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叔父周调阳（作者：周清澍.配图：心口）
我的叔父周调阳，字仲篪，谱名官篪。日（旧历十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湖南省武冈县大甸乡栗山园。七岁丧父，家中只有寡母和十四岁的兄长（我父亲）三口人。由于我曾祖父是一个廪生，在当地是有名的塾师；我祖父也是读书人，遗下近百亩田产，家境小康；从小就在乡间私塾读书。他自幼读书勤奋聪慧，九岁就进城参加童子试，虽然没考取，但己能就试题《卖剑买牛论》（据出典《汉书&龚遂传》）从容畅发议论，多年后他还能忆当年的情景。
年青时就爱上了教育事业
&&&&&清政府实行癸卯（1903）改制，兴办新学，武冈也办起了小学。由于他老母怜他年龄过小，&直到十三岁时（1907年初），才让他考入武冈官立高等小学。当时高小学制是四年，可是他却在一年后就考入宝庆中学（&12月），毕业后（1913年秋），又升入长沙省立优级师范（后改名高等师范），1917年毕业于本科。在校时，他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陶菊隐、舒新城、许彦飞等一起。于1916年在长沙创办了《湖南民报》①。虽然只办了半年，却是湖南早期较有影响的报刊。
&&&&&&从1917年秋高师毕业后的四年中，他历任私立岳云、蓼湄、宝郡联立中学和省立第三中学教员，并兼任三中教务主任。这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思潮对他也发生影响，在教育救国论的思想支配下，1921年他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科深造。他不仅学业成绩优秀，而且还加入了“以研究宣传及实施平民教育为宗旨”的平民教育社，担任该社所办的《平民教育》周刊（后改半月刊）第四届（1922年）主编，发表了《根据社会学原理决定中等教育应采的方针》等论文十余篇。《平民教育》是《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影响下的产物，与北大学生办的《新潮》并称为当时北京两个最出名的学生刊物。《平民教育》主张通过教育的革新和改良来改造社会，认为教育的改良是一切改良的根本。他们甚至还企图“通过论述改革教育以及教育有关的专门问题来暴露社会的黑暗和统治当局的腐败和反动，通过对比方式来揭露广大劳动人民不能受教育，不能过幸福生活的不合理状况”。该刊共发行73期，是新文化运动中教育救国论者的喉舌。②同年，他还同朋友们创办了《教育日报》。通过两年的学习和办教育报刊的实践，坚定了他终生献身教育事业的志向。&&&&&&&&&&&&&&
从事师范教育，发表教育学著作&&&1923年叔父从北师大毕业后，应聘担任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和教员，最早在国内中等师范讲授心理学、教育统计学等课程，此事因偶然的原因还见于鲁迅的著作中。③教学之余，他还从事学术研究，出版了《儿童心理学》一书。该书不仅提供了较系统的科学知识，而且还添入了自己的调查材料。书中对青少年性成熟时各种心理作了调查和百分比统计（他在北师大就发表过《实施性欲教育示例》的论文，呼吁对青少年进行性知识教育）。④这在当时封建意识还很严重的时候，确实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1925年暑期，湖南省政府电促他出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回湘后并未就职，历任岳云中学教育专修科（年）、省立一中师范科（）主任，省立一师（）教务主任兼任教员，并先后在一中和二中等校兼课。
&&&&他对教育测量法和教育统计学颇有研究。在《平民教育》曾发表过《应用于教育测量上之统计法》（，第63、64期）的论文。在北京学务局教员讲习会和河南省立一师担任教育统计学课程，又在河南一师和长沙岳云中学教育专修科讲授教育测量法。回湘前后，写成《教育统计学》和《教育测量法精义》两书，并于次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教统计学》，列为国民教育协会丛书第三号。这书是师范学校的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和办学者的参考书，内容注意到统计的公式，原理的阐释，并搜集许多教育上的事实，以证明统计的实际运用。这是一门西方新兴的学科，由于他在湖南高师是上英语科，故能自由阅读国外的教育学著作，并最先将这门新学科介绍到我国。因此当时就有两个大学来聘请他去任教。我所见到的1932年教育丛书本已出到第六版，可见此书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接着又出版了《教育测量法精义》，我见到的1933年中华书局教育丛书本也出到了第七版。⑤国共合作以后，广东革命形式蓬勃发展，1926年北伐军连克长沙、武汉，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中的共产党负责人夏曦为首，会同长沙教育界名人朱剑凡等准备召开省民会议，“结成农工商学民众革命大同盟”，开展湖南民主政权之建设，“以期政权归革命群众”，成立了筹备处。⑥他被聘为省民会议筹备处专门委员。次年1月又被选为湖南省教职员联合会候补执委。解放前他曾以赞赏的口吻谈及过夏曦，说他曾是学生会领袖，口才很好，办事常能干，似乎他们还是熟悉的。从1917年起，他在许多知名中学和师范学校任教十余年，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工作经验，在湖南教育界已有一定声望。1927年9月被湖南省教育厅聘为教育行政委员。次年2月又受聘为教育设计委员。同年又当选为湖南省教育会执行委员，连续三届连选连任。
创办私立都梁图书馆
&&&&抗战以前，叔父在教育厅工作时薪俸是较高的。他生活俭朴，节余都用来收藏图书和古币。1938年，长沙已面临日军轰炸和占领的威胁，他就将自己收藏的二十余箱图书运回武冈。次年，他鉴于“后方民众精神食粮之供应，抗战情绪之提高，尤有赖于图书馆之设立”，“遂决意创办都梁图书馆，并以历年私人所购图书五六千册，悉数置存馆中，供众阅览，所有经常临时费用，在未得到政府补助前，准备以薪俸所入，独力支持。”⑧经过与家父和朋友们的商讨和筹划，他拿出自己工薪的积累3000元，在1940年借县立女中所属老南门东城墙上的旧文昌阁作为临时馆址开馆，他自任馆长。1947年大皇城乐洋塘（大炮台南山脚下）新馆建成，于是就迁到了环境幽雅的新馆舍。
&&&&都梁图书馆是当时全省仅有的几所私立图书馆之一。武冈地处湘西南偏僻之地，居然能开风气之先，有一所供公众阅览的图书馆，对开发民智，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起了一定的作用。图书馆全盛时藏书近二万册，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叔父私藏的教育专业书和商务、中华出版的古籍，后者包括大部头的《丛书集成》、《四库全书珍本》、《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等；第二类多是他向湖南各县的朋友和学生征集来的乡土文献，湖南各府、县的地方志大部分都收入馆藏；第三类是可供儿童到成人阅读的一般读物，如《小学生文库》、《万有文库》、《日本大百科全书》及各种抗战时出版的新书、报纸、杂志等，为学生、军人和市民提供了精神食粮。
&&&&前两类书只有少数人能阅读，但也有人得益于此。如省立六师的语文老师李记今先生，就陆续读完了《四部备要》中的二十四史，并据此写成《无机斋读书记》自印出版。此书仿赵翼《廿二史札记》据正史写读史心得，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1944年冬叔父曾携回一本，责令我攻读学习。后一类则拥有广大的读者，好些人在这里养成了读书看报的好习惯，从中获取知识并了解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我自己就深有体会。1940年开馆时，我刚满八岁，因病辍学，几乎每天都上图书馆。两年中我读完了过期的《小朋友》和《儿童世界》百余本，四百余册的《小学生文库》中的大部分，其中有中外各种故事、《三国演义》和《鲁滨逊漂流》等近十部中外长篇小说，每省一本的地理知识及其它学科的儿童读物，使我懂得了不少小学学不到的知识，提高了阅读能力。
辞职回乡，决心隐退&&&&1943年朱经农厅长调任重庆中央大学教务长，主持校务（校长名义上由蒋介石兼），请他去担任教授。他看到国民党政府越来越腐败，重庆更是是非之地，乃谢绝了他的邀请。而湖南省的情况也日渐恶化，省府的要职大多由同国民党中央&cc等派系有关的人把持。1944年夏，日军大举南侵，8月8日衡阳失守，他听到蒋嫡系军官公然说不给广西人（指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守大门，敞开湘桂路让日军长驱直入。9月，他坚决要求辞职回乡，教育厅改任以督学主任的名义准假离厅（程育才学长回忆，周调阳曾让绥宁县县长借粮给洞庭中学师生，解决了断粮危机，就是借用这个官衔），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免除这个名义职务。他从宁远出发，由湘南绕行到湘西，徒步千里，才从绥宁回到武冈栗山园家中。
&&&&这时叔父的思想很消沉。他写诗填词颇有素养，回家途中感触甚多，所见所感，无非是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情景，他都随时通过诗词加以描述和抒发，回家后还手抄修订结成集子。他在家中也是以吟咏古人的诗词消遣，按照自己的旨趣编选《诗选》和《词选》各一册，连同平日所作，大多是反映向往田园生活的隐逸诗。两次日军入侵，我也辍学回家，他就教我读古诗词和《古文观止》，当讲到陶渊明的诗和《归去来辞》等文时，有声有情，充分流露出他当时的情绪。
&&&&抗战胜利后，朱经农先后任教育部次长和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邀请叔父去教育部和商务就职，湖南新成立克强学院于长沙，有人请他去主事，他都一概谢绝，反而去长沙卖掉自己的房子，在家乡武冈陶田营建新居，名为“憩园”，表示将息养终老于此，不复再出。1946年湖南成立省参议会，次年召开国大，武冈可产生省参议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各一名，在外当官的和地方头面人物，或为自己竞选，或为他人抬轿，为了拉选票，云集武冈城中，终日会客宴请，人人如醉如狂。不少人也找他游说，鼓动他参加竞选，或给某人以支持，他却躲在乡下，不愿闻问。
&&&&1946年10月，武冈县政府准备重修县志，他应聘出任武冈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当时政府忙于内战，既无经费，又无人力，据说只订了一个计划就只好作罢。这是他在家时担任过的唯一公职。
从事文物保管和学术研究工作
&&&&1949年10月武冈解放，他已年近花甲，每天带头参加学生扭秧歌的活动。1950年2&月，他出任武冈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副主席。10月，任武冈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11月，又任邵阳专署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
&&&&就在这年，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李明灏致函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向他推荐周调阳，信中称：“他在湖南教育界很有地位，外号叫‘一条龙’。而所办的洞庭中学，在湘西南确居第一位。为人正直无私。”这段话确是对他三十余年献身教育事业的公正评价。1951年1月，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任命他为参议（后改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从此他又从武冈迁居到长沙。
&&&&同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又调他去帮助整理古代钱币。还是30年代他在长沙工作时，就以研究古币为业余爱好，经过多年收集，据他自称已达到“集小成”的地步，其中有不少罕见的珍品，尤以五代十国时长沙楚国等地方钱币更具特色。其中一部分清末以来流通的各种银币于逃避日寇时被人从陶田家中盗走，剩余各种古币他全部捐赠给湖南省博物馆。他熟悉我国货币发展的历史，精于鉴别，故文管会称他“对于历代货币研究功深”。后来他一直在那里工作，还参加整理从湖南各地收集到的古旧书籍和文物。1957年冬，湖南省委决定编篡省志，他参加了《文物志》中金&石部分的工作。
&&&&还是在30年代，他已对王船山的著作开始注意和研究。在文管会工作时，他又被委派整理《王船山遗书》，对王船山的现存全部著作和各种版本、抄本作了精细的校勘。他写的《王船山著作的版本和未刊稿》一文，在1958年《湖南历史资料》第二期，以湖南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他写的《王船山未刊稿》一文，1959年以湖南省博物馆的名义发表。&#年是王船山逝世270周年，湖南省决定召开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其中他所利用的湖南博物馆藏嘉恺抄本为国内所仅见，因此他作的校勘记很有价值，中华书局已作为资料永久保存，以备整理王船山著作时参考。如嵇文甫的《王船山史论述评》以及王船山著《尚书引义》、《诗广传》等书的点校，皆声明借助于周调阳的校勘记。在王船山的学术讨论会上，全国著名学者一致对周调阳校勘、整理、王船山遗著及所写论文给予特别好评，认为“内容丰富，文字简练，确实下了很大功夫，非有深入研究者和素养者，莫能为”。会后他应中华书局约稿写成《王船山学术思想》的论著，后未能出版，稿本现存内蒙古大学图书馆。他还发表了《王船山各种著述完成的时期》、《王船山著述考略》⑩两篇论文。另有《王船山余稿校阅记》手稿一册，现存其女周凝秋处。他对王船山的大量著述作了全面的清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罕见的艰巨工作。这几年中，他的全副心力皆尽瘁于此，终于积劳成疾，病故于日。
附：怀&念&叔&父
&&&&今年12月1&日（旧历癸巳年十月二十四），是我叔父周调阳的110周年冥诞，我也渐入垂暮之年，往事虽然如烟雾般地淡去，但当我看到《洞庭诗声》编辑部发出纪念老校长的征稿通知时，不禁让我回想起叔父对我的教育，往事历历，有如潮涌般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叔父6岁多丧父，与祖母和14岁的长兄（我父亲）3人相依为命。后来祖母和父亲在家，他则长期出外求学和工作，虽然兄弟俩已各自成家，但直到1941年他准备辞职回乡时，仍同祖母在世时一样没有分家。我的童年，就是在祖父母留下的这个大家庭中度过的。我出生后不久，全家搬进了父亲和叔父兄弟俩合购的石牌坊新宅。而叔父则在长沙教育厅工作，兄弟俩也在长沙教育会坪买了房子，叔父一家就住在那里，我大姐和大哥也赴长沙就学并随住在一起。
&&&&大约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叔父从长沙回家，这是我记事时初次看到他。在此前后，叔父参与了家中发生的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年的秋天，我父亲独自回到栗山园乡下家中，被土匪绑架走了（武冈话俗称“吊羊”），音信全无。家中大人只有我母亲，束手无策，只好发电报到长沙请叔父想办法。叔父情急到省政府向新任主席张治中将军求助，张主席随即给武冈县县长通了电话，希望他设法营救。原来那时大小土匪都有联系，当时武冈县正准备围剿匪首张云卿，县长派人找到了他，晓以厉害，限令他交出人质。其实此事并非张云卿所为，而是一小股初出道的匪徒，但张还是找到了这夥伙，并派人将我父亲送回石牌坊家中。
&&&&抗日战争爆发，新婚不久的大哥在长沙考入西安的军校第七分校，不久他的女儿在家中诞生了。她也是全家第三代头一个小孩，合家都很高兴，请叔父替她命名，叔父闻讯，就按杜甫所作五律《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句的诗意，给她起名“忆秦”。
&&&&1937年冬，日军已逼占武汉，满娘和乐三哥（周清宇）从长沙迁回武冈石牌坊家中。大约在1939年，叔父为筹备都梁图书馆也回来了。也许是有缘，一般孩子不敢接近陋生的长辈，我那时只有7&岁，却喜欢接近他，他也爱拉我到身边说说话。因此他回长沙后，父亲让我写信问候他。当时我上初小三年级，刚学造句，就大胆学着写信，模仿哥哥们写信的格式，抄袭什么“敬禀者”、“金安”、”安启”之类，把近日做了些什么，想到些什么写上去。每次去信，他都立刻回信，我也就接着再写。那时家中无人督促我学习，做作业偷懒，但写信却很勤，无意中让我较其它孩子提早了学写作文。
&&&&1940年春，我因病在家休养，恰逢他创办的都梁图书馆开馆，我就利用馆中勉强能读懂的书刊打发日子。我先读了商务和中华出版的《小朋友》和《儿童世界》两种若干年的过期杂志。又发现一套商务出的《小学生文库》，我先看较容易的中外故事和童话，接着又读了《岳飞传》、《西游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四部中国古典小说以及《大人国和小人国》、《鲁滨孙漂流记》等外国小说。在辍学的半年间，阅读了一二百册书，学到了不少东西。
1944年秋和1945年春，日军两次进犯武冈。叔父辞职回到栗山园老家，这时乐三哥随洞庭中学西迁绥宁，我辍学在家，因此成为他闲暇时的伴侣。他在家常以作诗词消遣，一类是抒写此次长途跋涉回家的见闻和感概，一类是抒发自己厌倦官场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他向我讲述时，声情并茂很带感情，乡下少有人谈心，只好用诗词发泄国难时期无奈的心情。他将爱读的诗词选录成《诗抄》、《词抄》各一册。有时选一些教我读，诗以陶渊明等人的隐逸诗居多；词则他偏爱二李（李后主、李清照），这二人的作品留传甚少，大部分都给我讲解过；其它诗词，有的并非名家之作，但每首皆伴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常在带我到田野间散步时口授。后来我接触到《词苑丛谈》和诗话类的书，才知道他熟悉每篇作品的产生背景和每个词句的特定含意，所选皆有吸引人的故事性，故令我听过讲述后就能成诵不忘。
&&&&他还教我读古文，主要是采用《古文观止》。记得先秦以读《左传》、《战国策》为主，魏、晋以后除陶潜外，多选韩、柳、欧、苏之文。此后，他还教我读《左传》、《孟子》和《史记精华》。据他后来说，左、庄、孟、马是先秦文章中的代表作，有见于我言语讷涩，说话结结巴巴，而《孟子》和《左传》、《战国策》中《吕相绝秦》、《触詟说赵太后》等篇都是口才便捷、说理最好的文章，可以纠正我的毛病。原来他教我读古文，除提高语文修养外，还想训练我的口语表达能力!&他教我读《孟子》，读到“孟子见梁襄王”时，突然问我：梁襄王同梁惠王是什么关系?&我说：前文梁惠王提到他“东败于齐，长子死焉”，现由襄王继惠王位，襄王应是惠王的次子。当时，他高兴地鼓励我说，古代某个名人读到此处时，老师也曾提出这个问题，同学中只有他能回答。你能解答这个问题，可见听讲专心，善于联系前后文思考。可惜，我说话口齿不清，是天生的生理缺陷，他的教育实验没有成功，但他的启发式教育和思辩训练，对我从事历史研究，则是终生受益。
&&&&我读过《水浒传》等几部小说后，在以后的两三年中，读旧小说着了迷，读后还要找人提问。这时同他相处，讨论小说也成为我们的经常话题，他的解答使我搞清了小说和历史的关系。如谈到《三国演义》，他告诉我：诸葛亮并不象唱戏那样，初出茅庐就是一个长胡须老生，当时他只有27岁，比小生扮演的周瑜还小6岁。周瑜和鲁肃同诸葛亮相比，不是那么平庸，尤其是鲁肃，戏中将他演成一个傻子，实际上，他不仅接替了周瑜都督的重任，而且始终坚持联刘抗曹的正确方针，巩固了东吴的地位。曹操的才能也不比诸葛亮差，他给我讲《后出师表》时，读到“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等处时，他就相机启发我，这些话正好说明，刘备承认当代的能人是曹操，诸葛亮也认为自己不如曹操。
&&&&我读过《水浒传》等几部小说后，在以后的两三年中，读旧小说着了迷，读后还要找人提问。这时同他相处，讨论小说也成为我们的经常话题，他的解答使我搞清了小说和历史的关系。如谈到《三国演义》，他告诉我：诸葛亮并不象唱戏那样，初出茅庐就是一个长胡须老生，当时他只有27岁，比小生扮演的周瑜还小6岁。周瑜和鲁肃同诸葛亮相比，不是那么平庸，尤其是鲁肃，戏中将他演成一个傻子，实际上，他不仅接替了周瑜都督的重任，而且始终坚持联刘抗曹的正确方针，巩固了东吴的地位。曹操的才能也不比诸葛亮差，他给我讲《后出师表》时，读到“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等处时，他就相机启发我，这些话正好说明，刘备承认当代的能人是曹操，诸葛亮也认为自己不如曹操。讲到“关羽毁败，吴更违盟”时，则说：《三国演义》和民间传说尊称关羽为关公，将他描绘成一个完人，而诸葛亮的话却认为，失荆州、蜀国势削弱有内外两个原因，即吴的“违盟”和关羽的“毁败”，用“毁败”一辞，就是指责关羽对蜀国起了破坏作用。有次我同他谈起《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书，他告诉我：、张士贵、薛仁贵确有其人，正史都有传，张士贵并非小说中陷害忠良的坏人，功劳和地位不亚于薛仁贵。薛丁山和樊梨花纯粹是小说瞎编的。我听了以后，还认真爬到阁楼上找出他的《四部备要》本《唐书》薛仁贵等人的传来翻看，这使我从小就学会了查阅古书。
1945年春，我准备从武冈县中插班洞庭初中，他就给我补代数和英语。后来我上高中，有英文不懂请教他时，他仍能拿起来就讲，不用查字典。他生于清朝，9岁时还参加过旧式科举的童子试，旧学有功底不足为怪。但他上的是清末民初草创的新学，以后从事教育行政，很少用得上数学、英文，几十年后仍那么熟练，可见当年的学业是何等扎实。同自己对比，起到了无形的鞭策和教育作用。
&&&&抗战胜利后，叔父一家定居陶田，我们接触较少了。1947年我初中毕业，他在我的纪念册上留下“博学、审问、敬业、乐群”的题辞。这8个字，成为我治学以及对待事业和社会的终生准则。
&&&&我升高中后，他出任洞庭中学校长，校长室前面是办公室，后面是卧室，我常在这卧室做功课，由他对我进行辅导。如前所述，他还教我读《孟子》和英文。有次写一篇短文，写了几个字就放在那里，几周后我才再去，只见他在那张纸上写了一首诗：“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先生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我做错事，他从不疾颜厉色训人，而是采取这种讽喻的办法进行批评。这次是借贾岛冥思苦想推敲字句的自况诗戏谑我对作业的懒散和拖拉，他的教训令我深刻难忘。
他的为人和思想情操，对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他在湖南省教育界和教育厅任职多年，许多教师是他的学生或晚辈，但他从不以长辈自居，都能平等礼待。如学校常有以校长名义写字和撰写对联的应酬，他都让兼校长秘书曾光炎老师代写。他的字宗法魏碑，特别是临摹张猛龙和张黑女二碑下过功夫。我的字很拙劣，两相对比，将他的字看成高不可攀的顶峰。曾先生自学成才，没有学历破例任教高中，不免对上级诚惶诚恐，把他的字吹捧得天花乱坠，谢拒不敢写。我也看不出曾的字有何好处。但他却对人坦言自己并不专精书法，盛赞曾先生兼精各种字体，是多年苦练的功夫，礼请曾先生代写。《洞庭诗声》也曾发表过他请副校长谢行恕和曾先生写的对联。他对同僚能谦逊尊重，决不对下级随便逞能卖弄。
&&&&对混乱的时局，他虽然无奈，却能清醒对待。如当时召开国民大会，在武冈掀起竞选省参议员、国大代表、立法和监察委员的热潮，那时武冈有西北乡（今洞口）、东北乡（今划归邵阳、隆回等地区）和城周地区三股地方势力，后一地区以他最得人望，有人极力怂恿他竞选，都被他谢绝。竞选人云集县城，又拉他协助抬轿造势，他也一律回避，躲在乡下连城也不肯进。
&&&&他是因李明灏的诚心劝驾才出任校长的，因此在这几年中，他俩的书信来往不断，除讨论校务外，还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并视李为可交心的朋友，我就有多次旁听到他对人转述和赞赏李来信的内容。在中断通信后，他推测李已去了解放区，并表示艳羡。有一次我走进校长办公室，他不在屋，忽见桌上摆着一纸省里下达的公文，意思是任命各中学校长为三青团区分部主任，训育主任为副主任，命令这二人负责发展三青团组织。此后，我就再不见他有何动作或提起，显然这文件被他压下了。解放后，有的老同学交代了在武冈别的中学加入过三青团，只有洞庭的同学幸免。原因是其它中学的负责人不敢抗命，或积极响应，或表面应付，都给许多无辜青年留下一个历史问题。只有他勇于承担责任，没有理会，使我在若干年后，凡有人来外调老同学的历史问题，敢于作出我在校时没有三青团的保证。从以上事例可清楚看出他的思想倾向，难怪在法相岩社请他为社歌作词时，写下了“寻求真理，争取自由，不达目的誓不休”的辞句。
1950年，他又回到长沙工作，我也考入北大。读研究生后，1956年夏我专程到长沙看望他。他非常高兴，领我去看湖南省文管会从废纸站收来的书，陪我逛五一公园和天心阁。临行时还将他收藏的《四部备要》本史部（包括整套二十四史）送给我运走。次年，我偶然翻阅《文物》杂志，见首页一篇类似社论的文中，郭沫若对湖南文管会发出责难，说是封锁长沙发现的楚简不让上调中央，被点名的人有文管会主任陈浴新和另外两人，其中之一就是周调阳。我知道他并未担任领导职务，此事与他何干?&但被郭沫若点了名，肯定在劫难逃。不久，他给我来信，只简单说自己犯了错误。我不便细问，只好多给他去信宽心慰解。他每次回信，总说近来只有我给他去信的话。现在回想起来，他那时是何等痛苦和孤寂，如能接到亲人简短的问讯，也是对内心莫大的慰藉。
&&&&1962年，他接受了整理、校勘王船山遗著的任务，湖南省在长沙召开了纪念王船山逝世２７０周年学术讨论会，他的研究得到与会专家的赞扬。其中嵇文甫表示要在自己著作中借用他的校勘成果；吕振羽是他过去的学生，又曾在抗战时的塘田寺掩护他开办战时讲学院，所以还是故人重逢。&接着他的论文在《江汉学刊》和中华书局《王船山学术讨论集》连续发表，他的处境有所好转。这时我也开始发表蒙古史的论文，特别是他看到我在《文史》创刊号，与黄季刚、陈援庵等老前辈同期发表论文，非常高兴，在他去世后我到长沙时，听满娘说起，他当时连说：“清澍已超过我了”。尽管他的说法过于夸张，但长辈期望子侄有所成就甚至超越自己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也深为感动。他去世时，遗有一部中华书局的约稿，这是他近几年的心血，临终时还萦牵此事。他身边乐三哥等人都不学文科，就将稿邮寄来让我处理。我对此也是外行，但想起吕振羽是学术权威，又最了解他，可以托付。适逢我进京拜访翁独健师，他神秘地告我，从民委领导得到一个惊人消息，吕振羽在去长沙开会后回到北京时，就在车站被捕了，原因绝密。这么一来，我也只好作罢。
回顾中小学时代，我是一个不能自律的学生，正常的自习和作业都不能保证，但课外感兴趣学的却较别的同学多，这要感谢叔父的亲自教导，也有他的科学教育方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此后我走的人生道路。好的方面，同样是接受了他的直接指导。我家世代是地主，周家子孙除少数人出外作事，多守着祖遗田地生活。他一再提醒我，长大后一定要自立谋生，不要依赖家庭。他通过讲书教我树立人生理想。有一次特意选出一篇少见的古文《宋史&文天祥传》，讲前强调当时周家同他是同乡（明初周家从江西吉安迁武冈），讲到文天祥“自为童子时，见学宫（孔庙）所祀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象，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接着说：“我的理想也是想死后能配飨孔庙，希望在人们祭孔时分给一块冷牛肉”。我当时还不能理解他这奇怪的念头，但后来渐渐懂得，他是勉励我不要追逐名利，应学文天祥那样从小树立高尚的理想，只少要做一个有利于地方的乡贤。他通过多年观察我的特点和爱好，建议我选学历史，并解释说：将来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也应通晓古今之变，懂得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学历史是用得着的。因此，我考大学选报了历史系，正是听取他的意见，终于选定了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毕生的事业。
（注：以上文稿系周清澍伯伯于4月13日北京时间深夜贴在我于4月11日发在“心口的博客”上的博文《湘籍教育家周清澍伯伯》评论栏中，在此致谢！）
注：以上为周清澍伯伯（山樵）的博客，其上转发了心口家人的“全家福”，特此致谢！
又注：题图“局关祠巷”系湘籍教育家周调阳住过的地方（日中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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