康的社会风气，没有良好的道德水准，一个国家的经济再发展，综合国力也强大不起来，更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梦不只是财富梦，中国不仅要向世界展示物质文明的丰硕成果，更要向世界展示蒸蒸日上的精神面貌。
国人热衷于“金钱等于成功”仅是因为财富崇拜吗
　市场咨询公司益普索(IPSOS)最近对20个国家的一项调查显示，71%的受访中国人表示会根据自己拥有的东西衡量个人成功(I
measure my success by the things I
own)，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调查国家的反馈，比排名第二的印度高13个百分点。（12月20日第一财经日报）
　　“金钱等于成功”的直接表征便是“金钱崇拜”的狂热，把金钱的多少作为个人成功与否，成功大小的标志，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以至于“千里当官只为财”或者“我将来要挣很多的钱”，成为很多人的梦想。被穷怕了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虑而饥渴，以至于被金钱弄得心力憔悴而少了一些淡定。
　　都说有“钱不是万能的”，故而金钱也无法作为成功的标志和社会价值的标准。然而现实却是，“没钱是万万不能”的，金钱的高认同和崇拜，导致了社会价值的变异，其实质并非全如表面那般简单。“金钱等于成功”有现实表达，才有整个社会的价值认同与追随。事实上，正是金钱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才使得人们对其过度倚重，价值观的表象背后，实则为社会规则出现了状况。
　　钱是万能的吗？是又不是。若是在一个规则透明而公正的社会环境里，有很多红线无以僭越，有很多底线坚如磐石。相反，若是没有红线和底线，金钱就可能主导和左右一切。比如有钱可以获得权力、地位和名誉，有钱可以比别人得到更多的特权和例外，甚至可以成为“法外之人”，那么金钱就会成为成功的风向标。有人说，金钱买不来自由，有人却可以靠其减刑或者逃脱处罚；有人说金钱得不到尊重，有钱人却处处受到欢迎，甚至成为权力者的座上客；有人说有钱得不到健康，但事实上他却可以在医疗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获得优质的服务，其他如教育、保障等等，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权利上的差距也是天壤之别。
　　任何一种价值导向，不可能是无缘无故形成的。金钱崇拜之下其实是社会规则失范，并制造了太多的社会不公，金钱便成为获得更多资源和待遇的通行证，以至于其内生为一种潜规则。从调查的数据上看，分值比例低的国家，多是社会公正度相对较高的发达国家，而分值较高的则是社会还处在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这固然可以说是发展道路上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同样说明我们在道德建设、规则维护和公平实现上，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金钱等于成功”高认同是个价值观问题，但更是一个社会命题。其解决之道，除了强化精神和道德建设，关键要进行社会规则的维护，实现社会最基本的公平，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事实，给金钱去魅之后，对于金钱的崇拜才会降温，社会价值才会变得多元而丰富。
　　如果说“金钱等于成功”是种心理病，自然也是种社会病。若不能找到其背后的真正原因，道德抒情或者价值倡导，就很难达到治本的作用。一度以来，价值走偏之所以得不到矫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找着治疗的思路，从规则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高度去推行，才能在价值塑造中找到方向。
“成功等于金钱”是价值同质化的最好注脚
　市场咨询公司益普索(IPSOS)最近对20个国家的一项调查显示，71%的受访中国人表示会根据自己拥有的东西衡量个人成功(I
measure my success by the things I
own)，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调查国家的反馈，比排名第二的印度高13个百分点。对这一问题回答的全球平均值为34%，土耳其、巴西、韩国、波兰都在平均值之上，加拿大、英国、西班牙、瑞典则是比例最低的国家。（12月20日人民网）
　　面对这样的调查结果，人们本身并不应该陌生，因为这样的逻辑已经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之中，但到底这股考核是如何进入的才是应该关注的焦点。成功的标准，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多元的，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多元的。但在现实中，关于成功却直接沦落到金钱上，这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无奈。
　　在这样局面的背后，是曾经的“效率就是金钱”的最好号召，而在更深层次，这样的标准无疑直接指向价值同质化的纠结心态。然而，从现实的侵袭来看，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入之后，恍然之间寻找到一种价值趋同，甚至同质化的趋势，而这样的倾向无疑是极端危险的。
　　从最近的两则新闻中，更是不难看出这样的端倪。一则新闻就是作家富豪榜排名。作家原本是属于文学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群。但如今，好像只有通过财富的多寡，才能衡量出一个作家到底成功与否的标准，而其到底是否具备文学的特质，倒是成了其次的问题。这不能不说就是一种金钱侵入的结果，而这最终的结果就是金钱成为横行社会的唯一指标，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
　　于是，第二则新闻就更不难理解，一组关于毕业生专业赚钱程度的排行榜上，文科专业呈现垫底的现象。针对此，很多人就大呼，如果再次选择，你会选择文科专业吗？笔者可以毫不犹豫回答，如果再一次选择，必然还是选择文科。专业的衡量原本就不应该以赚钱的多寡衡量，但现实却将其硬生生捆绑在一起——这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同质化吗？
　　“金钱等于成功”能够渗透如此之快，人们习惯将其归结于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的母体来源于西方世界，奈何西方没有如此？这又是一个追问。不仅繁华的都市如此，偏远的山村也受到了浸淫。笔者来自于山村，而每次的回去，都会面临亲朋一个问题：现在赚多少钱了？而他们的问题本身并不觉得意外。不过，这在我看来，却很难过。按照笔者的意思，不赚钱，或者赚钱比较少，在他们的眼中就会出现接下来的一句：人家谁家的孩子赚多少了呢。这样心态将贻害无穷。因为这背后就是攀比，更是一种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的荒诞。比如“想贫不笑娼”。
慈善不能“比钱多”
12月20日新华日报微博报道，南京有一个慈善项目，叫做“慈善一日捐”，就是把一天的收入捐出来做慈善。这项活动主要面向财政供养人员。其捐款标准有细化要求：街道班子成员正职每人捐款不低于400元，政府部门临时人员捐款不低于100元。
　　这做法显然是一种强捐。近年来，对强捐的批评不少，也有不准强捐的明文规定，但却屡禁不止，为何？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目前在对慈善业绩评价上仍有强烈的“比钱多”，钱成了一地、一业或一单位慈善做得好的最高指标，甚至是唯一的。谁捐钱多就是大慈善家，何地、某单位或组织募捐的钱多就是成绩大和爱心多，不少地方政府和慈善组织对钱数乐此不疲，津津乐道，为了保住每年的善款基数或再创新高，不惜频频动用行政手段和出现五花八门的摊派强捐还奇怪吗？以至于现在评价红十字会这样担负着多种重要功能的国际人道组织也简化到看其能否劝募到大钱？
　　做慈善需要钱，善款也的确是一个指标，但要得之有道。慈善与摊派强捐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是真心真意的自愿付出，而且，现代慈善中的“捐”多是拿出自己多余的、无所谓的，甚至不甚喜爱的东西，而对他人则有用有益，“捐”者也从中得到精神愉悦。“捐”的本质是捐者自定是否“多余”，而不是由他人强迫和强制。现代慈善的“第三次分配”本质是每个人“内心的分配”，要捐者自觉自愿，乐此不疲，细水长流。这种“捐”是一种“顺便的爱”、“顺手的爱”或“舒服的爱”。还有，慈善往往掺入捐赠者个人的故事、经历、情感和选择，也有一时的激情或冲动。而强捐是不顾捐者在慈善中的细腻丰富情感和基本习惯倾向的，只是盯着钱，给钱则善，不给则不善，这还是做慈善吗？
　　现在更要警惕的是，这类不符合慈善精神的粗暴做法，会给我国刚刚起步的慈善事业带了危害。与一时轰轰烈烈的“运动式慈善”或“摊派式慈善”相比，公民自发、自然、经常性地从事小额慈善捐助和做义工等“顺便的爱”，其实更为可贵，更易做到，也更为有效，才是我国慈善事业的源头活水。而摊派和强捐会伤害和堵塞这种爱的流露，甚至是对爱心和慈善的“杀鸡取卵”。即使我们的现代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还比较落后，也只能用道德的正能量和美好的环境去引导和孵化，而不能以“行政推动”或“道德绑架”来促成慈善“大跃进”，弄不好，把已有的爱心也弄皮了、弄没了。
　　所以，目前，要像政绩观上去除“唯GDP论英雄”一样，慈善业绩观上也不能再“唯钱多论爱心”了。评价一地的慈善要有多个维度，做慈善也可有多种形式，善款只是其中之一，且一定要是捐的。
"不知家人是否快乐"是一种悲哀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年轻人快乐心态报告》，该报告通过随机抽样配对调查的方式，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南京这6座城市访谈了360组中国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或者伴侣；同时，针对年轻人开展了在线调查，共有21万人参与。结果显示，75%的年轻人对于家人的快乐认知，与家人实际的快乐程度存在落差。双方分数落差在10分以上的达到38.3%，最大落差值竟达到67分。随着城市环境的不同，落差度也不同，上海、广州和西安相对较高。其中，有90%的广州受访者不知家人是否快乐。（12月20日《广州日报》报道）
　　数据显示，34%年轻人认为送礼物会让家人快乐，32%认为带家人旅行可以为家人带来快乐，21.6%认为努力奋斗改善生活条件可以使家人快乐，但是分别有66.8%、61.9%、76.1%的家人并不认为上述方式能够让他们感到快乐。超过半数的年轻人的家人选择了“聊天、表达情感、一起吃饭、一起做喜欢的事”。
　　从调查不难看出，在快乐认知方面，年轻人与家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落差；换句话说，年轻人并不了解自己的家人，不知道家人真正的快乐所在。
　　从表面上看，年轻人天天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有足够的时间与家人相处，能够深入了解家人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但事实却不然。一项调查表明，高达八成的“上班族”患有“下班沉默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年轻人下班之后回到家里，连话都不想说。既然连话都不想说，年轻人与家人之间就缺乏起码的交流；而没有交流，又何来了解？
　　不可否认，“下班沉默症”的普遍出现，与职场压力密切相关。如今的年轻人，日日都要为工作奔波，一天下来已是疲惫不堪，到家后不想说话也不难理解。但除此之外，“下班沉默症”还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年轻人对家人的重视程度不够。在许多年轻人看来，既是家人，就意味着无限的包容与体谅，即使自己疏忽了家人、冷落了家人也不要紧。有此心态，年轻人自然不愿意花费心思去了解家人、关心家人。事实上，有许多年轻人，休息日宁愿呼朋引伴唱歌喝酒，也不愿意在家陪陪家人，根源也就在此。
　　殊不知如此一来，缺乏了必要的交流与相处，年轻人与家人之间难免产生隔阂甚至误解；隔阂与误解多了，家庭的矛盾自然也就多了。这些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甚至可能导致家庭的解体，待到那时，已是悔之晚矣。
　　无论对谁来说，家庭都是人生的港湾，也是幸福的源泉；失去了家庭的幸福，人生的幸福也就无从谈起。在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我们珍惜的，就是我们的家人；最值得我们用心经营的，恰是我们的家庭。但不幸的是，竟然有大量的年轻人“不知家人是否快乐”；这种不知道，实在是一种悲哀。
　　但愿面对这样的调查结果，年轻人能够有所警醒，从而懂得关爱家人珍爱家庭，让幸福的家庭源源不断地为自己的人生提供“正能量”。
就业歧视抽了户籍改革一鞭子
国资委招聘要求“具有北京市常住户籍”，甘肃大四女学生刘唯一向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分别寄去公开信，称这是户籍就业歧视。昨天晚间，国资委新闻中心对此作出回应，称系根据单位属性、岗位需求和现有条件，确定了本次招聘的用人标准。（12月21日《京华时报》）
　　刘唯一是条“女汉子”，敢于站出来叫板相关部委，直指户籍就业歧视，责任禀赋，勇气可佳。而国资委的回应很婉转，避其锋芒，“措词得当”，只为说明“存在即合理”，但同时也有“共同推动相关配套改革”的诚意，隐指户籍制度的“不合理”。户籍制度改革呼之欲出，近日，公安部明确提出了时间表，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新型户籍制度。
　　户籍就业歧视由来已久，或者可称为户籍制度的附庸。很大程度上，户籍歧视是公权力为户籍人口的群体“谋福利”。有人调侃：户籍歧视是事业单位招聘的“大萝卜”。相对而言，“小萝卜”容易拔掉，只要曝光事业单位违规违法招聘，相关部门很快进行纠正处理；“大萝卜”很难拔除，它扎根在“权力深层”，是一种异化的“权为民所用”，并且被大家普遍接受。这一方面源于中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禁止户籍歧视，“法无禁止皆可为”；另一方面，庇护一定群体利益，不仅会被他们“待见”，且不是“以权谋私”。
　　户籍就业歧视给人才“画地为牢”。在人才流动的时代里，地方保护主义是一种“保护”，更是一种“禁锢”。有些社会不公我们已有清晰清醒的认识，比如，官员世袭、阶层固化是公平社会的“天敌”，蚕食着公平竞争的市场就业体系。但是，对类似于户籍就业歧视的危害性认识不够，要知道，人才的地域禁锢同样很危险。人才流动是生产社会化、科学技术整体化的客观要求，是社会按照人才的价值规律和社会要求所进行的空间动态调节。
　　就业歧视抽了户籍改革一鞭子。解铃还需系铃人，启动新型户籍制度改革是“唯一”切身可行之策，“唯一”药到病除之举。鉴于此，这项改革不仅要“一马当先”，而且要“快马加鞭”，朝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加速。与此同时，各种招聘尤其是事业单位招聘也应该率先“突围”，主动摒弃户籍就业歧视的恶习，冲破“户籍篱笆”，这也是给户籍制度改革“松绑”，让户籍改革能够“轻装上阵”。
存折是假，但拾金不昧精神不假
记者从广西柳州警方获悉，失主罗某已在昨天下午到天马派出所认领失物。经初步核查，罗某承认6个存折均系伪造，相关银行也证明存折全部为假。目前派出所已将涉嫌违法的罗某移送刑侦部门进一步调查。据此前报道，厨师黄先生下班回家，在柳州市柳石路与蝴蝶山路交叉路口捡到一个男士挎包，包内有身份证、驾驶证和多张银行卡等，还有6本存折，存折上显示的数字共有1.7亿元人民币。因无法联系上失主，他将包交给警方。（12月21日央视）
　　6本存折，1.7亿元人民币，面对巨款不动心的厨师黄先生，将挎包交给了派出所，在这个“金钱观”甚嚣尘上的浮躁时间，黄先生的拾金不昧好似一缕温暖的春风，拂过每一个人心底，令人温馨和感动。现在，经多方证实，6本存折都是造假。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黄先生敬佩，因为他拾金不昧的精神没有造假。
　　6本假存折的背后有什么耐人寻味的故事？这当然需要深查，但这是警方的事，我们暂且不提。其实，存折的真伪，不应影响到黄先生做好人好事给大家在这个寒冬里带来的温暖。拾金不昧一直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应当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拾金不昧的精神似乎不那么畅销了，甚至出现了“拾金不昧是傻子”的不和谐的声音。
　　对唱着《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长大的一代人来说，拾到别人的东西要归还，这虽然不是什么高贵的品德，但她却是很多人都应拥有的一种为人的常态。还是这一代人，在拾金不昧的传承上却出现了偏差。如今，有的家长这样教导孩子：拾到不值钱的东西、数量少的钞票，交给老师或警察叔叔；拾到贵重的东西、数额大的钱财，要先交给爸爸妈妈。这样的教子方式，令人汗颜。
　　生活中，总会有平凡的小事感动我们，但也不乏影响力广泛的人和事，令人欣慰。就像这次黄先生，他仅是一名厨师，经济并不宽裕，但他面对“巨款”不动心的品质，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大是大非面前有智慧，或许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但我们都应保持一颗美好的向善的心灵。黄先生拾金不昧的精神，不会因为假存折而打折扣，因为拾金不昧的精神永不贬值！
“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不是一回事儿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审视自己的言行，掂量一下自己到底是爱国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或者，在我们下次用“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来形容某种行为或言论之前，可以也应该首先扪心自问一下自己的直觉是否准确。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一对概念，虽然含义相近，却又存在重要差别。同样一种行为或言论，有些人会将其解读为民族主义的表现，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将其理解为爱国主义的表现。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更加准确与客观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区别？
　　最近，牛津大学博士研究生艾利娜·辛肯恩在《中国季刊》上发表研究报告，不仅清晰地区分了这对概念，并且通过分析2007年对1346名北京高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所收集的资料，说明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和强烈爱国主义情绪的学生，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偏好具有明显差别。
　　辛肯恩指出，区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否把自己作为一国公民的自豪感单纯建立在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之上。所谓“民族主义”，是指人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优秀，并因此无条件地支持自己国家。所谓“爱国主义”，则指人们认为自己与祖国之间存在情感上的密切联系，而这种具有自豪感的联系，往往不涉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主要生发于对本国特质的欣赏。
　　辛肯恩调查问卷的蓝本，来自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的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在她的调查对象中，男女比例基本均等，北大、清华和人大学生分别占有效样本的32%、21%和38%，另有9%的学生来自其他高校。其中，五分之一左右的受访者是中共党员，超过四成受访者的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超过九成受访者是汉族学生。
　　在访谈问卷中，辛肯恩要求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的同意程度为一系列陈述打分。通过汇总计算这些分数，辛肯恩不仅了解了调查对象是否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情绪，也了解了调查对象看待外交政策的态度，并据此分析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辛肯恩发现，受访者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弱，主要与三个因素显著相关。首先，北大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显著低于其他高校，不同专业的受访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别。其次，相对于党员，那些曾经或正在申请入党的学生，民族主义情绪更高，非党员的民族主义情绪则较低。最后，来自农村的学生往往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除此之外，性别、父母教育水平、民族以及对社会地位的自我认知等因素，则与受访者的民族主义情绪水平关系不大。
　　受访者的爱国主义情绪强弱，也取决于三个主要影响因素。首先，党员比其他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绪更加强烈。其次，来自大城市的学生，爱国主义情绪往往不如来自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学生。最后，那些认为自己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学生，爱国主义情绪也相对较弱。而父母教育程度、性别、专业、民族等因素，则与受访者的爱国主义情绪水平关系不大。
　　那么，强烈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情绪，是否会影响人们看待外交政策的态度呢？辛肯恩发现，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学生，对外交政策往往也具有比较强烈的偏好，而且往往更倾向于支持经济保护主义政策，更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具主导性的作用。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绪的学生，则往往更强调国家合作，也往往更具国际主义情怀。
　　辛肯恩认为，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在于：爱国主义者并不像民族主义者那样会把对祖国的热爱诉诸与其他国家的比较；因而，对这些学生来说，热爱中国并不必然意味着蔑视或敌视外国。
　　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辛肯恩发现，无论受访学生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多么显著的差异，他们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呈现出高度的一致。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北京高校学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与政府完全相同，即绝不允许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独立出去。
　　不过，辛肯恩的研究在抽样方法上存在一定问题。例如，调研只着眼于北京几所比较排名靠前的高校，问卷则是在自习教室里随机发放的，令人怀疑这些结果是否具有很好的代表性。然而，考虑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常被作为标签使用，而二者之间的微妙区别又常成为人们辩论和争吵的焦点，辛肯恩的研究还是能给我们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至少，对照辛肯恩的调查结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审视自己的言行，掂量一下自己到底是爱国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或者，在我们下次用“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来形容某种行为或言论之前，可以也应该首先扪心自问一下直觉是否准确。
“中国梦”不能缺快乐元素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环境中，仿若一旦放慢了脚步，就会落伍。于是我们只能拼命前进，激昂奋斗。奇怪的是在这个飞速变革的社会进程中，与之而来的则是更多压力。当下我们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心中都存有一个疑惑，快乐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甚至我们已经弄不清这个原本就单纯的概念。
　　什么是快乐，怎么才能收获快乐，快乐在哪里？
　　中国社科院与土豆网联合发布《中国年轻人快乐心态报告》，在这份关于快乐的报告中，很多人恍然大悟。当我们在这份报告面前静心思考片刻时，我们才明白快乐元素之所以越发消失的缘故。早在之前央视“你幸福吗？”发问中，我们就曾反思过类似的问题。然而，快乐与否尚无定夺的话，幸福就更难以寻觅。尤其，快乐对于自己与家人之间的关系，更是一种愉快生活氛围的写照。
　　在这份《中国年轻人快乐心态报告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人们注意，在调查中，研究课题组以百分制评分为标准，由年轻人及身边人针对快乐指数等进行背对背的打分，结果显示，75%的年轻人对于家人的快乐认知，与家人实际的快乐程度存在落差。也就是说，在快乐的概念上，年轻人与家人之间，出现了一种不相同的认知……
80后纷纷步入而立，90后正在茁壮的今天，青年人对快乐的认知，与家人之间竟然出现了很大的隔阂。当然，这种隔阂背后则是一种无奈和心酸，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应接不暇的反而是越来越多的现实压力，买不起房、结不了婚、养不起娃等看起来的牢骚和抱怨，则潜移默化存在于当下年轻人心态之中，正是这种压力的驱使，催生了诸多机器人一般的“奋斗士”。
　　与年轻人的快乐认知，与家人之间存在差异，相对应的是一个更为值得国人反思的反差。为何当下的年轻人并没有从一种社会大发展中，获得生活的快乐元素，反而是增添了更多忧愁？这个问号不仅仅是个人的，是社会的，也是国家的。
　　知名专栏作家孙雨果在《应为青年人创造健康成长的大舞台》中指出：大环境的恶劣，尤其年轻人舞台的昏暗成为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加上买不起的房子、昏天黑地的股市、上不起学的教育、看不起病的医疗这“四座大山”，本不该属于新青年承受的重压——超乎想象！尤其是大面积的腐败不但污染和毒害了新青年纯洁的心灵，也为他们追求公平、公正的人生之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不管是你快乐么，还是你幸福吗？只有不分年龄，不分群体的所有国人，都能心满意足给出一个足以欣慰的答案，才说明我们的发展和进步。毕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中国梦”，并使实现梦想的过程充斥着快乐的元素，我们才能梦想成真。
《爸爸去哪儿》给父亲重新定位
自开播以来，《爸爸去哪儿》迅速火遍大江南北。这节目为什么这么火？各路媒体人众说纷纭：有人说娃很萌、爸很帅、俩人一起很有爱；有人说档期准，一年到头同质化的歌唱相亲节目弄得观众审美疲劳后，亲子节目让人眼前一亮；有人说制作精，搬来MBC的节目模式，40多个机位、100名以上的工作人员、1000多个小时素材剪成一期；还有人说富有教育性，既教出好爸爸和好小孩，又能体味亲情。这些理由背后，仍有一点值得强调：《爸爸去哪儿》回应了大多数身处转型时代的中国人面临的一大问题，即父亲在家庭责任中的重新定位。
　　男主外，打拼事业，赚钱养家；女主内，生儿育女，勤俭持家，这是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家庭分工和责任定位。无论是否真的“身不由己”，男性以工作忙、打拼赚钱就是负责为由，把陪伴、教育子女的责任更多交给女性或老人来承担。对于大多数的80后、90后、00后而言，父爱缺位远比母爱缺位来得普遍。
　　长期缺乏父爱，孩子可能会患上“缺乏父爱综合症”，从而造成认知、个性、情感、体格方面的障碍与缺陷。国外研究显示，“缺乏父爱综合征”的孩子与那充分获得父爱的孩子相比，中学辍学率及成年后犯罪率均高出2倍；假如是女孩，长大后成为单身母亲的几率则高出3倍；缺乏父爱的孩子年龄愈小，患综合症的危险愈大。而耶鲁大学一项持续12年的研究表明：由男性带大的孩子智商高，他们在学校里的成绩往往更好，走向社会也更容易成功。可见，全身心地扑在事业上，也许会换来更殷实的家境、为孩子赢得更好的起飞平台，却不见得能让孩子感受更多父爱。
　　《爸爸去哪儿》恰恰抓住了社会对父亲承担另一重家庭责任的期待。据统计，4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到观众总人数70%以上，他们除了能在节目的轻松欢笑，在童心童趣中释放平日的压力之外，更能感受到亲子互动带来的父爱共鸣。节目中的互动，为很多人提供了理想中更为亲密的亲子关系。
　　在观众群体中，女性观众占到六成以上，她们更愿意对节目进行评价，并以此投射自己对另一半家庭角色的想象。其中，名模张亮不单对事业认真，他在节目中对家务的承担，与孩子的换位沟通，对孩子细致而周到的看护，耐心温和又不失威严的教导等种种细节，使他不单赢得其他几个孩子的好感，更博得了观众，他们给予他“中国好爸爸”称号。一定程度上，张亮代表了一种新的父亲和丈夫形象。最直观的数据是：他的微博粉丝，从节目播出前的几十万直窜到千万，商演价格也从原先的5000元飙升到80万。
　　远离熟悉的环境和优裕的生活，在乡间田野和孩子们相依相伴时，之前赶通告忙事业而鲜有时间陪伴孩子的郭涛、王岳伦、田亮们，更感到父爱的意义。除开节目必然带有的商业包装因素，我们仍有理由相信，这五个同是“富二代”的孩子，会有着与此前生活截然不同的经历和感受。
轻微违法当义工免罚
体现人性执法
　　报载，仁怀市推行新规，轻微交通违法，可以选择做义工来免除罚款。昨日，记者从仁怀市交警大队获悉，该项措施推行后，已有上百人次选择走上街头当义工。（见12月17日《贵阳晚报》）
　　以往，对交通违章，不分大小轻重、时间长短，一律见着就给予罚款、扣分，没有一点人性化，令司机朋友敢怒不敢言。殊不知，交警作为执法者，不仅代表着公安部门形象，更代表着政府部门形象，在执法中人们对其功过的评判，直接关系到政府部门的形象。若放纵这种非人性化执法不管，不仅严重伤害了司机朋友的心，而且败坏了交警部门的形象，损害政府公信力，为当地城市“窗口”丢脸、抹黑。因而，交警执法只有以人为本，具有人情味，才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同与配合，交警执法才能起到促进严格执法的作用。
　　其实，执法只是手段，教育才是目的。对一些轻微交通违章行为,理应以告知、教育为主，免于处罚。这样既可以让司机朋友心服口服，又有利于交警部门开展执法为民活动，创建和谐警队，实行“双赢”。
　　而今，轻微交通违法当义工可免罚，就是一种人性化执法的好办法。它表明了交警执法人员时时处处从老百姓的利益着想，关心被管理者，帮助被管理者。因为交通违法者前往指定的交通岗，劝导行人遵守交通法、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做这种义工，既是教育别人，更是教育自己。可见，这种用做义工的方式代替经济处罚，既能有效起到教育、警示作用，也避免了以罚代管的执法方式，赋有人情味，体现人性执法理念。不仅容易感动和教育被管理者，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融洽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能提升交警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相形之下，这种惩罚办法，还是比较“重”的，真正人性化执法还有，违章停车十分钟内开走免罚，首次轻微违法免罚等。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不仅各地交警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执法要有人情味，就是所有的执法部门都应该始终把责任牢记心间，把人性化执法作为一种服务信念，做老百姓的贴心人，真正为老百姓提供方便、便捷的服务和人性化的关怀，真正多用情去管理，用心去服务，以人为本，执法为民。
"义工免罚"更要"违规必罚"
　贵州仁怀市推行新规，轻微交通违法，可以选择做义工来免除罚款。轻微交通违法包括行人翻越护栏、非机动车带人、非机动车携带超长超重物品，以及机动车越线停车、违反禁行标线和不在机动车道行驶等。该项措施推行三个月以来，已有上百人次选择走上街头当义工。（12月17日《贵阳晚报》）
　　轻微交通违法的“义工免罚”处理机制，据说是借鉴了国外道路交通管理的做法。这种当义工上街协勤3小时，可抵消50元轻微违法罚款的交管新规，三年前在苏州已先行尝试。“外国的月亮”当然不见得比中国“圆”，但既然将国外的管理经验“拿来”为我所用，就要防止只学皮毛、不学精髓。因此我以为，“义工免罚”更要“违规必罚”。
　　贵州仁怀推行轻微交通违法的“义工免罚”，时间尚不是太久，故而从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教育交通违法者的角度看，这样做也算多了一种处理选项，并能避免执法上的单纯“以罚代管”。而对此新规的实施和执行效果，真正较有说服力的苏州交警部门，曾有一位交警私下告诉记者，以当义工抵消的那些轻微违章，以前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这样的行为“很普遍”；如果严格起来，一抓一个准，但根本忙不过来。
　　交警口中的“根本忙不过来”之说，其实便映衬了轻微交通违法的“法不责众”之忧。但实话实说，在许多地方和城市，市民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不强，却已成为影响文明建设、诱发交通事故的一大因素。譬如，现在各地电动车的逆向行驶、乱闯红灯等现象，早已成了令人担惊受怕的道路“公害”之一。不少交通事故和惨剧的酿成，往往不是机动车违章，而常常是非机动车的违章在先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怕罚得重，就怕管得松”，也即更盼对轻微交通违法的“违规必罚”。
　　交通安全事涉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对轻微交通违法的管理和处罚失之严格，就会导致“从量变到质变”的恶性循环。所以，“义工免罚”的协勤处理机制，不仅要常年不懈，更应想方设法地不断拓宽和强化。否则的话，国外“义工免罚”现身说法的教育警示，到了咱们这儿，就有可能成为一些人眼中“运气太差”的取笑对象。而这，显然已跟提高公众交通素质的教育初衷相去甚远了。
　　“义工免罚”更要“违规必罚”，除了组织义工以上街协勤换取抵消违规罚款，不妨再辟“监管战场”，发动社会各界和方方面面，配合交管部门对各类轻微交通违法大抓“现行”，着力提升和加大违规被查的现实风险。当这种风险也像“查处酒驾”那样让人时刻忌惮，“义工免罚”也才可说是罚到了心坎，罚出了实效。
讨论“站票半价”不是比拼道德优越感
每年春运的时候，火车票“站票半价”的议题都被提起，它很容易激发公众情绪，被很多人看成了一个“铁老大蛮不讲理”的老问题。支持者似乎理直气壮：站着的和坐着的，明明享受着不同的服务，为什么还要付相同的车费？为什么座票与卧铺价格上有差别，站票与座票却没有？
　　这种质问貌似有理，其实不然。站票座票享受不同服务，应该不同价格，似乎很合市场化逻辑。但中国的铁路很难以市场化逻辑去衡量，因为其承担着很多本不该由其承担的公共职能。如果从纯粹市场化的角度分析，到了春运这种一票难求的时候，就应以涨价来平衡供求关系。可如果铁路总公司涨价了，全国人民立刻不答应了，会说“怎么能用市场化逻辑来经营铁路呢？”
　　客观地看，这10多年来，物价涨了多少倍？从房价到肉价，一个个跑得比刘翔快多了，可火车票的价格变化并不大。正是公共事业的补贴体制，支撑着让多数人买得起的火车票价格，也支撑着火车廉价交通工具的属性，因而一到春运就人满为患。当然，因为坐的人多，加上“一票难求”很难解决，铁路部门也承载了最多的怨言。
　　一方面反对铁路市场化，反对铁路以市场的理由涨价，另一方面又以市场的名义要求铁路“站票与座票不同价”，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从我们直观和本能来看，站票与座票价格应有差别，可其实这个价格本就不是一个市场化价格。“无座”不是一种座，而是在春运这种特殊情况下，为满足井喷式远超过铁路运力的回家需求而采取的无奈之举。其实，从技术角度看，“站票半价”也难以实现，因为火车上的座位是流动的，这一站没座，下一站有人下车，也许就有座位了，很难精确统计。
　　有人可能会继续说，买站票的多是返乡的农民工，怎么忍心让这些弱者站着回家，还让他们付与座票一样的钱？这种逻辑也是站不住脚的，是将经济问题道德化，将“站票半价”问题变成了一个煽动情绪的道德问题，好像支持半价，就站到了“同情农民工”的道德高地。可这真不是一个道德问题，第一，买站票的并不只是农民工群体，一票难求之下谁都可能遇到“无座”；第二，农民工是弱势群体，但购买火车票是一种经济行为，应该让这类弱势群体在社会保障中获得补贴和救助，而不是让每个部门和企业都当慈善机构。以“站票半价”的方式去“补贴”弱势群体，这是不切实际也无法承载的期待。
　　在公共政策的讨论中，常常有脱离问题本身而泛道德化的倾向。比如，讨论得正热的“北京拟提高地铁票价”问题，就被偷换成了一个道德问题。北京地铁网的密度越来越高，地铁亏损越来越严重，政府每年补贴100多亿元，以维持两元的低票价。为缓解高峰客流和交通补贴的双重压力，政府提出将制定高峰时段票价差别化方案。但是，一些反对者称：你们开车的人当然不在乎涨不涨价，可你们要考虑一下农民工，考虑一下城市低收入者，涨价是很不道德地掏他们的腰包。显然，这样的判断也是将这个问题道德化了。其一，地铁是公共交通工具，并不是阶层专属；其二，地铁公司不是慈善机构，即便不该赢利，起码也不能总背负这么大的亏损。
　　摒弃泛道德化思维，回归问题本身，公共讨论才会回归理性。
“城管特许占道经营”温情替代不了制度救济
因为生活，外地小伙徐有胜来汉漂泊十年；因为爱情，他每天挥铲万次为妻筹治病钱；因为真情，这位“板栗哥”赢得社会关注；因为“君子协定”，洪山城管受网友盛赞。(12月22日《武汉晨报》)
　　“法律不外乎人情”，城管面对家庭遭遇重大困难的“板栗哥”，与“板栗哥”签订“君子协定”，特别关照“板栗哥”，特许他继续经营着流动摊位。在经常看到城管暴力执法新闻的舆论之下，城管对困难小贩网开一面，特许小贩继续着不符合规定的摆摊行为，让小贩家庭度过经济难关，这彰显了城管在冬日里的温情，是难得的人性化执法，值得叫好。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人性化执法和执法的人情应当是不以违反法律为前提，特别关照“板栗哥”，允许他摆摊经营。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是不是意味着只要家庭经济困难的，上街摆摊，都可以得到城管的照顾？不管这一地段是否允许摆摊，家庭遭遇困难的小贩都可以摆摊？更何况很多小贩的家庭境况远比“板栗哥”差多了，很多小贩还借不到十万元的投资资金。从这个角度说，城管关照“板栗哥”的人性化执法并不可取，也不是治理城市流动摊贩的出路。
　　事实上“板栗哥”的家庭遭遇，不应该依赖城管的特别关照解决，而需要制度化补救，城管关照“板栗哥”替代不了应有的制度救济。“板栗哥”之所以走上炒板栗还债的道路，直接原因是“板栗哥”的爱人做了宫颈癌手术，支付了昂贵的医药费。而从深层次角度说，如果“板栗哥”爱人做宫颈癌手术的时候，宫颈癌手术纳入了医保，报销比例比较高，以及宫颈癌手术列入了大病救助范畴，“板栗哥”的家庭只需要支付和承担较少的手速和医药费用，那么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从这个角度说，避免“板栗哥”的困境，关键要靠制度化解，要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医保水平和扩大大病救助范畴，降低患者家庭承担的医药费用，才能避免大病致贫的悲剧发生，实际上很多贫困家庭的致贫、返贫与大病有关。
　　总而言之，城管关照“板栗哥”的人性化执法值得赞赏，体现了执法温情，但是解决“板栗哥”这种家庭困难，不能靠城管的温情和人性化，必须依赖国家层面的制度救济，只要制度才能救助无数“板栗哥”，毕竟懂得像“板栗哥”这样赚钱的贫民是少数。
汽车限购限行是谁的游戏？
天津这个城市有点怪异，其命运似乎像汪峰。虽然具有直辖市的荣耀，但在北上广的压力之下，命中注定的沦落为二线。12月15日19时，天津方面“半夜鸡叫”，突然推出机动车“双限”措施，引来媒体关注和网友吐槽。天津的新政尽管从北京拿来“限购＋限行”，从上海拿来车牌“拍卖”，但在“嫦娥”妹妹的光环之下，仍然没有上头条。
　　目前，国内有北京、上海、广州、天津、贵阳等多个城市出台限购限行政策，给出的理由多与控量、防堵和治霾有关。相关数据资料显示，已限号的城市治堵和抗霾效果并不理想。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赵瑞政认为，试图通过收费来治堵，这是一种典型的“懒政思维”。笔者以为，这是给草根百姓量身定制的游戏规则，与权贵阶层并没有多大关系。
　　限购，到底限的是谁？据媒体报道称，北京自2010年底开始机动车限购摇号以来，尽管一直摇不到的几率为0，但有人称3年摇不到号。上海车辆拍卖已超过7万元，一个车牌的价格几乎与一辆小型车相当。天津将要开始的车牌拍卖，起步价定为1万元。当汽车车牌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去挖掘，无疑，这几乎是剥夺了百姓草根拥有汽车的权力，而只有权贵才具备占有汽车的资本。
　　限行，到底限的谁？天津市政府关于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称，“为拥有同组和相同限制尾号的单位和个人、家庭机动车变更号牌”，也就是说，只要拥有两部以上汽车，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完全可以超脱所限之列。无疑，这是将城市公共道路资源变成高收入群体和公车的特区，主要限制的还是草根百姓家庭，是明显的社会不公。
　　据媒体报道称，在这股限购政策大潮的影响下，西安、大连、苏州等二线城市也纷纷传出拟限购机动车的消息。笔者以为，在限购的背后除了控量、防堵和治霾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或许还是官员苦苦追求的“政绩”。在打破GDP成为考核官员政绩考核唯一硬指标的格局之后，强化环境保护问责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环境则进而成为官员政绩追求的新目标。
　　解决一个问题，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方法，不仅一直没有找到准确的路径，而且又总是首先拿草根百姓开刀。从大学扩大自主招生权限，到房地产轮番调高首付比例，再到机动车车牌号拍卖，所有游戏规则只有一条，那就是权和钱。笔者不明白，不从源头上入手，不从提高占有使用的成本上发力，不研究查找深层次的原因，总是试图通过简单的限制来解决，总是拼钱的多少、权的大小，各地执政者频频出台如此下策，到底是在维护谁的利益？
用文明行为树立长者形象
　　乘公交或地铁，发现现在年轻人让座还是蛮普遍的。但老人接受让座不言谢也时有所见。今天中午和朋友聚会，在公交车上便发现，两位白发老人一上车，就有两位男青年起身让座，不料两位老人自顾自一边说话一边坐上去，没一人表示感谢。身旁不少乘客投来异样的眼光，作为一个老年人，我很是不爽，让座和感谢让座是人之常情，难道说一声“谢谢”就这么难吗？
　　当下,老人在社会生活中不检点自身形象的状况时有所见,如在公园花木丛处小便，在公园树荫下择菜后留下一地菜皮走人，在超市购物乱翻食品等。就说笔者观念里老年人较为遵守交通规则的印象，也被现实所颠覆：不顾前方闪亮的红灯，总能见到老年人乱穿马路“急吼吼”的身影，在居家附近的大连西路和曲阳路已是见怪不怪。笔者常常为此捏一把汗，倘若因之发生车祸，于己于家庭的代价和教训也太沉重了。看来，自身的文明形象并不是以年龄为界限的。相反，时下年轻人文明程度似乎要比老年人高得多。受教育的程度、知识文化结构对文明习惯的养成，不能不说是一个有力的支撑。
　　部分老年人自我约束和检点欠缺的问题虽属少数，但经社情和舆情放大，老年人的群体形象无需讳言在人们的心目中打了不小的折扣。笔者以为，上述情况的产生，似乎和老年人当年所处的“紧缺经济”年代不无关联，长期的潜移默化使之养成什么事情都要争先恐后的习惯。如何跟上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与时俱进也是摆在咱们老年人面前一个绕不开的文明考题。
　　当前我们正进入老龄化社会，退休老人有更多时间出现在城市公共场所，作为最具阅历的一个群体，老人们的言行也是一张城市名片，代表着一座城市的形象。如何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文明长者，首先应该自尊自爱，不能单靠“老”字倚老卖老，也要放下身段，虚心向年轻人学习，用文明、涵养、风度、慈爱来树立长者形象。
天价"马体墨宝"在拿艺术开涮
12月22日下午，经过63次加价延时，马云自创的“马体墨宝”昨天在来往“淘宝官方拍卖”扎堆落槌，最终拍出了242万余元。这个金额在艺术品拍卖领域并不算多，但对于首次泼墨画画的马云来说，这场半开玩笑式的公益拍卖已算是“天价”成功。（12月23日《兰州晚报》）
　　如果你不知何为奇迹，那么拍出242万天价的“马体墨宝”就是一个鲜活的教材。如果你不知什么叫“赢者通吃”乃至“赢者乱吃”，那么这幅“马体墨宝”还是一个鲜活的教材。马云当初展示“墨宝”之后，曾引起不少网友的“毒舌”点评。有人认为画的是太极，有人说是蛋糕卷，还有人说画的像是祖玛游戏，总之就是“不确定到底是啥”。然而这是这幅“不确定到底是啥”，让人困惑迷茫的“马体墨宝”，硬是演绎了“画随人贵”的活剧。
　　马云被喻为商务奇人，为国内电子商务的鼻祖。他以“东方的智慧，西方的运作，全球的大市场”的经营管理理念，招揽人才，开拓市场，培育电子商务市场，为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构建了一个完善的电子商务平台。马云功今年功成身退以后，又过了一把画家的瘾，“马体墨宝”横空出世。而且这幅不知所云的“马体墨宝”一出市场就身价不凡，让很多人跌碎了眼镜。
　　一幅不知所云，或者云什么就是什么的的“画作”能拍出天价，这又传递了什么信息？有人说这是一个玩笑——如今中国富豪多矣，开个玩笑的价钱就花了242万巨款。马云说，画不在于怎么画，而在于怎么卖；不在于画得多好。马云还说，将把画作拍卖所得捐赠用作公益，这也令人钦佩。但我还是希望，市场归市场，广告归广告，艺术归艺术。给艺术留一点尊严，别为了商业目的而拿艺术开涮，寒碜艺术。
“硕士城管”淡出一线折射选择之痛
常州市有12名“硕士城管”在一线执法的讯息，去年经媒体报道后曾成为民众的关注点之一。最新情况如何？“报道的12个人，目前仅金坛还有1人仍在城管执法一线。参加公务员考试离开城管系统的，2人；外单位借调的，2人；其他7人(其中1人将调离)都已转为管理岗位，离开一线了。”12月上旬，常州市城管局向记者提供了“硕士城管”们的最新动向。(12月23日《新华日报》)
　　“硕士城管”的新闻当初之所以博人眼球，一方面是因为高学历进入城管队伍，人们对城管形象的改善心存念想；另外一方面还在于担忧如此高学历进入城管队伍是否存在浪费的嫌疑。果不其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已经证明，这些当初进入城管队伍的硕士生，如今都选择了“脱队”，逐渐淡出一线的执法视线，或者借调、或者转岗、或者高升，而这样的结局带来更多的思考就是，当“硕士城管”都心怀骑骡子找马的心态的时候，应该思考的就不仅是这些硕士的选择，而更多的应该是城管的一线执法岗位。因为岗位能够吸引这么多的高学历人群报考，说明其存在巨大的吸引力，然而这样的吸引力却没有持续，这就是问题所在。
　　高学历人员进入城管执法的一线岗位上，首先面临的无疑是当初的想象与现实的落差之间的矛盾。这从心理的感受即可以表达出来，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往往没有社会经验，而选择城管，多是看中其“参公事业编制”的待遇。然而职业的发展与第一眼的印象往往会相去甚远，职业的方向会与个人的兴趣相关，与自身的能力相连，而第一眼的印象或者说社会评价的印象往往会误导毕业生。当“硕士城管”真正进入工作岗位之后，发现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巨大，其必然产生骑骡子找马的心态，而最终付诸实施，也就造成了城管队伍暂时出现尴尬的局面。如此局面之下，硕士生们应该反思其职业选择的科学性，城管岗位本身更应该反思其吸引力为何顿然消失。
　　这些“硕士城管”之所以选择离开，有着职业的原因，说城管并非一辈子的职业方向；有着对城管形象的本身并不认同的原因，尤其是城管一线执法的形象，往往是与商贩对立存在着；当然还会有当初选择的失误。凡此种种，当“硕士城管”曾经是一种荣耀的新闻，如今却如此黯淡。但进入城管队伍的高学历毕业生，都有这样的心态。那么，城管的稳定性就值得推敲，因为那些能够考进的人必须是各方面条件都合适的，而他们本身并没有长期工作的打算，仅仅是将城管队伍当成一次经历，一次职业生涯的跳板。那么，对于原本那些希望进入的人来说，是否就是一种不公平呢？是高学历的人，原本就不打算长此以往，却挤占了他们的岗位，造成了稳定性的缺失。
　　其实，归根结底地说，高学历的城管队伍之所以远走根基在于城管的形象以及岗位的发展问题。一者是外界对于城管已经形成定式思维，是一种不光彩的形象；二者是在城管岗位上并没有更多的发展空间，造成了晋升的“瓶颈”；三者是高学历人员进入城管队伍从心理上感觉这就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没有归属感和认同感。
城管是否变成了"跳板"?
据《新华日报》报道，常州市有12名“硕士城管”在一线执法的讯息，去年经媒体报道后曾成为民众的关注点之一。
　　最新的情况是，在报道的12个人中，目前仅金坛还有1人仍在城管执法一线，其他11人皆已离开城管一线岗位。其中，参加公务员考试离开城管系统2人；外单位借调2人；其他7人（其中1人将调离）都已转为管理岗位。
　　说实话，让硕士来担任城管，原本就是“眼球效应”大于实际效果的一种作派。因为，按照城市管理要求以及目前城市管理现状，应当具有较高素质的人员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但是，也不意味着城市管理一线的人员都需要有硕士文凭。更何况，这些硕士生，并不都是学习城市管理的，也没有城市管理经验。
　　而从常州的情况来看，12名硕士生，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就有11人离开了城市管理一线岗位，也充分说明这样的操作是不慎重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这样的方式招聘城市管理人员，更象是搭了一块“跳板”，给有关系的人从这块“跳板”上跳到设计好的岗位。不然，怎么会有7人转为管理岗位、2人被外单位借调呢？
　　退一步讲，就算人事城市管理的人员需要到一线岗位锻炼，也不能一年不到就纷纷扇形吧？如果这样，除了发挥“跳板”作用，还如何找到其他理解的理由呢？
　　从武装城管到美女城管再到硕士城管，城管的花样可谓是越变越多。可是，围绕城市管理的问题却一点也没有得到改观。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要求，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城市管理队伍。到底如何建设，如何才能让城市管理人员的素质适合城市管理的要求，需要各级政府认真研究与思考。提高城市管理人员的文化素质，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但是，文凭高、文化素质高，并不是城市管理水平高的唯一标志。真正的高水平的城市管理，关键还在于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招聘文凭较和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员进入城市管理队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和手段，但决不能就文凭论文凭、就文化素质论文化素质，就象常州这样，人是找到了，但很快又离开了。这样的管理思路，只会让城管的社会形象更差，让城管人员的素质更加难以提高。
　　城市管理需要实实在在的办法和措施，而不是制造“眼球效应”和社会“轰动效应”。否则，好事就会变成坏事，变成权势人物的一种新的牟利工具。
"硕士城管"昙花一现未必是坏事
常州市有12名“硕士城管”在一线执法的讯息，去年经媒体报道后曾成为民众的关注点之一。最新情况如何？“报道的12个人，目前仅金坛还有1人仍在城管执法一线。参加公务员考试离开城管系统的，2人；外单位借调的，2人；其他7人（其中1人将调离）都已转为管理岗位，离开一线了。”12月上旬，常州市城管局向记者提供了“硕士城管”们的最新动向。（12月23日《新华日报》)
　　“硕士城管”的出现，曾经有人才是否浪费的争论，事实证明，这种争论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事隔一年，真正意义上的“硕士城管”也只剩下一个，恐怕这一个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因为她已经坦言，城管职业没有什么前途，真心羡慕和祝福曾经的同事“成功实现了‘角色转换’”。
　　硕士当城管，谁都看得出，看中的不是城管，而是事业编制，换言之，就是将当城管作为“骑马找马”的就业跳板，等到进入了编制内之后，自然而然地会“升迁”了。拥有了编制之后，不再甘心当城管，理由似乎并不缺乏：城管难当“一辈子的事业”，各种任务叠加，考核压力太大，干得多却拿得不多等等。其实，这些问题本不是“问题”，因为其他人同样也遭遇相同的问题，为何他们能够承受，硕士就无法承受。
　　不能说“硕士城管”毫无作用，至少在人性化执法方面有实质性的进展。城管这一个行业，自然也需要高学历者，但从现实来看，似乎“养”不住高学历者。如果当初没有以“骗制”相吸引，恐怕不太可能会吸引高学历者。
　　“硕士城管”昙花一现带来的思考是：其一，城管执法形象的转变，不能靠高学历者，而应该是靠制度的转变。高学历肯入城管的行业，未必就是为了事业，而一味地靠编制吸引人，也是行不通的。城管这一行业如果能够在制度上进行改变，哪怕从业人员不是高学历者，同样会取得成绩，同样会“塑造”出高大的形象；其二，对于“硕士城管”不必寄予厚望，更不必将吸引高学历者当城管作为喙头。这终究不是解决之道。事实也证明，高学历的城管留不住。人心早就涣散，又如何能够作出多少成绩呢？
　　城管这一行业虽然需要高学历，但最终的落脚点不只是编制，而应该是行业的前景。如果一个行业让从业人员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丰厚的回报，这自然而然地会让人退却。
　　“硕士城管”昙花一现，未必是坏事，至少能够让我们更加清醒，从而更加理智地思考城管的华丽转身。
行诉法修订让“民告官”不再那么难
行政诉讼法可以说是一部小宪法，是弥补宪法不可直接诉讼的重要途径，是公民对抗国家权力、监督行政机关运行的有力武器。修订行政诉讼法对于规范政府权力运行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作者：谢彩凤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于12月23日至12月28日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的一项重大议程是审议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这是行政诉讼法自日实施以来的首次大修，是中国法治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篇章。
　　行政诉讼法通俗地讲是一部关于“民告官”的法律。张艺谋导演1992年拍摄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秋菊要告村长和公安局，就是一次典型的行政诉讼，是行政诉讼法首次颁布后的一次全民普法。影片中秋菊一路往上告，从乡派出所告到县公安局，从县公安局再到市公安局，最后直到市中级法院判决秋菊胜诉，整个官司才算了结。当秋菊与市公安局长分别坐在原告席和被告席的那一刻，行政诉讼的真谛呼之欲出。没错，行政诉讼就是普通公民与行政机关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对抗。而秋菊经历的这一漫长曲折的艰辛历程，正是无数行政相对人打行政官司的真实写照。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一大区别是，被告席上永远都都坐着行政机关。正是这一特殊的身份决定了行政诉讼的多重困难。
　　公开数据显示，自1990年行政诉讼法实施至今，22年来全国法院累计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91万余件，年均83168件，然而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原告胜诉率不到10%，审判效果和审判质量不容乐观。
　　民众普遍反映，目前行政诉讼有三难：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立案难表现在很多民告官案件法院不予受理，难以进入法庭程序。其中既有行政诉讼收案范围偏窄的原因，也有现实环境的制约。根据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才具有可诉性，抽象行政行为一般不可诉，诸如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不属于收案范围，因此大量基层政府以红头文件形式发布的决定或命令因不属于案件受理范围，普通百姓面临状告无门的困境。而恰恰是这些较低层级的决定和命令，相比于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由于制定方式和程序更为简单随意、涉及的事项更为明确具体，对老百姓的权益影响更为直接。比如之前某县政府制定的没有初中毕业证不能领取结婚证的红头文件，令人啼笑皆非，但是连法院的门都进不去，“讨说法”很困难。因此，民众对此次修法的一大期待就是扩大行政诉讼的“入口”，让更多的抽象行政行为可以进入法庭审理程序。
　　审判难表现在审判过程中，法院更多希望以协调或调解方式结案，不情愿使用判决方式以及轻易不会判决行政机关败诉。执行难则表现在即便行政相对人胜诉，行政机关败诉，法院执行起来也是困难重重。出现这些困难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司法机构本身的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一直以来，地方法院在人财物诸方面都受制于地方行政机关，法院的日常工作也需要地方政府的各种支持。法院行使审判职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协助地方政府管理地方事务，维护一方的安定和谐。因此，法院是行政机关的亲密盟友，而不是完全独立的两个机关。在这样的合作共赢大背景下，指望法院狠下心来对待政府是不切实际的，要提升普通公民的胜诉率也不是法院想要追求的目标。恰恰相反，法院会把较低的行政机关败诉率视为维护官民和谐关系的一大成绩。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各地法院此前尝试多种做法，比如异地审理、集中审理、指定审理、提级审理等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或许提供了更加实质性的答案。如果这一思想得到充分落实，增强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斩断法院与地方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民告官的困难局面想必会有重大逆转。此次修改行政诉讼法，应该说就是要进一步落实中央的指示，是中国开创行政诉讼新时代的重大机遇。
　　行政诉讼法可以说是一部小宪法，是弥补宪法不可直接诉讼的重要途径，是公民对抗国家权力、监督行政机关运行的有力武器。修订行政诉讼法对于规范政府权力运行、构建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希望立法机关此次修法能充分回应民众诉求，为推动依法行政、法治政府迈出坚实的一步。
今年无人送台历说明了什么？
企业不能与权力靠得太近，而与市场竞争渐行渐远，离企业家精神渐行渐远。说到底，从长远看，以创新、优质和价格合理，在自由市场上博弈的企业和产品，才会有更大的生命力和更大的获利。比如，义乌就有一家挂历公司从中央发出“八项规定”后就转向民企客户和家庭需求，目前就销售不错。
　　昨日各地报道，多年来一直依靠公款消费的台挂历企业和商家，今年业务惨淡。义乌生产台挂历企业有一两百家，据义乌市文化礼品行业协会会长金景喜估计，此次总损失金额至少上亿元。浙江省苍南县被称为“中国台挂历之乡”，中国75%以上的台挂历产于此，现在库存积压严重。
　　去年年底，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其中要求“厉行勤俭节约”等。今年10月31日中央纪委又专门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按理说，巨额公款消费撑着的高端白酒业、豪华餐饮业、奢侈礼品业、洗浴按摩业和鲜花旗帜业等颓败，已有前车之鉴，挂历企业如有心调整和转型，还是有缓冲期的，至少不需再印那么多。现在这个“想哭”的窘境，多少是“不识大局”的侥幸心理惹的祸，他们低估了中央和各省这次反腐败和反浪费的决心、力度和持久。这事给那些仍有类似心理活动的企业商家再次敲响了警钟。
　　世界上任何国家和任何制度，做企业、做产品和做销售，要说与一国政治和政府没有任何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可像中国某些企业、行业或产品多年靠“特供”、“吃政府”和“消费权力”的管理和营销路数，还真是不多见，产生的问题也不一般，除了对党、政府及党员干部的腐蚀之外，对这些企业本身其实也是腐蚀。现在不少专家在建议他们转型谋求出路，实际上他们其中一些，只要被抽掉权力腐败和巨大浪费的支柱，就是一位泥腿巨人，根本站不起来，如豪宴酒楼或私人会所，也只有任其垮掉。一些长期只会靠政府挣钱，甚至只会挣政府钱的企业，一定有对其“抱着不放”和“交往过密”的官员和政府，而随着反腐反浪费的深入和广泛，这种空间定会被挤压得越来越小，吃权力饭的企业必会难以生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何帆曾说，企业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保持和政治的距离。企业不能与权力靠得太近，而与市场竞争渐行渐远，离企业家精神渐行渐远。说到底，从长远看，以创新、优质和价格合理，在自由市场上博弈的企业和产品，才会有更大的生命力和更大的获利。比如，义乌就有一家挂历公司从中央发出“八项规定”后就转向民企客户和家庭需求，目前就销售不错。
“中式圣诞”背后的娱乐表达
看到敲锣打鼓、发海报的圣诞老人，就如同看到在灵岩寺或故宫里的星巴克，给人一种“穿越”的感觉。面对这样不中不西的文化景象，西方人看着不舒坦，国人看着也是非常纠结。国粹主义者更会大呼保护传统文化，抵制西方文化软侵略，甚至会发起抵制圣诞节、情人节之类的行动。按照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式圣诞”这个怪胎，应该是东西方文化冲突的产物。那么问题自然而来，“中式圣诞”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中式圣诞”？
　　圣诞节，有着深厚的宗教背景和历史文化土壤。但是，在我国，圣诞节只是一种狂欢。看电影、搞促销、大酬宾、大甩卖……确切来说，这是一种商业的狂欢。但是，除了商家的刻意炒作，我国民众对于圣诞节就真得无欲无求吗？答案当然否定的。一份“中式圣诞，你怎么看”的网络调查显示，有39.2%的人选择了“无论中式西式，开心就好”。也就是说，至少有1/3的国人是喜欢过圣诞节并且以此作为一种娱乐方式的。
　　圣诞节，是一种娱乐表达。就如同2月14日“情人节”，也如同11月11日“光棍节”，更如同日这个“一生一世节”，圣诞节，或许只是国人娱乐一把的一个载体或是借口。当下而言，国人的生活压力不小，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城市人的恒产和恒心，很多年轻人都在默默无闻地奋斗着，织造着属于自己的人生梦想。超快地生活节奏，需要让国人停下步伐来休息片刻，看一看路边的风景，完成几次心灵的沉淀。
　　西方节日的泛滥，其实证明了国人娱乐心态和休闲心态的回归。这是一种好的现象。这反映或者说代表了国人的一种休闲诉求——当下的城市生活，需要给市民们放个大假。单位不放假，那就自己放假。而且，公共假期要安排的更加合理。前段时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放假通知，2013年，国人共有29天的公共假期，可是，细细一算，其实总共不过放了11天假。放假变成了“挪假”。“挪假”或许也并非完全是错，前提是挪得要合理。今年的元旦假期安排，就不怎么合理。夹在五天假期中的12月31日（星期一）被划定为工作日，就有失人性化。
　　我们的传统节日，如中秋节、端午节、清明节，都安排了假期，这似乎是国家重视传统文化的表现，其实不然。这些假期虽然基本都在放假，但与休闲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却都与功利的“刺激消费”有关。至于传统习俗，政府部门更是不买账——假日里只有经济，又哪里有文化？对于公众而言，假日里只有拥挤和伤不起的休闲观，又哪能对传统节日感兴趣？
　　西方文化，或许并非太过强势。传统文化未必也太过脆弱。东西文化的整合与传统文化的固守，都需要一定的社会心理作为基础。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建成所谓的“休闲社会”，假期体制不能还公众一个正常的娱乐心态，生活压力居高不下，物价、房价层层攀升，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建立健全，则公众就会以娱乐为借口，给自己多找几个娱乐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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