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史诗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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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史诗提供和描述了鲜为外界所知的关于非洲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宗教、价值观、艺术等多方面的文化元素。法农认为，“这些最原始、最野蛮、最一致的民族特征恰恰是捍卫民族文化的最热情、最有效的方式”(Fanon 1591)，是我们了解昔日和今日非洲文化的窗口，也为研究带有非洲文化和传统色彩的美国、英国、加勒比海地区黑人文学提供了广阔的背景知识。解读非洲史诗带给读者的挑战性与其带给人的遐想和愉悦是平行不悖的。外文名African epic史诗评价非洲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非洲史诗是的,由于非洲语言的,间的相对独立性,外界对非洲史诗的了解较少.非洲史诗大致可分为七大板块:中非史诗、猎人传统与史诗、索宁克传统、松迪亚塔与曼顿传统、赛格与巴马拿史诗、福拉传统和近百年来出现的传统.史诗中反映的关于非洲各的、、、、等多方面的,是我们了解这些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宝贵资料,是了解昔日和今日非洲文化的窗口.本文综合了美国、法国学者对非洲史诗的研究,以期对国内非洲史诗的研究做有益的补充,也为研究带有非洲文化和传统色彩的美国、英国、加勒比海地区黑人文学提供广阔的背景知识.[1]它指中的长篇作品，这些式的作品，是一种比现实生活高大、并且交织着的，内容以严肃重大的历史事件为题材，以英雄人物为中心，风格崇高，结构宏大，富于戏剧性，突出英雄的悲剧性格。此标准也可被用来衡量，，以及至今还在流传的、、、的口头史诗，但用它来定义和理解非洲史诗时，就会产生问题，原因是欧非史诗在、历史背景和表演风格上相差甚大。在非洲文化里，史诗的可以到关于某一历史题材、公开表演过、有音乐伴奏、由史诗艺人表演的叙事作品。因而非洲史诗多是在乐器伴奏下、艺人用歌唱形式表演的口头史诗。非洲文字史诗的历史较短，据说最早的非洲史诗手稿注明年份是1728年，20世纪后才出现正式出版的非洲史诗文本。确切地说，非洲史诗的“文本”是源自于口头表演的记录、翻译和再叙述的文件记录，并非是史诗艺人表演的脚本。 [1]
熟悉外国史读者对欧洲史诗比较了解，但对非洲史诗了解不多。由于非洲语言的多样性，地域间的相对独立性，非洲史诗对于外国读者来说都是比较陌生的，在我国对非洲史诗的介绍和研究也相对较少。事实上，非洲史诗源远流长，其想像之丰富新奇，意象之清新，语言之多样，表演之多彩，是非洲文学中一颗的明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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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文化遗产是宝贵财富？请举例说明文化遗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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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例如圆明园、经济以及社会精神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保护文化遗产、经济以及社会精神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对我国的政治。我国五千年文明留下来的具有东方特色的遗产,是联结民族情感纽带、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中华民族不可再生的，是中华民族不可再生的。五千年文明留下来的具有东方特色的遗产文化遗产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两种。例如川剧，对我国的政治,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想象力、思维方式。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
中国的软文化！！比如说的针灸属于文化遗产！！在国外很少有。。。。但在中国有些老中医对待这个是非常有研究的！！治病救人~~~这是财富！
因为一个民族的辉煌是跟它的文化有关的,一个没有文化成就的民族是悲哀的,古时候的文化成就积淀到了现在就成了文化遗产了.例如端午节,在我们看来这是个很正常的祭祀节日,而人家韩国人为什么非要说端午节是他们的,屈原是韩国人呢，他这是想把我们的文化成就盗过去,成为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要是当你走出国门听到端午节是韩国传统节日,屈原是韩国人，那你会怎么想?那我们古代的有关端午节的历史就不是自己的了
精神财富具有历史文化价值、体现民族智慧、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物质财富带动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从长远上看甚至可以优化国家产业结构、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例如带动旅游、影视等产业的发展。符合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
有句话叫物以稀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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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诗经》的史诗价值(品书之五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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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民族的记忆总是首先保存在其歌谣之中，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华夏民族最瑰丽的史诗。”
“五四”之后，先知的学者大胆运用西方的诗歌艺术理论研究《诗经》，并提出《诗经》中具有“史诗”般的价值，立即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和极大兴趣。这不仅只是提升了《诗经》的重大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且直接关系到世界学者对于国学的基本看法。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理论界曾经流行一种偏见，认为中国没有史诗。持这一偏见者以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为代表，他认为在东方各民族中，只有印度和波斯才有一些粗枝大叶的史诗，“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式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事实上，这是黑格尔的臆测之词，不是建立在充分掌握中国古典文化基础上的价值论断。
被孔子誉为“不学诗，无以言”的《诗经》，收录了我国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之间的305篇作品，其内容、题材主要源于当时的北方中原地区，是根植于黄河流域土壤里的文化艺术经典，其创作者上自宫廷贵族、下至乡野平民，其诗风以贴近现实、淳朴典雅、文风自然为特质，为历代文人乃至黎民百姓所喜爱和传诵。
由于“诗三百”的内容丰富而又广泛，因而长期被作为文学启蒙的重要读物，孔子曾把它作为教诲学生的主要“教科书”，并且在《论语》中多次提及，认为它“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在整部《诗经》中，既可以学到施政和辅佐君臣的为政之道，又能够从中体会到侍奉父母、和谐家庭的道理，此外，即使一般人还可以通过《诗经》“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因而，在孔子的眼里，《诗经》是集政治、伦理、文学、语言以及博物知识于一体的准百科全书。
沿袭孔子的这一思路，《诗经》的价值更多地则是体现在语言文学与伦理道德上，而它的史诗价值容易被忽略。如果我们用马克思提出的史诗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神话、歌谣、历史传说”来衡量和评价《诗经》的史诗价值，就可以得到有力的佐证。
具体说来，《诗经》的史诗价值体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是反映历史传说和政权更替的合理性。从周族的起源、兴起、迁徙到周王朝的建立、周公东征平叛的成就、文武成康的煌煌威业，直到周王朝衰落时期的国人暴动、共和行政、宣王中兴、幽王败灭等，均有诗篇吟诵。由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诗经》中我们能够看到一部完整而优美的周族与周王朝的历史，大史学家司马迁曾经从中撷取不少材料来撰写《史记·周本纪》。从《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等作品来看，它们记述了从周始祖后稷的诞生到武王灭商兴周的史迹和传说，诗篇是周人自述其开国的历史，颂扬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辉煌功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史诗的性质和特点。“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当我们读着《皇矣》开篇诗句的时候，更能强烈地感受到文王开国的气势和伟岸！
其二是以民族特色的祭祀彰显神话传说。周人灭商以后，为了巩固其统治，他们在继承和发展殷商贵族阶级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宗教、政治、道德互补互济的统治思想，并且把周人灭商而有天下的原因统统归之为上帝和天的意志，进而使之神话。周人把祭天和敬祖置于同等地位，视祖先亡灵为本民族的保护神，使原始的图腾具有伦理化的特点。《诗经·生民》篇说，周始祖后稷有母而无父，他的母亲姜氏因踩上了上帝的脚印而怀孕，后来就生下了后稷。后稷降生之后曾经三次被分别抛弃在“隘巷”、树林和“寒冰”上，但每次都获救而无恙，后稷长大以后就成为周族的祖先。《诗经》一方面极力宣扬“尊祖配天、君权神授”等宗教政治思想，所谓“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大盂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周书·召诰》），“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周书·梓材》），充分肯定周人代商是上天的意志，殷人贵族和广大奴隶都要臣服；另一方面又强调“进德修业”，祈天之惠，所谓殷商“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书·召诰》），“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不注意德行修养，就要遭到天的唾弃。
其三是表现王道兴衰、政教得失。不少学者指出：《生民》神话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公刘》是周人“进入原始社会解体和开始阶级分化的阶段”，《绵》写古公亶父迁歧和营建政治机构的经过，周人已经正式“进入奴隶制”，《皇矣》、《大明》分别写周人奴隶制国家不断壮大和灭商的经过，这就把纷繁复杂、难于把握的人物和事件用历史发展的逻辑贯串起来，使之条理化。此外，《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和《常武》等五篇所记大都周室大事，东迁以前的史迹都已经较为清晰地显现出来了。
其四是展现古代礼乐、宴会的盛况作为史诗的表现形式。《诗经》中有一类作品专门描写贵族宴饮的场面，被称之为“燕飨诗”，这类诗歌是稳固的宗法社会的产物。史书记载，贵族的宴会往往是出于维系礼法、敦亲睦义的需要，而宴饮仪式则是礼的一种体现，这类献诗总是赞美和乐融洽的氛围、井井有条的秩序；而对放纵失仪之举则加以讽刺。著名的作品有《小雅·鹿鸣》和《小雅·宾之初筵》。《诗经》中还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燕飨诗，更多地反映了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由于周代是农业宗法制社会，宗族间相亲相爱的关系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因而周之国君、诸侯、群臣大都是同姓子弟或姻亲，周统治者十分重视血缘亲族关系，利用这种宗法关系来加强统治。燕飨不是单纯为了享乐，而是有其政治目的。这些宴饮发挥的是亲亲之道，宗法之义。
其五是以民俗歌谣表现中原民族文明的历史进程。反映和表现民俗、民风是《诗经》的重要内容之一，《公刘》一诗记叙了周民族的酋长公刘率领周人从邰地迁居幽地，初步定居并发展农业的历史。诗歌是按照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来叙述的，但是诗歌的每章都以感叹句“笃公刘”（意即：忠厚老实的公刘啊）为起首，从而通过公刘的形象来演义民族的历史、族人的爱戴赞美之情。在《生民》诗篇中，周始祖后稷的诞生和后人发明农业文明被渲染的形象而又具体，尤其是《诗经》中的农事诗，如《七月》等则有比较全面的反映当时农民藉田和为贵族服务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记载了我国古代农耕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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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格萨尔》与康巴文化精神&|&发布日期：&|&nbsp浏览（）人次&|&&|&&]石硕　　康区是格萨尔故里，也是《格萨尔》英雄史诗发源地。文章对康区为何会成为《格萨尔》史诗的发源地以及该史诗在藏族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及其精神价值进行了探讨。认为，康巴人总体上具有个性张扬、强悍和善于开拓进取的性格特点，而造就康巴人这种性格特点的一是康区独特的地域环境，二是康区种族与文化的多元性，这也是《格萨尔》史诗产生的土壤。《格萨尔》史诗不但与康巴人的个性特点息息相通，且代表了藏族文化中对人性的颂扬和肯定的一面。藏族文化中有两个鲜明的层次，一个是对神的信仰、敬畏和服从，另一个是以对英雄的赞美而体现的对人性的颂扬，前者以宗教为代表，后者则以《格萨尔》史诗为载体。可以说，正是《格萨尔》史诗的产生使藏族文化的结构达到了一种完善和完美的状态。故《格萨尔》史诗在藏族文化结构中具有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价值。而《格萨尔》史诗时英雄的赞美和对人性的颂扬与肯定，也正体现了康巴的文化精神。
　　“格萨尔故里”，今天已作为甘孜藏族自治州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文化品牌而广为人知。甘孜州《格萨尔》英雄史诗学会还专门办了一个刊物，刊名就叫《格萨尔故里》，目前已出了4期。甘孜州所在的康巴地区是格萨尔故里和《格萨尔》英雄史诗的诞生地，今天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尽管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是，今天我想要谈的并不是是否有格萨尔其人，以及甘孜州是不是《格萨尔》英雄史诗故里的问题，而是《格萨尔》英雄史诗这样一部作为藏民族象征之一的、伟大的英雄史诗为什么惟独发源在康巴这个区域，产生《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土壤是什么，《格萨尔》与康巴文化精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我想，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更进一步理解和认识康巴文化的精神实质与内涵，会大有帮助。
　　一、《格萨尔》在藏族文化中的精神价值
　　我们知道，从10世纪后期即藏传佛教后弘期以来的藏族传统社会，从总体上可以说是一个宗教性社会。这种宗教性社会有三个标志性的特征：第一，宗教成为整个民族及社会的基本凝聚量力。第二，宗教寺院组织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之一。第三，政治上形成了政教合一格局。①
&&&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10世纪后期以来的藏区社会中，宗教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主导性力量，不仅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也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甚至成为藏民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一个为宗教力量所主导的社会中，宗教信仰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支撑力量。因此，在一个宗教性社会中，所突显的主要是神性和神性至上，是对神的敬畏和对人的约束，在这样的社会中，敬畏、虔诚、神秘、恐惧、忍让、约己、对虚幻世界的追求以及对现实世界的逃避，便成为整个社会的基调。与此相应，在这样的社会中，就必然导致英雄、勇敢、积极进取、英武和对人性的发扬等这样一些成分和内容的缺失。或者说，这些成分和内容因受到宗教神性的压迫和抑制而难以得到正常的发展。而这些内容和成分又是一个正常和健康的社会之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那么，《格萨尔》英雄史诗在藏族文化中的价值何在呢？我认为，《格萨尔》英雄史诗的文化价值及其在藏族民间世俗层面即非宗教层面的广为流传，正是对藏族宗教性社会所导致的缺失了英雄、勇敢、积极进取、英武和对人性的发扬等这样一些成分和内容的重要补充。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我认为，《格萨尔》英雄史诗在藏族文化结构中具有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价值。可以这样说，宗教与《格萨尔》英雄史诗犹如一对孪生兄弟，他们各自代表了藏族文化内在结构的两极。如果说，宗教彰显的是神性和对神的敬畏，并以虔诚、神秘、恐惧、忍让、约己、对虚幻世界的追求以及对现实世界的逃避亦即以对人性的约束为基调；那么，《格萨尔》英雄史诗所彰显的则是人性和对人性的发扬，它是以英雄气慨、勇敢、积极进取、不畏强暴、敢爱敢恨等这样一些体现人性的因素和内容为基调。所以，如果说宗教凸显了对神的敬畏和对人性的约束，那么《格萨尔》英雄史诗所体现的最核心的文化价值则是对人性的颂扬和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格萨尔》英雄史诗的诞生弥补了藏族宗教性社会所带来的失衡和缺陷，它使藏族文化在内部结构上达到了一种平衡，也使藏族文化在结构上达到一种完整和完美的状态。
　　过去，我们常有一种片面的理解，认为藏族文化是以宗教或者说是以藏传佛教为核心，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不可否认，宗教固然是藏族文化和藏族社会的重要特点，但不是全部。我们必须看到，除宗教之外，藏族文化中尤其是在藏族广大民间还存在着以对人性的颂扬和肯定为核心价值的《格萨尔》英雄史诗。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修正、互为依存、共同构成了藏族文化中截然不同的两个极，正是这种不同的两极，才使藏族文化本身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我们看待藏族文化和藏族社会，既要看到其宗教的一面即对神的敬畏和对人的约束的一面，同时也必须看到存在于广大民间非宗教层面的《格萨尔》英雄史诗的这一面，亦即对人性的颂扬和肯定的一面，二者不能偏废，更不能取其一而否定其二。
　　我认为，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在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艰苦的高原环境中之所以能够乐观而豁达地生活，保持开阔、健康的心境，其中既得力于宗教所赋予的忍耐、约己精神，同时也离不开以张扬人性为基调的《格萨尔》英雄史诗所赋予的英雄气慨、勇敢、积极进取、不畏强暴、敢爱敢恨等这样一些精神素质。这正是《格萨尔》英雄史诗在藏族文化中的精神价值所在。
　　所以，《格萨尔》英雄史诗在藏族文化结构中具有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价值。它不仅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代表了藏族文化精神中对人性的颂扬和肯定的一面。
　　二、《格萨尔》英雄史诗为何产生于康区
　　我们不禁要问，在藏族传统的三大历史地理区域（也是藏族三大方言区）中，《格萨尔》英雄史诗为什么惟独产生于康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深究的问题。
　　对此问题的答案，《安多政教史》中有一段颇具启示性的话，或许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该书在谈到藏族三大历史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和特点时曾说：“卫藏法区，安多马区，康巴人区。”②藏族民间谚语中对此有更为生动、直白的表达，称：“最好的宗教来自卫藏，最好的人来自康区，最好的马来自安多。”这是藏族人民对这三个区域之特点和差异的最生动、简明的概括。
　　值得思考的是，康区为什么会被称作“人区”，为什么说“最好的人来自康区”？也就是说，在藏族三大历史地理区域中，为什么惟独康区的人（康巴人）被认为是最优秀和最杰出的？我想，这一问题应与《格萨尔》英雄史诗为什么产生于康区有紧密的联系。
　　康巴人之所以被认为是最优秀和最杰出的，我想，至少有这样两个理由：
　　第一，康巴人的体格普遍高大健壮。
　　本世纪初，戴烈斯勒（F.Delisle）、杜纳尔（W.Turner）、莫仁德（Morant）三位外国人类学者曾先后对60多个藏族人头颅进行过测量和研究，根据测量结果，他们把藏族人划分为两种不同的体质类型：藏A型和藏B型。藏A型又称“僧侣型”，其特点是短头型、面孔宽、身材较矮小；藏B型又称“武士型”或“康区型”，其特点是长头型、面孔相对窄、身材较为高大。并认为康区即今天的横断山脉地区是藏B型的故乡，藏A型则以卫藏地区为代表。③此研究结果与藏族人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即便在今天，康区一带的藏族人其体格也普遍较卫藏地区要高大。
　　第二，康区人具有个性张扬、强悍好斗和敢于开拓进取的性格特点。
　　关于康巴人的性格特点，在藏族民间流传这样的说法：“卫藏人是热心宗教的，康巴人是好斗士，安多人会做生意”。④这些藏族民间谚语生动反映了康巴藏族的性格特点。从历史上看，康区人的强悍好斗特点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吐蕃王朝末年的奴隶大起义即“初发难于康，寝而及于全藏”。⑤近代以来，康区也始终是各种武装冲突和暴力事件频繁发生的地区。如“大小金川事件”、“瞻对事件”、“巴塘之乱”、“布鲁曼起义”，等等。发生于康区的各种武力冲突还往往成为西藏事变的导火绳。这些历史事实都充分反映了康区人强悍好斗的性格特点。这一性格特点，实际上也反映了康区人性格中具有较多的冒险和开拓进取的精神。
　　我们不难看到，康区人的这些体格及性格特点，与《格萨尔》英雄史诗所彰显的英雄气慨、勇敢、积极进取、不畏强暴、敢爱敢恨等这样一些精神素质是息息相通的，两者完全能够吻合。很显然，康巴人的性格特点与《格萨尔》英雄史诗的精神内涵是颇相对应的事实，或许正好能够诠释《格萨尔》这样一部以颂扬和肯定人性为其精神实质的英雄史诗何以产生于康区的原因。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是什么造就了康巴人的这种性格？笔者以为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康区独特的地域环境；其二，是康区种族与文化的多元性特点。
　　康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这里有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数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穿流而过，它们犹如一把把利剑，在峰峦叠嶂的高山峡谷之中开辟出一条条南北走向的天然通道。康区的总体地貌特点是高山深谷，这里既有雄奇险峻的雪山，也有深陷的山谷。由于高山纵横、河流密布、地势险峻、地形破碎、交通阻隔，这里既缺乏像安多地区那样广袤无垠的草原，也没有卫藏地区那种宽阔、富庶的河谷农地。因此，从整体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比较而言，康区可以说是藏族三大历史地理区域中生存环境最恶劣、最艰苦的区域，或许正是为了适应这种自然环境，使得康巴人必须具备强健的体格和坚韧、强悍的性格。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险峻的高山峡谷地域和相对恶劣的生存条件造就了康巴人坚韧强悍和善于开拓进取的性格。
　　其次，康巴人性格的形成还与康区种族、文化及社会的多元化特点密不可分。康区由于有数条大江纵贯南北，形成了一条条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所以，自古以来康区就是众多民族南来北往、频繁迁徙和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成为西北与西南古代各民族沟通往来的孔道。正因为如此，目前在康区发现的考古文化，无论是史前原始文化，还是战国秦汉时代的石棺墓等文化都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复合文化特征。它们既与北面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文化有密切联系，也与其南面地区的考古文化有渊源关系，甚至还带有长江中游地区的某些文化因素。⑥所以，康区的原始居民在种族来源及构成上应该是多源的。
　　从康区藏族的形成来看，他们基本上是以当地原有的众多氐、羌、夷等众多民族成分为主体，在不断受到吐蕃和藏族文化的融合和同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康区藏族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如下的演变过程：其一，在吐蕃时期，吐蕃王朝对康区诸羌各部进行了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使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吐蕃文化的同化。其二，吐蕃王朝以后，大量吐蕃部落及奴部流散于康区一带，遂与当地原为吐蕃属部的诸羌居民相杂处，彼此走上了相互依存、融合发展的道路。其三，10世纪以后，随着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兴起，藏传佛教不断由卫藏地区向康区一带传播和渗透，从而使康区居民与卫藏地区居民在文化心理素质和语言上逐渐趋于一致。故宋人称：“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岷水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遗种”。⑦又载：“在黎州（今四川汉源）过大渡河外，弥望皆是蕃田”。⑧可见，在宋代，宋人已将康区一带居民统称为“吐蕃遗种”，这说明当时康区居民已同吐蕃居民融为一体，由于他们在文化上表现出浓厚的“蕃”的特征，这大约正是宋人将他们统称为“吐蕃遗种”的原因。此外，康区处于藏汉文化交接区，民族活动和迁徙十分频繁，所以康区藏族之中也不同程度地融入了许多其他民族成分。即便在12世纪以后，也仍然有其他的民族成分以各种方式加入到康区藏族之中。这些民族成分包括了汉、彝、回、蒙古、纳四族，等等。
　　由于康巴藏族在形成上的这些特点，所以康区藏族在族源构成上具有明显的多元性。这首先表现于其内部存在众多支系，而且所使用的语言（母语）种类繁多。今天的康区藏族中，有讲白马语的白马藏族，讲嘉绒语的嘉绒藏族，讲木雅语的木雅藏族。此外，还有讲道孚（尔龚）语的藏族自称“布巴”，分布于甘孜州的丹巴、道孚、炉霍、新龙等县；有讲贵琼语的藏族自称“贵琼”，分布于甘孜州康定、泸定县的大渡河两岸；有讲却域语的藏族自称“却域”，聚居于甘孜州的雅江和新龙县，等等。这些不同支系的藏族人，彼此在文化和风俗上均存在一定差异。其次，康区藏族的多元性还表现于其政治上的分散性和多元性。民改前，康区境内大小100多个土司各自为政，其辖区各自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因而形成了若干分散割据、自成体系、互不统属、争雄斗势的政治势力。其统治既有政教合一形式，也有政教联盟的形式。在社会形态上，康区既存在牧区的部落领主制，又存在农区中完整的封建领主制，还有寺院统治下变异了的封建领主制。另外，康区藏族的多元性还突出表现于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方面。康区是现今保留藏传佛教各教派最多、最集中的地区。这里不仅有格鲁、萨迦、宁玛、噶举等各派，甚至在西藏已近灭绝的觉朗派在今康区（壤塘、阿坝等县）仍得以保存并有较大影响。历史上康区还存在过噶当、希解等教派。除藏传佛教各教派之外，康区还流行苯教，同时也有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其他宗教以及民间的原始信仰。这些众多的教派和教种同时并存于同一地区，这既适应了康区藏族的多元性特点，同时它们本身也是多元性的一种反映和派生结果。
　　因此，多元性可以说是康区之文化以及人文社会的最大特点。我们知道，生物学上有一个很著名的定律，即单一性导致脆弱性，多样性则导致稳定、活力和旺盛的命力。这也是森林生态的一般规律。可以说，康区之社会与文化的多元性不仅使其社会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也使其文化具有旺盛的活力。这种多元化的社会文化背景显然同样是铸就康巴人独特性格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康区高山峡谷的自然环境与多元性的社会文化不仅造就了康巴人个性张扬和积极进取的性格，事实上也是《格萨尔》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生产的土壤。
　　三、《格萨尔》英雄史诗与康巴文化精神
　　什么是康巴文化精神？我认为，《格萨尔》英雄史诗既然是在康巴这片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土壤上产生出来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它不仅与康巴人的个性特点息息相通，同时它本身也是康巴文化的结晶，它所反映和代表的正是康巴文化精神。因此，所谓康巴的文化精神，实际上就是《格萨尔》英雄史诗所表现的对人间英雄的赞美和对人性的颂扬与肯定，这也正是康巴文化精神之实质。事实上，康区之所以被称作“人区”，藏族谚语中之所以称“最好的人来自康区”，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康区虽然是格萨尔的故乡，《格萨尔》英雄史诗虽然产生于康区，但《格萨尔》英雄史诗却不仅仅属于康区，而属于整个藏族文化，属于全体藏族人民，这不但因为《格萨尔》英雄史诗受到全体藏族人民的喜爱和传颂，更因为《格萨尔》英雄史诗的发展和完善也是得力于全体藏族人民的参与和创造。因此，《格萨尔》英雄史诗应看作是整个藏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所彰显的对人性的颂扬和肯定构成了藏族文化中更具民间性和更为鲜活的另一面。藏族文化中有两个极其鲜明的层次，一个是对神的信仰、敬畏和服从；另一个是以对英雄的赞美而体现的对人性的颂扬，前者以宗教为代表，后者则以《格萨尔》英雄史诗为载体。可以说，正是《格萨尔》英雄史诗的产生使藏族文化的结构达到了一种完善和完美的状态。所以，《格萨尔》英雄史诗在整个藏区的广泛流传与发展，也正是康区人民对藏族文化作出的重要贡献。［责任编辑　仓决卓玛］
　　注释：
　　①参见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9～501页。
　　②智巴丹&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吴均等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③［意］古瑟普&詹纳：《西藏拉萨出土的古人类遗骸》，杨元芳、陈宗祥译，载《中国藏学》1990年第4期。
　　④夏格巴：《西藏政治史》，李有义译，油印本。
　　⑤刘立千译注《续藏史鉴》，成都华西大学1945年版。
　　⑥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⑦《邵氏闻见前录》卷13。
　　⑧《宋会要稿》蕃夷五记。
　　（作者简介：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藏族史研究。）
&（编辑：孙燕）[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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