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Chat：电子书写式言谈与熟人圈的公共性重构&&从&微信&出发的一种互联网文化分析
国际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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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hat：电子书写式言谈与熟人圈的公共性重构&&从&微信&出发的一种互联网文化分析
孙藜，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电邮：
本文得到上海政法学院校级课题&互联网时代的公共领域&（编号:2013XJ18）支持。
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Online Talks of &We Chat& and Reconstructing of Publicness of Chinese Shuren Circle in Electronic Writing
Sun L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Email: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 一、审视&微信&的理论与历史坐标
&&&&&& 对当下任何一种特定的互联网媒介形态进行探究，都充满了风险，这不仅在于整体上研究者尚未通过对这一&新媒介&的充分体察而对手中已有的理论工具做出深刻的反思(黄少华,翟本瑞,)。1也是因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应用本身就处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快速演变中。比如新近CNNIC的调查报告称，2013年微博应用较2012年已经下降了9%，而包括微信在内的即时通讯则雄踞榜首(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4)。在可穿戴技术已步入现实的情形下，没有谁敢断定，微博的命运不会降临到微信身上。
&&&&&& 技术的变换不定和观察距离的太近，很容易让研究者走向迷失；但反过来说，适当地拉开距离，并不意味着不能对当下以及哪怕刚成历史的技术应用进行研究。本文的出发点更多地在于对&微信&做理论审视，秉持与互联网研究者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类似的取向：寻求社会理论的解放性。在他看来，研究者&只有承认互联网的革新性&，看到&它也可能在消除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等级制度，并在为新的文化活动扫清道路、确定方向方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波斯特,-21)，才能更好地研究互联网。换言之，互联网当然存在着诸多弊端，但不管出于多么好的初衷，&专门关注这些危险&可能会&使新的政治运动与批判都丧失了机会&，所以，重要的是&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尽我们所能以最好的方式去理解它们的结果&(波斯特,)。这种对社会理论解放性的寻求，也是学者参与社会生活和承担责任的方式之一(李金铨,)。与波斯特相一致，本文也将这种小心翼翼的理论思考充分置于一种本土情境和历史视野的观照下。
&&&&&& 微信的历史坐标，让它具备了值得认真审视的价值。这个诞生于2011年、被有些人称作&中国第一个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手机互联网社交应用产品，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互联网的各种样式之间的媒介融合，并在发展出新的可能。比如，新闻信息获取与搜索方面，微信有各种微门户的&订阅号&加以衔接；微信群对应于传统的BBS、聊天室，还联系着人们在各种即时通讯应用中已经熟悉的邮件组、QQ/MSN群；微信&朋友圈&让人们也可以像博客、微博或者个人空间中那样发表文章、更新图片、彼此跟帖回应，其他还有诸如竞争激烈的网络游戏、金融支付，等等。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对微信的分析包含着对互联网应用诸多分散媒介形态的共性考察。2
当然，还要看到微信自身的特殊性，即以手机这一移动终端为平台。这不仅意味身体在从PC到手机演变中进一步被解放，更重要的，微信第一次大规模地将互联网交流方式牢牢嵌入到了手机所有者的日常熟人交往圈子之中，并且完全以其为根基。3微信的设计者对此有着足够明确的意图，只要体验一下在PC上使用微信的种种限制与不便，便可一清二楚。
&&&&&& 也正是在此，本文试图对&微信&所做的特定理论审视找到了其经验的接合点，即互联网如何重构中国人以&熟人关系&为特征的交往模式。十余年来，人们已见证了太多由新媒体促动或参与其间的重大新闻事件，互联网研究惯常所见的也是由政治公共领域进入，关注诸如互联网与新闻传播、政府控制、民众赋权（empowerment）、在线运动（online activism）等核心议题(Yang,2009；曾繁旭,黄广生,2012；丁未,2009；邱林川,陈韬文,2011；周裕琼,2012)，然而正如有学者提出的质疑，在层出不穷的新媒体事件中，话语权力是否实现了由传统精英垄断转变为底层赋权，事件的社会效果，到底是延续还是打破了传统权力结构，尚无一个确切的结论(邱林川,陈韬文,2009)。
&&&&&&& 本文所做的，即暂且远离这些表层的潮涨潮落，从熟人关系入手，审视与互联网相伴生的新的交往模式和交往文化，进而返回到政治公共领域思考这些变化的意义。微信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适切的个案。在分析具体机制之前，不妨预先总结一下本文的发现：长远地看，微信特定的沟通模式有助于理性平等的公共交往文化从熟人圈中得到更为稳定的生发，进而有可能为政治公共领域提供良好的参与基础并重塑政治合法性。但是，这一切因社会转型在结构及政治文化上的复杂和技术嬗变而充满了不确定性。
&&&&&&& 二、新的公共性：熟人圈里的电子书写式言谈
&&&&&&& 微信的英文名称是We Chat，尽管作为一种&融合&而成的新媒介，微信并不局限于交谈，但这的确是其一项基本且重要的功能。交谈或聊天，正是人们维系日常社会交往关系的最古老又最基本的交流手段。&交谈是一个经久不衰、无所不在的媒介&，&它渗透在一切时代、一切地方&，然而正如塔尔德（Gabriel Tarde）接着论述的那样，报纸&始于交谈，通过闲聊和通信而得到延伸&，但有了报纸（包括书籍）之后，交谈就受到了&最强大力量&的约束：&报纸使人们的交谈在内容上统一，使交谈更加活跃，使之空间上异质、时间上多样&(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特里&N&克拉克,6/241)。同样，有了互联网以及当互联网发展出了微信之后，人们的交谈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本研究尝试称微信中介的交往为&熟人圈里的电子书写式言谈&。
&&&&& &电子书写式言谈&这个稍显繁复的概念体现着麦克卢汉( -91)的洞见：一种媒介的&内容&是另一种媒介，媒介之间互相作用，通过&杂交&释放&巨大的核能&并繁殖后代。即是说，在微信式交谈中，蕴含着口语、书写与电子多种形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微信&朋友圈&中的三者杂交。对考察其传播特性而言，&电子书写&（electronic writing）这个在后结构主义者那里得到广泛讨论的概念，尤为关键。它用来指电子媒介特别是互联网兴起之后，对书写尤其是印刷式书写的改造。正如凯瑞()所指出的，从电报开始，&运输&与&传播&之间就已产生了决定性分离：&符号能独立于地理而运动，独立于运输且比运输还要快捷&。这个被有些学者形容为像&幽灵&（specters）一样的存在，用波斯特(2010:87)比较技术化的说法，就是从模拟到数字化：&数字化引入了另一种清晰的语言，用0和1的序列表示字母。增加了这两个数字，语言的物质载体就可以转换为电子的微观世界&&即最小的物理元素，如脉冲或电子&。事实上，互联网带来的所有变革可能都要追溯到这一新的&电子语言&的诞生，毫无疑问，它也对旧有的媒介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 电子书写因之而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文本连同语境的转换、再创造与再传播成为极其便捷的事情。换言之，电子书写&使文化客体的即时性、转换和再传播成为可能&(波斯特,2010:17)。无论是BBS、聊天室还是邮件组、微博，一条讯息&原作&很容易不断地经使用者&添油加醋&地再创作并即时再传播出去，而这，在印刷式书写中是不可能的。这点看似寻常的变化，已被不同取向的学者赋予了深刻的历史意义。比如，在解构主义者那里，典型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声称的&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它意味着，在电子书写面前，由印刷书写所塑型并保证的、构成了西方现代制度之根基的那个理性自律&主体&已是摇摇欲坠。在传播研究领域，自英尼斯（Harold Innis）以降的传播技术学派也与之相应和，既然印刷术联系着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整个文明组织，那么，电子书写对其的挑战必然会动摇现代性的根基。这里暂且按下这些来自西方的&宏大叙事&，仅需记住，电子书写的上述特点，对将要进行的微信传播分析至关重要。
&电子书写&对手机媒体的介入，大体是从短信（包括一对一，一对多的&群发&）开始，之前手机的传播形态基本上是语音通讯（固定电话）的移动化，但微信在互联网环境下的电子书写，使之不同于电信网络中的短信。它不仅方便地兼容了即时的语音通话和短信沟通，更把电子书写的各种互联网形态引入到了熟人圈的交往中。这意味着在对微信的分析中，尽管有关互联网传播交流模式特性的总结依然有效，但它的作用机制要在微信的具体语境下做重新的审视。
&&&&&&& 正像塔尔德所论及的报纸重构了交谈，手机本身也早已极大改变了人们交谈的时空：在电话解决了远距离通讯之后，手机进一步解放了物理空间的束缚，短信则像录音电话那样解放了时间，使得交谈即可同步又可异步。微信在此基础上对交谈的进一步的重塑，至关重要的是紧密相连的两个方面，其一，它把一个类似微博（mirco-blogs）一样的表达方式插入到交谈中；其二，与此同时因为转发（分享到朋友圈）的方便，它也时时将&陌生人&引入到了熟人交往圈子之中。这两个特性，都与&电子书写&息息相关，接下来将在关系重构的视角下逐一进行分析。
&&&&&& 作为日志（记）的Blog，其原初形态大概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的私密交谈，从博客（Web Blog）、微博到QQ个人空间之类，互联网上的日志使得这种&私密性&成为了有选择的公开性，目下已有诸多研究者延用曼纽尔&卡斯特(Castells,2007)的概念称之为&大众自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或者受吉尔摩（Dan Gillmor）影响称之为自媒体（We Media），微信在&朋友圈&中引入这一传播形态，一方面延续着博客、微博对私密性的告别，但又进一步将其限定在熟人（所谓&朋友&）的范围之内。4从&交谈&的交互性来看，尽管微博类交流允许接收者发表评论（在微信中表现为一简一繁的&赞&和&评论&），而且时不时甚至会有激烈的观点交锋出现，但它的传播模式更像大众传播则属无疑，只是，微信中这一电子书写的接收对象，由&匿名的大众&转向了日常交往中的熟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文称之为电子书写式&言谈&而不是&交谈&。换言之，微信中介着的交谈，不仅有一对一的私密，有各种&群&中多对多的热闹，也有类似自言自语的一对多的&广播&。
&&&&&&& 微信的技术设计者对&电子书写&有若干限制，对PC的隔离是一例，同样，它在技术便捷性上鼓励书写者发表图片而不是纯粹的文字5，这些都可以视为，在一个碎片化时代，&微信&试图努力维持&交谈&（talk）的简洁短小，而不想步入博客类长篇大论式的&演讲&（speech）。但是，在&转发&方面（&分享到朋友圈&）它却异常便捷，也不像微博140个字那样受到篇幅的限制。这种以数字化&电子书写&在微信中的特定应用，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陌生人&在熟人圈中的出场。这里所说的&陌生人&，不是微信中专门通过&摇一摇&或&附近的人&功能所发现的不认识的人，而是指那些在不断被转发过程中的文本的&原作者&。事实上，这些&陌生人&大多来自微信使用者的网络浏览，尤其是各种&推送&的&订阅号&，而且，在不断地转发过程中，似乎少有人注意到这些陌生人的姓名，总体上，他们进入到熟人圈中是以一种&匿名&状态存在着。&&在这个意义上，倒真地可以说，&作者已死&。也可以说，有人认为相比微博，微信属于封闭式交往，其实不确，它应兼具封闭与开放的特性。
&&&&&& 在基本描述了微信交谈的两个特征之后，现在的问题是，该如何进一步阐发其对人们日常熟人关系圈的重构？所谓&新公共性&的萌发，到底指的是什么？
&&&&&& 先从一个有趣的命名说起。一般说来，手机通讯录包含着使用者多种层面的日常交往关系，从以血缘为基础的家人亲戚到功利性主导的职场同事、上下级或业务关系，以及各种情感、价值或利益纽带联结起的日常交往联系，但在微信中，这个有着亲疏远近之别的社交网络却被命名为&朋友圈&6。这或许正体现着人与技术关系的某种期待维度：&人类干预在设计中能够嵌入特定的价值理念。但是一旦设计完成，这些价值理念将会持续发挥作用&(查德威克,2010:26)。即是说，虽然微信在设计上给了使用者对&熟人关系网&的选择与决定的权力，微信社交网络也不会真地只限定在狭义的&朋友&之上，但是反过来，技术以及蕴含在技术中的某种理念，恰恰为熟人圈关系的重构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 重构的过程首先是一个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中自我的建构过程。延续着语言哲学家J&L&奥斯汀(2012)将言语视为&以言行事&的一种表述行为（performative，也译为&施行式&）的观点，电子书写被认为不仅展示事物，而且也改变事物，它们所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建构了主体(波斯特,2010:78)。国内外已有研究从社会心理学出发，探究电子传播如何塑造网络交流中个人的&理想自我&（ideal self）(黄厚铭,2007；靖鸣,周燕,2013；杨桃莲,2013；约书亚&梅罗维茨,2002)，如果将这些讨论衡诸微信熟人交往的语境，就会发现，微信中的自我建构，跟一般在虚拟空间中重塑一个&匿名&的（披了马甲的）&新的自我&并用心经营不同，也与以真实姓名或身份在陌生人中表现一个&新的自我&不一样，微信是将某种&理想自我&置于熟人圈中，因而公开地与那个一直&囚禁在他人目光中&的&自我&拉开了一定距离。换言之，与其说是一个&理想自我&的建构，倒不如说是将原来在熟人圈中那个熟悉固定的&自我&去中心化了：一位&远离是非&的同事、一位&为家操劳&的母亲，一个为领导开车的&唯唯诺诺&的司机，所有这些为熟人圈所熟知的&身份&，可能会因一条或几条微信的迎头撞击而遭瓦解。事实上，&身份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建构在许多不同的且往往是交叉的、相反的论述、实践及地位上的多元组合&(霍尔,2010:4)，但哪种成为交往行为的依据，却联系着交往话语中的权力关系。且尤应注意的，当使用者转发某个重要或有趣的文本之际，他/她俨然已成为这个新文本的新作者，原作者虽处在匿名之下，但在相当意义上，它无形之下的权威对以此重构自我的&新作者&而言，也是可以倚助的强大力量。
&&&&&& 乐观地看，这的确包含了本文开头所指出的，互联网文化在消除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等级制度方面的积极面向，因而可以这么说，&电子书写式言谈&在某种意义上更加接近于塔尔德所谓的自愿性交谈（facultatif），即一种地位平等的朋友式交谈，与之相对的是义务性（obligatory）交谈，多是受控与仪式性的，从源头上来说，属于底层人士对领袖和首领的拜访、附庸对宗主的觐见，目的是送礼纳贡(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特里&N&克拉克,)。现代社会中人身依附虽已罕见，但交往中依然存留着控制与支配关系，在中国熟人交往中更是如此，&电子书写式言谈&的种种特性，尽管不可能完全趋向平等，但它的身体不在场，交流时间上的对不同步的允许，以及在书写与转发上的便捷，使得熟人交往在相当程度上免除了物理空间联系着的种种等级规范、面对面（以及即时语音）交流中的时间压力，这样一个过程，非常类似电视在家庭中所引发的那种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变化(约书亚&梅罗维茨,)，只是微信所改变的，几近从家庭关系扩展到了所有的熟人交往圈子。
与这种熟人关系趋向平等化的特征相表里，微信交谈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陌生人&进入所带来的熟人圈的新公共性萌发。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这个过程早在印刷书写时代就已经开始，它就是吉登斯()所指出的，由于大众印刷媒介与电子通讯日益融合，高度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即，&远距离事件侵入到日常的意识中&；也是帕克(Park,1999)所讲过的报纸与交谈的关系，个人接收新闻的第一典型的反应就是想要告诉别人，这就引发了交谈，以及深一步的评论，而且很可能还开始讨论。微信中不断呈现和转发&谈资&也溢出了狭隘的熟人生活圈事务，一些时下热门的公共议题就此得以进入，而且微信&超越&上述现象的地方还在于，正是公共议题因熟人（所谓&自媒体&而非&大众传播&）的提议、评论或转发，&远方事务&也染上了&熟人&色彩，从而具有某种接近性，格外能够刺激、触动或引发人们哪怕是仅仅浏览性关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微信&呈现的公共议题更为多样化、碎片化，总体上与新闻联系得不是那么紧密，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偏向日常生活化的观点及评论性文字7，特别是那些被转发的文本往往具有某种权威性，这就类似塔尔德()所言&尊者的独白就养育了平等人的对白&。而且，这些在不同&朋友圈&中被层层转发的文本，既成为新作者用来建构自我的新文本，但又维持着一定程度上固定的面貌，提醒着熟人圈中所有交流者：他们都因这位&陌生人&的存在而发生着新的公共联结。
&&&&&& 此种公共性之新在于，无论参与者的地位高下，无论其内心多么情愿或不情愿维持熟人圈既有的身份等级，也无论其对这些议题采取深度卷入还是置之不理的态度，他/她可能都不得不承认，熟人圈中的既定身份，是无法垄断讨论何种议题，更无法决定围绕之生发出的种种意见。在此意义上，它非常接近塔尔德()所论及的交谈&对自我主义斗争的胜利&、&对完全追求个人目的的倾向起到抗衡的作用&，也类似于乔治&米德()的乐观：当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采取了&与更大的社会有关的生活态度&，便是&一个包含着更高的整合过程&；于是，他们&使共同体得到了扩大和丰富&，使之从一种共同体变为另一种共同体。
&&&&&&&&&& 三、微信交谈的政治文化：熟人圈公共性的再审视
&&& &熟人圈&就是私人交往吗？&私人交往&意味着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是因要恰切地评判微信所生发出的公共性之&新&，还需将之置于更宏阔的政治文化语境下，特别是互联网应用置身其中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动的复杂面向中。否则就很容易将此问题简化，要么把以&熟人圈&为基础的微信理解为互联网单纯在私人生活领域的应用，要么将微信视为把一种公共性注入到&现实的&熟人圈私人生活之中，这两种简化都可能会错失对社会理论解放前景的更准确把握。
&&&&&&& 研究中国&熟人社会&的社会学者翟学伟(2013)对大陆互联网持有一个观点：&对西方人际交往而言，互联网是一种现实交往的放大和延伸，但对中国人际交往而言，它是对现实交往模式的一种反动，即因为面子、礼节、容忍、苦闷和权威压迫所带来的释放。&这一判断针对的是中国人网上行为的某些特点，比如&众人狂欢、众声喧哗、万民放言&，又特别如前文提及的，由大量的爆料曝光、万民热议和负面评论所构成的那些层出不穷的新媒体事件。相比某些文化批评家将此视为&网络暴民&或&电子大字报&之类，翟文的观点更富有一种来自社会文化结构上的历史洞察：发源于&家庭以及扩大的家庭&、建基于乡土社会的中国人的&关系&，在结构上具有长久和低选择性两个特性（也即&熟人社会&），形成了&和为贵&的价值体系和对义务性的关注，并因此呈现出个体选择性意志的被迫放弃、自我受到压抑等方面的表现。这类似于前文所及的塔尔德所说的&义务性交谈&，用翟文的表述就是，&熟人社会&中的中国人的词典中是没有&陌生人&概念的，因而，就与&现实中&一样，一旦互联网人际交往呈现出&对社会交往不做长久预期的&的&陌生人&特性，那么一系列诸如&无礼、失范、缺德、自私、欺骗、不认账、隔岸观火等&反常于关系的行为就会发生，翟学伟(2013)就此评判，&互联网在中国具有严重的娱乐化倾向，这是中国人乐于接受它的理由&，作者甚至认为，&中国的民主几乎是在娱乐中诞生的，它本身不是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物，更不要求以个体以及真实性为基础。&(翟学伟,2013)显然，这样的视角，至少丰富了从网络赋权、在线运动等角度出发的中国互联网政治分析。换言之，与互联网相连的制度变革必须同时充分考虑到文化结构的因素。
&&&&&& 在本文语境中，上述分析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即便将&熟人圈&视为是纯粹私人性的，对&私&的理解也是有着特定的中国本土文化意涵的。事实上，很多学者早已指出，传统中国社会对&公&、&私&的理解与实践，在根本上就不同于西方社会，比如&私&所具有的与&公&尖锐对立的、强烈的负面意义就是一例(陈弱水,2006；费孝通,；沟口雄三,)。就&社会&一面而言，陈弱水()指出，&中国的&公&很少涉及社会生活，因此，直到现在，一般中国人并不容易将社会领域或人民与&公&联想在一起，而多把社会当作个人可以任意活动的天地。&（着重号为引者加）这里，需要与翟文观点相呼应，作为&个人可以任意活动天地&的那个&社会&，在经验上首要就体现为&陌生人交往&。反过来，互联网上的&任意活动&因之也就越容易被批评为&非理性&，并为管制寻到口实。
&&&&&& 对微信所生发的公共性的理论评估，正可由此切入。事实上，&熟人&之间、&陌生人&之间的交往，都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如果说中国互联网上的陌生人交往作为&现实交往模式的反动&，能够释放种种来自&面子、礼节、容忍、苦闷和权威&的压迫，那么，微信应用所萌发的公共性，则就属于&熟人圈&内部的一种关系变革。正像从前者可以推导出互联网民主的娱乐性一样，微信的公共性也蕴含着某种更为严肃的民主的可能：微信既可依靠&熟人圈&所包含的现实身份交往约束实现某种个体的自律，又能使使用者从惯常的等级和支配下得以释放，它既不像微博或BBS的电子书写那般&众人狂欢&，也不像围绕着某些&新媒体事件&组织起来的在线运动旋起旋灭，相反，它展示了一种使用者主动的自我身份建构过程，在此过程中同时伴随着对他人平等存在的承认，这一变化的重要理论意义在于，对&社会&的理解有可能与一种&公共&联结起来，这种联结也有可能比那种&娱乐化&联结更为牢靠，扎根也更深。
&&&&&&& 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过程与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公共领域&在17、18世纪西欧的兴起有某种类似。特别是联系着媒介在社会政治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哈氏描述了在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背景之下，诸如日记、书信、书籍、报刊以及咖啡馆里的交谈，有力地促成了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的结合，并作为一种机制，体现于私人从家庭领域走出，在平等理性交流中形成有自觉意识的&公众&及公共舆论的整个过程。事实上，已有学者指出(阎云翔,2012)，中国大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发生了重要变化，与市场经济展开同步兴起的是中国人高涨的个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但这种&个体化&因公共生活的发育不良而表现为&无公德个人&或&没有个人主义的个体化&。而&微信&所带来的变革，通过日志的公开化、以电子书写方式进行的交谈，以及&陌生人&的进入等等，可能有助于推动某种理性平等的个体出现，也在隐隐地指向某种 &（或许还很不够）自觉&的公共意识，进而还可以被想象为政治合法性的重塑路径之一。
&&&&&& 然而，与西欧历史的这种相似，只能局囿于互联网应用的某个局部，更不必说是整个当下中国社会。一旦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叠加其上，问题就变得格外复杂。人类学家阎云翔()认为，当下中国的个体&必须在同一时间&应对&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状况&；具体到互联网交往，黄厚铭(2007)指出，虚拟社区中的人际关系可以说同时具有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特点，而&个人流动多变的自我认同，甚至还更接近所谓的后现代状况&。这意味着，西方后现代叙事所揭示的对理性自律主体的解构，在中国则处于根本不同的经验语境中，例如徐贲(2014)就批判性地揭示，理性表达还远没有成为当下中国公共话语的普遍形式，各种&逻辑性谬误&比比皆是。此外，与微博一样，微信也不可能长期游离于管制之外。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互联网技术应用的迅猛嬗变，都对本文在理论层面上&对解放性的寻求&蒙上了厚厚的面纱。因而，需要对本文的&乐观&做一限定：技术不过提供了某种可能，&理论&也有助于明晰地揭示某种前景，但&理论&不过是众多拥有自身逻辑的场域中的一支，它在多大意义上能够成为现实，也取决于它的共同体能够以多大程度上的独立性，投入到各种权力的角逐之中。
（责任编辑：毛湛文）
注释[Notes]
1.&例如Schudson()在有关新闻生产的研究回顾中有些苛刻地指出：&有关新技术如何影响新闻的有力证据，甚至仅是相关的假设，都非常有限&。
2.&本文表述中有时对微信加引号，其含义除了强调之外，也意味着分析所针对的不单单是具体的微信产品。它此时相当于CNNIC报告中&（手机）即时通讯&的意思。
3.&更准确地说，&第一次应用&应该是&飞信&，但相比后者，&微信&规模更大、功能更复杂，同时完全以手机为平台。
4.&微信为手机用户建构自己的&朋友圈&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决定权，包括对已建立联系人员的屏蔽等，因而，一方面它与手机通讯录未必完全融合；另一方面它处在相对稳定之中。
5.&在微信朋友圈中若只发表纯粹的文字，而不是在发图的同时顺便加一个标题或几句评论，其方法远不像微博那样简便。
6.&这个命名有趣之处在于，与下文相关但限于篇幅没有涉及的，在中国传统文化儒家伦理所设计的日常角色规范中，比如&五伦&除了&朋友&一伦外，大多采取不对等关系。
7.&对此有人讽刺为&心灵鸡汤&。本文没有展开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微信表达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照片，对交往关系的特定意味是什么？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微信上的交谈与微博存在着何种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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