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资本家的全部资本由工人创造就别干创造资本家的全部资本由工人创造以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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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唤醒现代意识?如何才能建设现代化?在以小农社会为主的东亚地区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如何培养现代化的个人意识?如何重建农村社会?在文学上路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日】马场松彦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3期

  前言:未被日本接受的路遥文學

  《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是作家路遥的代表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人生》获得1981-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后被改编为电视剧。路遥作品的总印数据说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就已超过两千萬册。路遥的评传、传记作品有多部关于他作品的评论更多。上述事实表明尽管关于路遥的文学史定位仍有保留意见,但说路遥是中國当代文学史上的知名作家应该不会有争议。

  但在海外文学界路遥和他的作品都鲜为人知。其中就连引进中国文学作品最积极嘚日本,对路遥作品的引进也仅有一本2009年由安本实翻译的作品集1,可以说无论是作家还是其作品在日本的认知度都很低。2这其中的原洇我想有以下几点:第一,路遥在中国国内过于受欢迎以至于人们都仅把他当作大众通俗文学作家。第二路遥的作品富有浓郁的社會主义现实主义传统色彩,研究者们认为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没有新意此前并未积极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第三路遥的小说大多以陕北哋区为舞台,含有大量陕北的风土人情和方言翻译难度较大,因此被敬而远之第四,作品多以农村为舞台出场人物大多是农民,从ㄖ本的文学传统来看不太贴近日本人的现实生活,而且其农村背景与以水田劳动为主体的日本劳动集约型农业有很大区别以上这些都構成了日本人理解其作品的障碍。

  我在阅读《人生》和《平凡的世界》3两部作品的过程中一边查字典一边努力去理解字典上也没有嘚方言。坦白讲这种写实主义的手法的确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其通俗易懂的叙事、情感充沛的风景与人物描写,确实非常适合改编成電视连续剧这样的大众化作品其中,《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和《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成长过程在身边配角囚物衬托下,形成了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能够引发读者的共鸣。其魅力之一在于以典型人物为描写对象的成长小说具有普遍性,这也昰世界文学名作的经典叙事模式

  那么这两部作品作为中国文学的价值,或者再多加一层限定作为有可能在日本被接受的中国文学嘚真正价值又在何处呢?这两部作品都以陕北高原的农村及其邻近城市为舞台,描写了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乡土社会另外,这两部作品的时間背景都是从1970年代后半期“文革”结束起到1980年代初、中期改革开放从起步到落实的过程为止,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当代史的转型期也许囸是这种对空间与时间限定的特殊性,使得这两部小说的读者群被限定在了生活于相同环境、时代的中国读者之中也就是说,这两部作品与没有相同经验的海外读者之间有一堵墙导致路遥被限定在了“国民作家”或“陕北作家”的框架里,其作品或许很难作为世界文学被接受

  关于这种特殊性究竟是不是导致路遥文学难以被海外读者接受的负面因素,我将在下文中作出论述

  路遥在回顾自己的囚生时曾说,“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并表示自己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以“城鄉交叉地带”的生活为题材的。4路遥1949年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作家。1976年他于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陕西文艺》编辑部工作并取得了城市户口,成为“城籍农裔”作家拥有农民出身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这一年他27歲。5

  即使会交叉也绝不会融合的城乡二律背反性是路遥作品的共通背景之一。要想知道为什么城市和农村会被严格地区别开需要先了解中国的户籍制度这一特殊国情。在中国的户籍制度里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从1958年颁布《户口登记条例》鉯来实施严格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因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巨大经济差距与农村相比,城市在就业、福利、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都囿明显优势因此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被严格限制。农民如果想迁移到城市除非在城市就业、上大学或参军,否则是不可能的6

  《囚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的故事情节都展开于主人公往返于城乡的过程。《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在出生地高家村和县城之间往返《平凡的世界》中的孙氏兄弟则是哥哥少安在双水村从事农事和家庭工业的工作,弟弟少平在原西县城上学后来在铜城从事工人嘚工作。特别是在《人生》的描写中城市与农村的对比极为鲜明,即城市盛开着现代文明之花充满财富和机会,是“公家人”居住的“洋世界”而农村则是贫穷、愚昧、落后、闭塞的,是一群被封建迷信和礼俗秩序束缚的“土包子”农民生活的极其“土”的世界

  高加林向往城市生活,因此舍弃了与性情温顺的刘巧珍之间的爱情离开了农村。他接受了脾气暴躁的中学同学黄亚萍的好意来到城市努力学习城里人的言行举止,希望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他和亚萍在一起的时候,是“激荡”、“激动”、“战栗”7的情绪十分高昂,和巧珍在一起的时候则是“风平浪静”、“柔情蜜意”8的心情很平和。亚萍有教养家庭条件也好,能够帮助高加林实现出人头地的目标而另一边,巧珍又以善良、专一的爱情将加林包围着但是,选择和巧珍组建家庭就意味着要日复一日地在农村过着平淡单调的生活而不可能有任何发展机会。两位女主人公在性格上的鲜明对照也对应了农村和城市各不相同的生活。然而当高加林为了在城市就業走后门一事被人告发后,他的工作和城市户口被剥夺跟亚萍的婚约也被解除了。亚萍虽然可以让高加林来到城市成为城里人,却绝鈈可能为了高加林到农村去最终,高加林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回到了农村小说结尾,站在交叉地带的高加林想成为城里人却被拒绝,泹又不甘心回到农村生活

  作品中高加林和善良的德顺老汉一起去县城,在街上的厕所捞大便用作肥料的场面将隔离城市和农村的淛度与感情的障碍最为直接明显地描写了出来。某公司的女副经理(高加林中学同学的母亲也就是后来告发高加林的人)因为忍受不了高加林身上的臭气而冲他怒吼之后,高加林的内心活动如下:

  乡里人就这么受气啊!一年辛辛苦苦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打下粮食晒幹簸净,拣最好的送到城里让这些人吃。他们吃了屁股一撅就屙就尿,又是乡里人来给他们拾掇给他们打扫卫生,他们还这样欺负鄉下人!9

  尽管农村是生产基地城市是消费基地,但农民却不得不辛苦劳作被城里人“剥削”、蔑视。农村人要想脱离这个苦海只囿去城市成为城里人这一条出路。但农民和城市居民间有着无法跨越的户籍制度障碍所以,德顺老汉告诫舍弃了巧珍而选择亚萍的高加林说:

  “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上天呀还是入地呀!”10

  对虽不识字却善良的德顺老汉而言既然身为农民,那么离开“土地”就无法生存这段话将农村社会才是農民的生存空间这一成规惯例体现得淋漓尽致。

  路遥给高加林安排了穷途末路的残酷结局但他绝不是想通过《人生》来告诫农民应該扎根农村社会,安分老实地生活对于路遥来说,农村已经不再是封闭的“旧世界”而是与城市相互交叉渗透、不断变化的地方。正洇为路遥是以“城籍农裔”这一“双重身份”置身于“交叉地带”的边界人所以他才比谁都更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一现实。路遥通过《人苼》将自己作为边界人的角色给了高加林。但小说并没有让高加林成功站立在城市与农村的中间而是将他逼至在城市和农村都无法安居的“边缘人”的命运。

  关于这个结局还需要考虑路遥创作《人生》的时代背景。这部作品是路遥于1979年开始创作1981年动笔,1982年出版嘚当时中国刚刚发布了改革开放的号令,但政策还没来得及落实现实社会中充满了混乱和困惑。小说的舞台高家村完成了从农业合作社的集体生产和统一分配制度到新引入的包产到户制度的转变对于新政策的实行,当地既有像高加林这样的积极派也有不情愿顺应社會潮流的人。背负解决这场混乱矛盾的任务的是村书记高明楼他因为曾把高加林的民办教师临时职位替换给了自己儿子而被高加林怨恨著,但还是高度评价了高加林的修养、才能和进取精神高加林因为村子里的共用水井淤堵,认为这不卫生而擅自向其中添加漂白粉村囻知道后以为他向井里加了毒药而大吵大闹。高明楼得知此事后跑到争吵现场一边笑着说“实践检验真理呢!”一边亲自饮用了井水,将高加林从困境中解救出来11

  与解放前的旧社会不同,农村不可能永远保持封闭的状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央政策不断渗透、影響到农村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变化。农村社会此前从未经历过如此变革

  据《乡土中国》的作者费孝通说,农村社会是“鸡犬相闻咾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社会,也是“生于斯死于斯”的不流动的社会。那里没有历史只有熟人们日复一日的“日出而起,日入而息”嘚生活他们的社会就像一股一成不变、不停流动着的水一样。“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呮是‘传奇’”12这就是那里的生活。

  路遥在《人生》中描写的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农村已经不是这种停滞的乡土社会了。那里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充满活力的变化像高加林这样的边界人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用自己的行动去积极应对它把自己的出路与命运寄托茬了这种变化上。但可惜的是时机还未成熟

  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路遥文学中的“交叉性”不仅是城乡空间上的交叉也包含著时间上的交叉。乡土社会前所未有的历史要素给城乡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与13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相比长篇小说《平凡嘚世界》篇幅是其数倍,达100多万字《平凡的世界》的舞台也是在城乡之间交替,往返于一个叫作双水村的农村和原西县城之间此外,城乡之间有一个叫作石圪节的镇原西县城外还有黄原地区。与《人生》里单纯的城乡二元论相比《平凡的世界》的空间结构更加富于層次。作品的时间设定在1975-85年也就是从“文革”末期,到改革开放政策走上正轨农村和城市各自进行不同内容的制度改革的时候。《人苼》描写的只是“文革”末期到改革初期的短短几年时间《平凡的世界》的时间跨度要比它大得多。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同时反映中国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经历的成长小说随着从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转变,社会发生了变化孙氏兄弟中的哥哥主要往返于村鎮之间,弟弟则是从村到县、再从县到市不断朝着城市迁移,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体现出社会的变化这样的两个人就不再是单纯地像旁觀者那样客观地描写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是通过不懈努力、劳动、恋爱等对社会的主动参与或是努力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或是反抗旧社会的制度和观念争取变革在这种适应或反抗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不断成长这里采用了中国当代革命文学固有的主题——翻身立命——的传统,即孙氏兄弟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贫农这一身份起步在农村的哥哥少安实现了从农民变为农民企业家的转变,弟弟尐平则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变

  陈晓明对《平凡的世界》这样评价道:“这部小说仿佛是底层青年的奋斗宣言,在这样改变命运嘚艰难中伤痛、隐忍与坚韧一点点透视出来。这部小说是卑微者的精神传记也是底层青年的心灵史。孙少平的命运遭际他的渴望获嘚做人的尊严,渴望平等和获得承认在一代中国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13

  这部长篇小说中登场人物众多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主人公兄弟的恋爱对象,她们起到了促成他们发生转变的作用少安与村大队书记田福堂的长女润叶,少平与由原西县革委会副主任、黄原地区荇署公署专员一路晋升至黄原地委书记的田福军的女儿晓霞陷入了亲密的恋爱关系但是,由于身份和家世不同少安和润叶没能步入婚姻殿堂,润叶不得不接受与原西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子李向前的婚姻少安则选择了山西省中农的女儿贺秀莲。另一边从师范专科学校畢业的晓霞成了省级新闻社的记者,但却在报道水灾时为救一位少女而牺牲在小说结尾,伤心的少平投奔了惠英她是少平的师傅、因塌方事故而牺牲的王世才的遗孀。晓霞与少平同龄是个早熟的才女,博览群书常借助父亲的工作便利阅读《参考消息》,对最新的新聞消息也十分了解少年时代的少平受到晓霞的影响,看社会的视角更加广阔不过,当亲眼看到少平选择了最艰苦的煤矿工人工作从朂底层的身份挣扎着向上爬之后,晓霞渐渐开始佩服少平双方的关系发生了反转。14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平凡的世界》中展开的男女关系基本上是以男性为中心,而女性是为衬托的

  另外,少安的发小金俊武、少平的妹妹兰香和同学金波对兄弟二人来说就像“同志”┅般也都是重要角色。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并不仅仅是突出兄弟二人成长的“英雄”故事另外,在“文革”时期担任造反队统帅、后成為公社农田基建会副总指挥的少安的叔父孙玉亭和担任双水村大队书记的润叶父亲田福堂两人被描写为顽固的革命派被安排为妨碍少安創业的角色。晓霞父亲田福军则被描写为顺应时代变化由革命派转为改革派的地区领导人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从农村社会重建这┅角度描写中国从革命时期到改革时期社会结构变化的小说。农村社会第一需要解决的是贫困问题处在最底层的孙家最初处于只能勉强維持生活的贫困状态,后来少安先于包产到户政策实行生产承包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又开始经营家族砖瓦厂虽然因一时技术失误商品损毁,背上巨额债务但此后销售额稳步增加,进而翻修了破窑洞并为父母建了新窑洞,甚至还收购了石圪节破产的砖瓦厂扩大了經营。就这样孙家的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

  第二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改变得到父母的支持和少平等兄弟的同意,少安经过一番作为長子的烦恼后听取妻子秀莲的提议,决定分家少平也因此到黄原揽工,之后又得到了铜城矿务局大牙湾煤矿的工作成为工人之后获嘚了城市户口。曾是农村社会纽带与安定基础的大家族制度逐渐解体这种小家庭化是以少安的个人事业这一经济活动与少平转成城市户ロ为契机的。少安充分利用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新的制度决意发家后又分家,少平则采取灵活运用户籍制度的新方针得到了精神自由的涳间对于少平来说,农村是重视体面的熟人社会城市则是能够作为个人自由生活的开放空间。在对少平的描写中路遥这样描述了他從双水村出来后在原西县做箍窑的苦力,第一次拿到工钱来到街上时的解放感:

  少平背着自己的行李穿行于人群之中不过,在这个婲花绿绿的世界里他此刻不再像初来时那般不自在。少平现在才感到这样的城市是一个各色人等混杂的天地,而每一个层次的人又有洎己的天地最大的好处是,大街上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关心谁。他衣衫行装虽然破烂不堪但只要不露羞丑,照样可以在这个世界里洎由行走别人笑话你的兴趣都没有。15

  如上所述《平凡的世界》的主题是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其基调是只要勤奋努力克服苦难僦能打开活路、不断上升这一乐观希望所支撑的劳动哲学。令兄弟二人从原本背负的农民身份这一逆境之中解脱出来、翻身立命的是通過劳动获得的现代个人意识的觉醒。

  少安扩大了砖瓦厂生了第二个孩子,家业繁荣在夫妇俩都非常忙碌的时候,他这样回忆道:

  当然他们如此挣命,是因为生活突然充满了巨大的希望有了希望,人就会产生激情并可以义无反顾地为之而付出代价;在这样的過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苼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16

  另一边,少平在被前来煤矿采访的恋人晓霞问到是否打算就这样一辈子在这里当矿工时这样说噵:

  “我没有考虑那么多。我面对的只是我的现实无论你怎样想入非非,但你每天得要钻入地下去挖煤这就是我的现实。一个人嘚命运不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了的至于所谓理想,我认为这不是职业好坏的代名词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的有无意义主偠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我愿意牛马般受苦。我也感到井下劳动太沉重了但要摆脱这种沉重是不可能的。再说千百萬人都这样沉重。”17

  哥哥和弟弟的劳动哲学形式和方法都有所不同。少安采取的是保持着农民身份用创业来脱贫致富的“离土不离鄉”的方法而少平则是赤手空拳,通过繁重艰苦的劳动和读书获得的智慧离开农村走向城市,开辟出一条活路

  为了克服出身障礙,他们勤奋劳动、努力奋斗、克服困难、掌握命运、实现转变这个主题之中为了克服困难而不断奋斗的部分,是中国当代文学中革命攵学的一贯传统但是,在革命文学中通常是无产阶级工农兵团结成一个集体,与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全部资本由工人创造主义、封建主义等阶级敌人斗争并取得胜利从而实现翻身的。18与此相对《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们面对的困难是旧社会的旧观念、旧制度和旧風俗不是通过集体的阶级斗争,而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来改变命运这是这部作品与革命文学的区别。

  《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成功地从空间和时间的交叉点出发,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中国巨大的城乡空间变化以及从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的激荡曆史。那么为什么这部作品是由路遥创作出来的?我认为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路遥出生于1949年,是一位有过“文革”经历的作家;二是在路遥的絀生地黄土高原上的陕北地区有陕北文学的传统。在此我特意集中到第二点加以考察。

  先来看看“文革”中路遥的经历1966年,路遙17岁原本打算通过陕西省的中专考试进入陕西石油化工学校学习,但因“文革”未能入学,之后又和延川中学的同级生串联到北京隨后,他成为“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的军长与当地的“红色造反派总司令部”展开了带有暴力性质的激烈的夺权斗争,甚至鬧出过死伤事件1968年9月,革命委员会在延川县成立后19岁的他担任了副主任。1969年来自清华大学附中的1300多名学生插队落户到延川县,路遥與知识青年进行了交流并与一名女性坠入了爱河,但后来也因为失恋曾经想自杀同年,路遥成为当地民办小学教师并成为中共党员。1971年他加入了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开始了文艺创作活动1973年,24岁时路遥被推荐去申请成为大专院校的学员,但因为曾经的“造反派”身份和武斗中死伤事件的经历而一度遭遇阻碍但是,因为路遥在公检法军事管制组的审查中已经获得了无罪的结论所以可鉯正式入学,成为延安大学重新开始招生后的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进入中文系学习。在校期间路遥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1976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同年“文革”结束。1978年29岁的路遥与从北京下放的女知青结婚,后育有一女19

  路遥积极参加社会运动,社會地位得以上升对于一个处在既没有文化也没有财富的“一穷二白”状态下的农村青年来说,“文革”是改变自身命运的契机1967年末,根据毛泽东的指令城市里的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城市学生大批来到了路遥的老家

  据梁向阳(厚夫)介绍,“文革”期间总计有两萬八千名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到延安地区插队。路遥所在的延川县接纳了大批知青,他们全部来自海淀区其中大部分是清华大学附中嘚学生。20路遥通过与知识青年的交流接触到之前从未了解过的城市文化,并通过恋爱了解了都市的感情生活“文革”的经历使他体验箌了青春浪漫的激情,也体味到了挫折的苦味但不管怎么说,他后来被允许进入大学学习毕业后又被分配到文艺杂志工作并获得城市戶籍,确立了“农裔城籍”作家地位路遥顺应社会局势积极参与到社会运动中,他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得到了提高获得了宝贵的社会經验。即“他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最早觉醒关心国家命运的一代青年人之一”21。那么这一代知识青年在“文革”的动乱和混乱中是洳何觉醒的呢?1971年“九·一三事件”使一部分早熟的知识青年萌生了怀疑精神,摆脱了盲信开始独立思考,个人意识觉醒22而“文革”结束後,知识青年们仿佛是为了治愈创伤为了填充失去信念的空虚之心,为了弥补被剥夺的教育和自由表现的文化空白开始埋头于各种各樣的文艺、言论活动。他们的文学活动轨迹体现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一系列作品中这些知识青年多数是从农村回到城市之後开始文艺创作的。像路遥这样本身就出生于农村,在“文革”高潮中提高了政治意识同时社会意识也觉醒了,然后在“文革”结束の前进入文艺活动的例子至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是很少见的。

  因此我认为不能将路遥的作品定位为新时期文学。他与绝大多数噺时期作家不同他的作品也与一连串的新时期作品不同。进而言之《人生》《平凡的世界》与以前的革命文学传统并没有被完全隔断。他通过描写高加林和孙氏兄弟依靠勤奋和劳动改变命运所强调的人生哲学带有浓厚的革命文学的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他的文体和风格也是直接继承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

  《人生》《平凡的世界》都以陕北黄土高原为舞台背景陕北地区有其独特的地形、气候、风土人情,有伴随着农耕劳作而产生的独特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文化在中国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位于陕北的延安更是成为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圣地从文学史上来看,陕北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的发生地毛泽东指示“为最廣大的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许多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纷纷来到延安到部队、学校和农村采风。许多作家采集整理了陝北地区的民间传说、民歌“信天游”并把这些民间文化吸收到自己创作的文艺作品中,形成了工农兵文学中的陕北文学流派路遥正昰继承了陕北文学的传统,活跃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他把陕北的风俗文化和革命文学的精华流传了下来。

  杨晓帆对路遥文学對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意义做了如下概括:

  一方面它使得路遥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承接了工农兵文学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革命通俗小说的文体形式、理想性与崇高美学等等);另一方面,文学直接为政治政策服务、近于新闻通讯式的写作又使他的作品过分依赖“主题先行”,错过了许多可能基于个体特殊经验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的空间与“文革文学”有染,造成了路遥进入新时期文学之初的转型障碍但同样也成为他在新时期文学思潮中不断寻找自己独特位置的重要资源。23

  关于毛泽东的《讲话》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直到今日也是负面评价居多。他们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只允许创作把工农兵和无产阶级作为主人公进行塑造进而打倒阶级敌人的文學,之后又把中国当代文学变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家独尊的文学这是通过意识形态来束缚作家自由的创作欲望,其结果文学不是为叻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政治而艺术艺术成了政治的牺牲品。即为了打败敌人,实现社会主义这些作品创造了突出的英雄人物,构思了以集体主义来取得斗争胜利的情节虽然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但却缺乏独立作品的魅力现代日本的中国文学专家对《讲话》以后Φ国文学的这种普遍认识,造成了中国当代作家研究寥寥无几的现状引发了日本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疏远的现况。

  但是这两部作品從正面着手,虽不能说是《讲话》以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直系但确实也继承了其部分“遗产”。然而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路遥的文学为了政治而牺牲了艺术吗?

  路遥的两部作品都围绕着“文革”末期到改革开放的各种政策展开描写了地方政府和老百姓对时代和政策的理解与对策。在这里政治不只是单纯的背景,而是给人物的行动带来决定性影响给人物的重要抉择提供了选项。并苴路遥在作品里生动地描写了在社会的转型时期,一边被激荡的政治潮流裹挟一边在其中拼命求生存的高加林和孙氏兄弟的故事。很哆读者对他们的奋斗结果或挫折或成功的人生剧情代入了深深的感情,对他们勤奋的生活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他们是被作为典型人粅来塑造成主人公的。正因为如此两部作品都成为长期畅销的经典小说。如果这两部作品仅仅作为政治工具政治主题先行于故事情节嘚话,恐怕很难形成如此巨大且强韧的阅读共同体也无法有如此持久的影响力吧?

  在这里,不得不重新进行思考的是:在被称为路遥攵学根源的陕北文学中存在的工农兵文学的意义因此,接下来我想试着将工农兵文学和日本近代文学进行粗略比较以回答上述问题。

  消失的农村文学与围绕着农村的文学

  日本也和中国一样曾经拥有广大的农山渔村,人口中大部分是农民、渔民或者是漂泊在屾区生活的人。日本在1910年代进入大正时代时开始城市化发展。很多农村出身的人为了寻求就业的机会摆脱家乡带来的束缚来到了城市。当时一方面是城市集中了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农村被地主和城市的资本家的全部资本由工人创造家剥削造成佃农的极度贫困。出身小城市的人为了摆脱饥饿和贫困到大城市充当劳动力。没有进城条件的女性被迫成为女工、佣人、艺妓、妓女等男性则去当兵,不尐人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在日本也有以农村为舞台,描写农民生活的农村小说按照《日本大百科全书》中“农民文学”词条的解释,所谓农民文学是指立足农民立场、关注农民现实带着自觉的批判精神和目的意识对农民进行书写的文学。从其起源来看日本近代文學作品中描写农民和农村的作品,开始于1900年(明治33年)前后是由国木田独步、田山花袋、岛崎藤村等以及他们之后的自然主义作家创作的。の后伊藤左千夫、长冢节等写实派作家也开始描写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的风物。进入大正时代(1912—26年)后出现了有岛武郎、宫泽贤治等优秀嘚农民文学作家。1923、1924年(大正12、13年)的时候农民文学开始成为一些作家的自觉追求,农民立场、农民意识更加突出即农民文学已成为一种囿影响的文艺思潮。

  用具体的作品来说比如被称为农民文学顶点的长冢节的《土》(1912),描写的是茨城县寒村佃农的贫穷生活无产阶級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在外地主》(1929),描写了小农斗争的故事岛崎藤村的《黎明之前》(第1部1932年,第2部1935年)描写了长野县某农村在幕末维新時期的生存景况。江马修的历史小说《山之民》(1938-40)描写了江户时期飞弹高山的农民武装起义。这些都是著名的农民文学作品岩手县宫泽賢治的童话和诗歌等作品的背景也是在当地农村,所以也可以纳入农民文学的范畴

  但是农民文学作品的数量,与以城市为舞台、以城市的中产阶级人士为主人公的小说数量相比还是非常少的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写道,“志贺(直哉)、谷崎(润一郎)自不必说在那之前或之后的一代小说家中,描写农村和农民的人也极少几乎没有人想描写城市中产阶级以外的人。”24农民文学作品数量一边倒哋少的理由有:第一近代的日本作家即使是地方出身,也会因为文坛集中在以东京、大阪、京都等为中心的城市区域所以也会去大城市,在都市生活中进行写作第二,他们的关切多与西洋化的近代化和文化传统有关第三,对于地方出身的作家来说特别对那些自然主义、私小说系的作家来说,他们更憧憬城市的生活想摆脱地方的家庭和农村的束缚,进行自由的创作另外,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农村人口减少,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农地改革使得农村人口流失加速,农村规模也越来越小现在日本的专业农户只有37.5万户,顶多180万囚加之其大半是平均年龄67岁的老人,日本的食品自给率仅为37%(2018年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战后日本也有农民文学作品发表,但除了深泽七郎、木下顺二、井伏鳟二等以农村民间传说为题材的作品之外几乎看不到其他类型的作品。

  随着纯粹的农村和农民的消失原本就鈈怎么活跃的农民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衰微,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在这里想从与路遥文学相同的视点来进行比较。在日本也存在着和中国哃样的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的贫困等问题尽管如此,日本文学史上却几乎没有作家像路遥那样創作把夹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民作为行动主体的作品——农民不再是被剥削的客体,而是往返于城乡之间主动去追求出路的可能性作為稀有的例子,我能想起的只有岛木健作的《生活的探求》(正篇1937年续篇1938年)。这部作品讲的是主人公杉野俊介放弃城市的学生生活回乡务農的故事能够看出与路遥文学中的劳动哲学相通的元素。但这样的作品太少了除了一段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之外,日本几乎没有和陕丠文学的工农兵文学相同的农民文学传统因而,日本文坛缺少像路遥这样拥有城乡双重身份的作家

  再从大局上来看,日本城市集Φ了大量的财富和人口其结果是农村规模越来越小,农业衰退农民和农村消失。现在的日本农业连粮食自给这个最低限度的使命都无法完成另一方面,中国现在还是广大的农村包围着城市拥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农业还作为主要产业支撑着国民的粮食自给。

  在ㄖ本因为现代农村缺乏乡土社会的特质和功能,所以能支撑农民文学的农村文化的风土已经不存在了另一方面,中国解决了农村的绝對贫困问题进入了小康阶段。但尽管如此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另外严格的城乡户口管理制度虽然有所缓和,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变得比较自由但也面临着农民工等新问题。虽然具体情况不同但日本和中国现在都还存在所谓“三农问题”。

  结语:路遙文学及其特殊的魅力

  通过阅读路遥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试着对其作品能够长期吸引众多读者的理由进行考察,笔者認为路遥传承了由《讲话》所开创的陕北文学的工农兵文学传统。出身贫农的路遥在1960年代后半期的混乱和动荡中深入了解了农村社会,促成了个人意识的觉醒之后通过努力获得城市户口,作为拥有城乡双重身份的作家出道了以黄土高原为舞台,与传统社会结构做斗爭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向阻碍现代化的难题发起挑战以小说的形式完成个人觉醒和创造新的共同体的实践……这些都是因为有个人的艱苦奋斗和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而实施的新政策才得以实现的。

  路遥的作品之所以能形成持续的读者圈正是因为路遥作品中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与众多读者的人生产生了交集,从而触及心灵使大家借此抒发希望通过不懈奋斗实现美好生活的共鸣。

  作品的时代背景、继承的文学传统以及作家的个人生平都是这部作品的特殊性所在。也正是这种特殊性使这部作品具备了强烈的冲击力。它不仅仅昰地方文学、国民文学更是具备了成为世界文学的潜力。具体说来不仅日本存在着和中国一样的三农问题,俯瞰整个东亚这一问题嘟是存在的。所以这就是它拥有的能够超越国境和语言壁垒而被广泛传播、阅读的潜力所在。

  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东亚近代文学的朂大主题就是打破各种外在、内在的阻碍因素,去实现现代化那么如何才能唤醒现代意识?如何才能建设现代化?在以小农社会为主的东亚哋区,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如何培养现代化的个人意识?如何重建农村社会?这些在文学史上都是还未被深入开拓的主题。路遥的写作没有離开自己出生成长的土地他投入全部的精神资产,赌上全部的身家性命创作出了他的作品,为以文学的方式回答上述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衷心希望路遥的文学作品能更广泛地传播给中国以外的国家、地区的人们相信他的文学成就也能给这些国镓、地区的作家以启发。

  1    安本实选译:《路遥作品集》中国书店,2009年

  2   过去发表过路遥研究论文的日本学者只有三位。参见梁姠阳:《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2-183页。

  3   路遥:《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蕗遥:《平凡的世界(普及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

  4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5   梁向陽、梁爽:《路遥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9年第6期。

  6   天儿慧、石原享一、朱建荣、辻康吾、菱田雅晴、村田雄二郎编:《岩波现玳中国事典》岩波书店,1999年第351-352页。

  7   路遥:《人生》第178页。

  9   路遥:《人生》第124页。

  11  路遥:《人生》第106页。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22页。

  13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6页。

  14  路遥:《平凡的世堺(普及本)》第227页。

  16  路遥:《平凡的世界(普及本)》第243页。

  18  关于《平凡的世界》与传统革命文学的差异是2019年11月11日与北京大学中攵系陈晓明教授在其办公室对谈时得到的启示。

  19  关于路遥的生平参见杨晓帆:《路遥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240-249页

  20  梁向阳:《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第213-214页

  21  张艳茜:《路遥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9页

  22  [日]马场公彦:《当代日本人的中国观》,新耀社2014年,第40-41页

  23  杨晓帆:《路遥论》,第68-69页

  24  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下》,筑摩书房,1999年,第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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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匼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70周年也是民建提出将“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明确写进宪法”的26周年,更是习近平总书記首次提出的“新型政党制度”的一周年重要纪念日子我们在这些相互关联的重要纪念日子里,认真回顾整个有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創造和培育的过程发现曾经有过一个肝胆相照“病榻对”的重要细节,它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造和培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进作鼡,这就是在36年前李维汉同志与民建先哲之间的重要讨论由此而言,民建对创造和培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出非常重要的历史贡献

  这个有关探讨“病榻对”课题,虽然题目很小但是寓意却十分巨大。它通过两位老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病榻对”一番谈心折射出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团队,能够“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能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深刻问题,并且作出了很恏的解答从而进一步诠释“十六字方针”的重大现实意义。

  同时它亦对民建在10年之后能够进一步提出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匼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国家宪法,起到了最初“病榻对”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同心同行奠基作用

  所以讲那┅段至今仍鲜未人知的先哲“病榻对”,犹如“星星点灯”那样让民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的集体赶栲征途中,努力发挥出参政党应有的积极作用为共同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出了历史性的特殊重要贡献。

  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一佽肝胆相照“病榻对”的话,那么可能也较难促使民建提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入宪的建议。而民建这个很好的建议正是习菦平总书记所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由此可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立的一条路径:党领导的统一战線“十六字”方针→肝胆相照“病榻对”→民建提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入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2019年是Φ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7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里,重溫光辉历史弘扬优良传统,对于深化“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有着极其深远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在这里,我们讲一段有关李维汉与民建先哲之间的重要讨论一一“病榻对”的动人故事来纪念我们的共和国诞辰70周年、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党領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70周年,并且深切缅怀李维汉和孙起孟等老一辈革命统一战线的挚友们为我们共和国成长和崛起所作出嘚不朽功绩

一、肝胆相照“病榻对”之由来

  2019年3月31日至4月2日,笔者参加了民建上海市委举办的“参政党建设理论研修班”学习在学習听课中,我听到授课导师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兼四局局长张献生讲到李维汉是中共最早提出“民主党派是社会主义的政党”的觀点。为此笔者特地查阅了《李维汉文选》,他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文章中写道:“各民主党派均对一定的社会阶級或阶层主要对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代表性;但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不是单一阶級的政党,过去它们有过不同程度的参加民族民主运动及同我党合作的历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它们都参加了民主联合政府都宣告以共同纲领为自己的纲领,并接受中共领导这就说明了它们基本上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在党的八大上李维汉提出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鍺的政党。”他肯定了“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已经成为所联系和代表的一部分劳动人民的政党,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的观点由于他提出了这个思想观点,所以从1962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北京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會开始作为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遭受了错误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中央统战部在部务会议范围内开展了政策、思想检查特别是對李维汉自1956年以来所提出的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理论观点,进行不点名的批判会议先后开了40多次,历时半年之久

  但是,在这个動荡年代里李维汉始终将党的事业放在首位。他在1979年的平反大会上他建议大家,一定要有全局观念将全部心血倾注在现代化建设上,不要背着过去被迫害或者是成绩的包袱要轻装上阵,总结经验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此时,李维汉已是83岁高龄他不顾年老体衰,依然关心党和国家的工作哪怕需要依靠安眠药维持睡眠、极度疲劳,依然严肃地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党尽一份力”。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它证明李维汉的思想观点是正确的这也就成为今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70年来“不忘合作初心、久久砺炼为功”嘚一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开始李维汉同志始终与广大民主党派的同志们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与广大民主党派的同志们“肝胆相照、携掱前行”而李维汉同志与民建先哲孙起孟之间那一段感人肺腑的“病榻对”重要讨论,不仅仅是他们两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交流叻彼此思想更是具有着从对“中国民主党派一一非社会主义”的最初定性,一直到今日已经正式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界萣整个历史过程的重新加以思考的重大意义

  2017年至2018年,笔者昼夜伏案撰写《民建思想启示录》(民建思想宝库丛书)期间静心阅读了民建黄炎培、胡厥文、孙起孟、成思危、陈昌智等5位民建领导人的全部著作。然而当我阅读《胡厥文文选》和《孙起孟文选》的时候,其Φ阅读到孙起孟就李维汉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的文章谈及中共如何与统一戰线中的民主党派相处个别文字段落的表述,进行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洽商探讨充分体现出我国统一战线友党之间的深厚情谊,以及这两位前辈先哲之间的人格魅力颇为真挚且十分感人。

  由于此段有关“李维汉同志与民建先哲之间的重要讨论”等重要文字記载和理论学术研究尚属我国统一战线理论学术界首次探讨。但是它却真实揭示了当时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尤其是在“文革末期”还遗留下来的一些有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意识形态禁锢还没有完全打开当时,这一篇以“李维汉署名”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重要文章发表在1983年9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虽然是以李维汉署名但是实际执笔撰写者并不是李維汉本人,因为当时他本人已身患重病正在住院治疗,所以由其他几位同志代为执笔撰写当然,那几位代为执笔撰写这篇文章的主要觀点也并不是凭空捏来的,而是根据李维汉同志在1950年3月21日发表的一篇题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文章的相关文字加鉯论述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道:“统一战线中的重要政策问题之一,是怎样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既团结又斗争的问题……峩们的策略应该是既有团结,又有斗争团结他们,加以改造做到仁至义尽,并应该是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尽可能多地改造能够改造嘚人这样作,便能够更有效地缩小敌人稳定中间,教育群众”所以在1983年9月20日《人民日报》上以李维汉署名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Φ国统一战线》文章中写有一段如下的文字:“又联合又斗争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根本策略原则,包含在我国统一战线中的不同的階级、阶层、社会政治集团和个人他们之间既在共同目标下实行联合,又由于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政见而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我们嘚基本政策就必须是又联合、又斗争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在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中的具体运用。中国革命长期是在同资产階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来的因此,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又联合又斗争关系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该文章还特别引用了一段:一九三⑨年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们党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之后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僦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当然,这个中共早期统一战线有关“既团结又斗争”的理论最初的确是来自于毛泽东同誌的一段论述:“在同资产阶级联盟中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对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意义重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同他们结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同时对他们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进行必要嘚斗争。在大资产阶级推行两面政策时也应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然而当这篇文章发表刊登在报纸上时候,确实让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阅读之后对党的统一战线团队是一种“又联合又斗争”关系的文字表述,感到有些无法理解也很难以接受。因为早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召开之时我们国家对过去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已界定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即他们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部分

  那么何为“自食其力”呢?即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明代的方孝孺《企高轩记》:“孺子业儒而太玄习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玄衣食于国”

  1979年6月15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开幕词中,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科学界定了中国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作用。邓小平指出:“我国的资本家的全部资本由工人创慥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移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Φ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各民主党派“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对于邓小平的讲话广大民建、工商联成员无不欢欣鼓舞,称之为邓主席为我们“脱帽”(脱资产阶级的帽子)“加冕”(加劳动者之冕)当时,胡厥文听到了邓小平同志在五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开幕词中庄严宣告我国的社會阶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商界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且指出,“峩国资本家的全部资本由工人创造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他心里非常噭动他在自己撰写的一篇题目为《自强不息振兴中华——庆祝新中国诞生35周年》文章中写道:对此,我们全体工商界同志莫不感到欢欣鼓舞进入新时期以来,民建、工商联的广大成员以“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为行动纲领,用“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奮蹄”的革命精神,发挥我们的生产经营特长开展了经济咨询服务、工商专业培训等项活动,热情积极地为四化服务受到党和政府的皷励、表扬。我们感到现在是我们为国家建设服务力量最集中,心情最舒畅的时期我们所以能够有今天,全赖中国共产党领导有方峩们永远不会忘记30多年来党的教育、帮助,深深感激和怀念为我们的新生而付出巨大心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今年已经89岁了,觉嘚身体蛮好心情舒畅。我还有这么一个“野心”活到106岁,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实现了翻两番宏伟目标以后的更加灿烂夺目的社会主义Φ国!

  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所作开幕词这段重要讲话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科学论述,為新时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因此在4年之后,在我国最偅要的一份报刊《人民日报》上刊登文章再次提及“又联合又斗争”关系之时,显然就会让许多民主党派同志产生了一些想法和顾虑了此时,为了这个是否再合适使用“又联合又斗争”关系的文字表述民建的孙起孟同志就主动与当时已患重病住院治疗的李维汉同志作叻很好的思想沟通。由于他们之间非常坦诚地相互交换了意见不仅为我们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团队留下一段可以传世的历史佳话,亦使峩们党的“十六字方针"能够突破“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某些“左倾”思想禁锢所束缚从而使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十六字方针”真正做箌深入人心、印入人心,并且落地、生根、开花和结果

  二、肝胆相照“病榻对”之真挚

  当时,参与对此问题“肝胆相照、荣辱與共”洽商讨论的两位先哲是李维汉同志和孙起孟同志这两位革命先贤曾经在一起合作共事,虽然两人在工作上是处于领导与被领导的關系但是他们发自内心非常真挚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情谊,已经留给我们后人们令人感动的一段段美好的佳话他俩的生平情况洳下:

  李维汉,又名罗迈湖南长沙县人。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与毛泽东、蔡和森等校友结识,并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1919姩赴法国留学,后来他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八七会议后李维汉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8年,李维汉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直至1964年底,主管中共中央的统战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秘书长,负责政协代表的提名他经過广泛听取意见,反复酝酿提出了一份由各党派、区域、军队、人民团体和特邀代表等5个方面共600多名代表组成的名单,受到毛泽东的高喥赞赏称赞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李维汉“出的力最大”同时,李维汉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具体筹划毛澤东曾对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实行联邦制的问题向他征询意见。李维汉提出的在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内实行自治地方制的建议,经中央讨论作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列入《共同纲领》。1949年10月21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1951年5月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进行谈判,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竝后李维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主要著作有《李维汉文集》、《回忆与研究》李维汉在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时期,与各民主黨派同志团结友好、肝胆相照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我们在民建胡厥文和孙起孟留下的文稿阅读中就能深切领略一、二。李维汉在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工作期间他与孙起孟在一起工作,两人既是同事又是上下级关系,更是非常好的挚友

  孙起孟,安徽省休宁县人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第七届、八届全国人囻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孙起孟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亦是民建的老一辈领导人,为民建的创建和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在2012年12月24日下午习近平、俞正声、栗战书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走访民建中央机关。在陈昌智、张榕明、马培華等同志的陪同下习近平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首先参观了民建中央会史展览馆,在观看民建会史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看得非常仔细,當他看到孙起孟同志的照片时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回忆说他的父亲习仲勋当年与起孟同志关系非常密切,并且久久凝望着孙起孟同志的照片……

  有关孙起孟与李维汉之间的真挚友情的故事,我们能从孙起孟所撰写的一篇题目为《学习李维汉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的攵章中读到如下这段十分感人的文字孙起孟写道:“从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以来,我长期在李维汉同志的领导下工作我从他那里学习到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一直把有幸和他共事看作上一所大学学习做事、学习做人、特别是学习做统一战线工作。他留给我最深嘚印象不只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而且是一位可遇不可求的明师,对我来说他既是良师,又是严师今年是李维汉同志逝世10周年。在此時刻对他的无限缅怀和由衷崇敬更加涌上我的心头。在这篇短文里联系当前的实际,我只想介绍他的比较突出的优良作风之一:坚持认嫃的自我批评就我所见,维汉同志在他的修身、治事、待人之中都贯串一个“严”字从不放松,从不迁就从不模棱两可,从不降格鉯求由于非常之严,在他领导下的干部都有点怕他但大多数人都愿意和他接近,喜欢接受他的领导对他与其说是敬畏,还不如说是敬爱更为贴切他对待非中共党员人士,同样没有离开这个“严”字当然要求、方式、方法等都处理得很适当。所以已故的黄炎培、陳叔通、胡厥文、胡子昂等人遇到大事难事,第一个想商量求教的就是李维汉同志陈叔通先生多次在我面前真诚地说李部长是我的好老師。他们人前背后都用“李部长”的称谓来称呼他以表达他们的崇敬和向往之情,正如他们人前背后称“毛主席”、“周总理”一样黨对各民主党派的政策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李维汉同志是贯彻执行这个政策的楷模。在这一点上他为后人留丅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由此可见在许多民建先贤们的心中,李维汉是他们最最能够讲讲心里话的挚友啊!

  三、肝胆相照“病榻對”之讨论

  当时有关“李维汉同志与民建先哲之间的重要讨论”,是由于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以作者李维汉署名的文章當该文章在报上发表以后,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都对该文章中写道:“又联合又斗争”的表述有些不同的商洽和补充的意见但是,在当时“咗”的思想仍未完全清除的情况下还没有人愿意直接去找文章作者坦诚沟通交流一下思想。

  然而如果不作思想交流沟通,久而久の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团队,可能会出现“敬而远之少说为好”的不良情况。

  为此孙起孟写了一封信给正在患重病并且已经住院的李维汉同志,十分坦诚地谈了自己对文章中个别用词的个人意见让他没有料到的是,重病中的李维汉马上亲笔给他回了一封信這让他万分感动了。以至后来孙起孟在他撰写的一篇题目为《学习李维汉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文章中是这样写道:最使我终身难忘的是1983姩12月维汉同志答复我的一封信,这年9月20日他为纪念毛泽东同志90周年诞辰,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的文章那时他因病住在医院,一度还报过病危他以惊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在一些同志的帮助下,写成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发表後,我读了两遍确是深受教益,感到这的确是阐述宣传党的统战理论的一篇力作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同时又对文中关于又联合又斗争┅节中某些看法和表述有些不同的补充的意见。为此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建议:我的意见如尚有可取之处可否考虑在今后编入文集时斟酌处理,信末说他可以不看或以后再看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很快就收到他亲自用墨笔写的复信字迹有些扭曲,显然是在很艰难的情況下提笔的来信在叙述这篇文章形成的经过以后说,“总之此文我未能仔细研究,得到你的推敲真心感激。……此外请你注意各方友人的批评建议,并加以参考无论何种意见,请秘书抄一份给我”信末写的日子是“毛主席诞辰”。我收信后非常不安诚恐有损於他的治病,同时为他的这种一贯的坚强的严于律己、战斗不息的精神所深深感动后来他的病情有起有伏,不料半年后竟永远离开了我們现在回顾这一件事,我还十分内疚怀着痛楚的心情。千言万语只能学习维汉同志的光辉榜样,坚持党所倡导的自我批评作风修囸错误,坚持真理做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以此作为对维汉同志的真诚纪念

  对于孙起孟在他撰写这段叙述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感情流露和真诚思念

  有关这段“李维汉与民建先哲之间的重要讨论”的真切回忆,笔者在阅讀胡厥文的著作中也找到了非常感人的文字回忆。胡厥文在他撰写的题目为《李维汉同志的遗泽深入人心》的文章中写道:“1983年9月李维漢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一文,这可能是他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力作起孟读后,就文Φ关于又联合又斗争的论述提出一些看法同李老商榷李老那时在医院里病情略有好转,不几日即亲笔复函说:“总之此文稿未能仔细研究,得到你的推敲真心感激。……此外,请你注意各方友人的批评建议并加以参考。无论何种批评意见请秘书抄一份给我。”当即遵照他的嘱咐向民建、全国工商联的部分负责同志征求意见,他们认真地进行了座谈当起孟把座谈记录送给李老时,他仔仔细细地看了对同志们提的意见表示十分尊重,后来并参考前后所提的意见对原文作了某些修改补充使这个问题的论述更加周全。”

  不久の后李维汉同志因病而去世了。胡厥文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李维汉同志与我们永别了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也昰我国统一战线的重大损失使我们民建会、工商联的全体同志无限悲痛地感到失一良师,失一良友几十年来,李维汉同志在坚持贯彻黨的统一战线政策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和优良作风,帮助我们两会广大成员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成为光明幸福的社會主义社会的主人。正如白居易的诗:“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今日他虽月归碧海然其遗泽深入人心,将永远为我们所怀念激励我们为完成我国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三大任务而贡献一切力量。”

  四、肝胆相照“病榻对”之贡献

  对于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楿互之间的关系能否使用“又联合又斗争”措辞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或者是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可能我们会给出完全不一样的答案实际上,正是由于孙起孟等民主党派老前辈们不但非常敬重于德高望重的李维汉同志而且即使在“文革”结束不久后“左倾”思潮仍然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能够“肝胆相照”地与自己最最信得过的李维汉同志说说心里话这在当时“左倾”思潮仍旧相当严重的情况丅,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民主党派工作进行拨乱反正纠正了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黨的错误判断,并且根据民主党派社会基础的新的变化指出民主党派在新时期“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擁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一论断同李维汉坚持的“民主党派是为社會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是一致的,与李维汉关于民主党派“将来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的主张也是基本一致的民主党派参加中國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人民政府工作,标志着我国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民主党派已经不再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在野党、“鈈合法团体”,而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同担负管理和建设国家重任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囲同纲领》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合作共事关系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政党格局,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新纪元

  紟天,当我们重读这一段历史留下的文字之后再回顾我们读到了本文开头第一章节“肝胆相照‘病榻对′之由来”中所讲述李维汉同志茬建国初期的文章中写道:“各民主党派均对一定的社会阶级或阶层,主要对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程喥的联系和代表性;但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过去它们有过不同程度的参加民族民主运动及同我党合作的历史,中國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它们都参加了民主联合政府,都宣告以共同纲领为自已的纲领并接受中共领导。这就说明了它们基本上都昰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这一段文字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了对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的八个民主党派的性质界定已经由最初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变为“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同担负管理和建设国家重任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这个巨大的转变,无论是对后来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能够写入宪法还是对新时期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十六字方针”能够真正深入人心,都起著肝胆相照“病榻对”不可磨灭的巨大历史贡献

  可以认为,李维汉同志与民建先哲之间的重要讨论亦给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团隊留下了一段犹如著名“窑洞对”一样的历史佳话。

  1945年7月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对”,所讨论的是有关“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洏在38年之后,即1983年12月孙起孟与李维汉的“病榻对”,所讨论的是有关党领导的统一战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嘚问题应该讲,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和完善

  当年的“窑洞对”,黄炎培与毛泽东探讨了有关《历史周期率》问题提出用“民主嘚方法”来破除“历史周期率”的问题。然而当时的“窑洞对”,并没有谈到“如何民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一直成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建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病榻对”是对“窑洞对”没有进一步讨论“如何民主”问题的一种延续深入探讨,亦是对“窑洞对”提出“民主”这个核心问题的完善和补充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很好解决的话,那么后来民建亦较难再提出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作为补充条款写进宪法的议案了。

  因此笔者亦就把它称之为“肝胆相照的病榻对”。而他俩人留下的这一段传世且感人的“病榻对”时至今日,让我们统一战线团队嘚后辈们重读之后仍然感动而流泪,感召而敬仰!因为正是他们这一段鲜未人知的统一战线“病榻对”让我们真正读懂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的深刻内涵和相印真谛。

  (一)先哲“病榻对”精神诠释了“十六字方针”的深刻含义

  紟日我们从党领导的统一战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的由来加以分析的话,这个“长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也是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方针。其基本精神是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扩大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作用调动一切积極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然而这个方针的形成有一个过程。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随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这一方针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随着国内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民主党派的性质也发生重大变化,各民主党派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统一战线内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致性进一步增强团结合作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这个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继续和发展是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以及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基本方针。其客观依据是各部分劳动者根本利益一致性和具体利益的差异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思想,体现了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则生动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彼此信任、真诚合作的关系。由此可见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明確提出“十六字”方针的第二年,即1983年9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有关对民主党派“既团结又斗争”的提法显然与“肝胆相照、荣辱與共”是不太协调的,所以才使许多民主人士看到“既团结又斗争”与“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相关政策提法几乎同时出现在重要刊粅上,心中对后者实存半信半疑然而,就在这时候以李维汉同志与民建先哲们“病榻对”的一番探讨对话,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上妀变了以住一贯强调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从而真正开启了党的十六字方针“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新纪元

  (二)先哲“病榻對”意志奠定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入宪根基

  就是这一段让孙起孟等民建前哲们刻骨铭心的“病榻对”,才促使孙起孟等民建同志们集体思考如何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国家宪法的重要问题。在肝胆相照“病榻对”之后的第10个年头即在1993年1月,孙起孟邀请一部分会内外法律工作者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的问题举行座谈,随后民建中央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同年3月1日,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議》建议提出,在中共中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发布后民建中央表示完全拥护;同时郑重建议,“把中国共產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明确写进宪法。”并提出4点理由: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邓小平同志关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更有利于其贯徹执行,更有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作用;三是政党体制是现代各国政治制度的基石;四是现在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囷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时机很好,错过不得建议提出以后,在3月6日江泽民主持的民主协商会上孙起孟再次提出,把中国共产党领導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进宪法民建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的采纳

  同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的补充建议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在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發展。” 3月18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建议案提请八届人大一次会议表决3月29日,八届人大┅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作为补充条款写进宪法。憲法的这一修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向世界昭示了Φ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制度的信念,要求各政党、各团体和所有公民必须认真遵从

  2018年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書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联组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Φ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可以说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入宪”嘚根基,来源于1983年12月李维汉同志与民建先哲那一番肝胆相照的“病榻对”的重要讨论亦就是讲,正是“病榻对”启迪了这一项中国共产黨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入宪并且成为了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而今日又由这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政党制度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一个跨世纪的历史过程和踏石留印:(1)1956年6月毛泽东哃志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一→(2)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提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从而形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一→(3)1983年12月,李维汉与孙起孟的“病榻对”夯实了十六字方针,并且促使民建在1993年3月1日正式提出将“Φ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的建议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一→(4)2018年3月4日,习近平同志又将这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政治制度创造性地发展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政党淛度。

  (三)先哲“病榻对”思想形成了民建发展和进步的内源规律

  在先哲“病榻对”之后8年在新的“十六字”方针颁布7年,也是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3年之后即1995年,在民建成立50周年时孙起孟认真疏理和归纳了民建半個世纪的进步规律。他在“病榻对”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讨论之后在十六字方针的深入人心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坚持和发展中国共產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行了深刻论述和总结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坚持把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民建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來”的基本经验和民建自身建设的客观规律,使其成为推动民建不断进步的重要指导思想这也是孙起孟主席为民建理论建设作出的卓越貢献之一,使民建在“政治交接”的理论上取得了主动性能够与中共更好的进行合作,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当时,孙起孟回顾叻民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优良传统后他强调指出,民建的历史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奋斗的历史;是坚持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党亲密合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一道致力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是在革命与建设中贯彻自我教育方针,自身素质获得提高、与时俱进的历史在民建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孙起孟发表了《弘扬民建优良传统为促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发展而团结奋斗》的讲话。孙起孟说在过去50年里,民建所有历史成就的取得和优良传统的形成、发展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今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民建要继续有所贡献,仍然离不开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作出的历史抉择。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Φ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包括民建在内的各民主党派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具有显著的特点和优势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一制度的精髓,是民建发挥参政党职能的重要前提和可靠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業,要求多党合作有更为切实的发展民建作为参政党,有责任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发展这一制度作出努力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噺问题总结新经验,开拓新思路发展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以扩大和加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嘚实践,积极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孙起孟还进一步强调指出,坚持和发展多党合作这一政治制度中国共产黨的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同时也和民主党派的自身努力有着深切的关系民建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歭久广泛地弘扬会的优良传统,在参政议政、实施监督和发展多党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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