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行业：礼品/玩具/工艺品/收藏品
单位性质：私营企业
企业规模：501~1000人
企业主页：
详细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376号轻工大厦708
& & 公司概况：& & 焱·本命年工艺饰品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国内首家以中国传统易经文化为理念，集生产与销售吉祥助运饰为一体的企业。企业的口号是“诚信为人，善美做事”，始终遵循“品质与服务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条件”的市场方针，发展成规范化、创新化的全国连锁店的模式，公司在同行企业中处于领先的地位。公司的发展：& & 截至目前为止，已成立柳州、南宁、武汉、成都、长沙、南昌、重庆、上海、北京、深圳10家分公司。公司共设立四大中心，分别为销售中心、审计中心、行政中心、生产中心；下设行政部、财务部、审计部、人力资源部、网络安全部、设计策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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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史真相（基督教的社会作用）北京 &李克目 & 录一、 & & 基督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二、 & & 基督教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1、 & & & 基督教对唐朝的贡献；2、 & & & 基督教对元朝的贡献；3、 & & & 基督教对明朝的贡献；4、 & & & 基督教对清朝的贡献。三、 & & 罗马教皇礼仪禁令，基督教传教事业在华受阻。四、 & & 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贡献。1、 & & & 太平天国运动；2、 & & & 满清开明派发起“洋务运动”；3、 & & & 满清开明派发起“维新变法运动”；4、 & & & 辛亥革命运动。五、 & & 慈禧发起“义和团”运动。六、 & & 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繁荣发展。七、 & &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思潮。八、 & & 中国共产党成立，发起消灭基督教运动。九、 & & 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工具吗？1、 & & & 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有什么关系？2、 & & & 基督教“做了什么坏事”？3、 & & & 不平等条约与保教条款问题：4、 & & & 基督教与爱国主义：十、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游荡。十一、红色恐怖横扫中华大地。十二、多行不义必自毙。前 &言历史，唯有上帝是历史的创造者。“因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诗篇》103：19）。“至高者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旨立人治国。”（《但以理书》5：21节）。凡抵挡耶和华神的，“他必用铁杖打破他们”（诗2：9）。“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有罪的国家，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阿摩司》9：8）这就是人类历史。我们都生存在地球之上，不能超越历史的现实。我们既要追求信仰属灵生活，但也不可脱离现实。我们应当关心历史、了解历史。学习历史可提高我们信仰素质。先知耶利米晓谕我们说：“耶和华神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平安）。（《耶利米书》6：16节）”。我们都当留心观察，了解古道历史。选择人生平安之路。旧约圣经是人类和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学习旧约圣经，可以认识神的救赎计划；学习中国近代史，使我们看见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作用。1840年，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满清封建统治的压迫。使中国人民不断觉醒。自太平天国运动至辛亥革命，最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国历次革命运动都离不开基督教的影响作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苏联共产国际指令下，为了消灭基督教，他们在全国组织“反基大同盟”，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消灭基督教运动长达六年之久。共产党首先否定基督教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科技发展进步的作用。诬陷基督教是文化侵略，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别动队”。给基督教扣上许多罪名。这是中国近代史中最大的冤假错案。共产党在中国夺取政权之后，政府继续执行灭教政策。是1922年“非基运动”的延续。改革开放运动已经30年，共产党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提倡民主自由，特别在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与西方接轨……。但对基督教的政策至今没有放松，继续执行对宗教“领导、管理、监督、检查”的政策。基督教没有自主权，教会成为政府“官办教会”的形式。改革开放非权宜之计。当务之急要修改中国历史教科书，与时俱进，清理历史中一切冤假错案。这关系国家和平统一乃至国家兴衰，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要尊重历史真相，实事求是地恢复基督教在历史中的真实面貌。在历史的长河中，对基督教的一切逼迫杀害都无损于基督教的发展。那些与基督教为敌的“英雄们”都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唯有基督教在世界上巍然屹立，十字架的光辉普照全世界。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根基，“教会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盘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太7：24-27）那些与基督为敌者，犹如以卵击石。耶稣说：“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他砸的稀烂。”（路加20：18）在历史中凡是与基督教为敌者，都已“被砸的稀烂了”。X & & & & & X & & & & & X & & & & & X19世纪40年代开始，称为中国近代历史，也是中国社会变革时代。中国近代史中发生了哪些事件？让我们共同了解“察看访问”吧！一、1840年，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对中国进行侵略。二、1851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建立“太平天国”。三、1885年，清政府当权派为“自强求富”，发起“洋务运动”。四、1898年，光绪与康、梁发起“维新改良运动”。五、1894年，孙中山发起“辛亥革命运动”。六、1900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七、1919年，发起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八、1921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九、1922年，共产党发起“消灭基督教运动”。十、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近代史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和社会变迁，无不与基督教的影响和作用有关。从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统治。基督教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功不可没。但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与有关历史资料否定基督教的作用，反而进行诬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基督教屡遭迫害。1922年，中共在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下，发起全国性大规模的反对基督教运动。将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强加在基督教的头上。他们诬陷“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工具”；“是文化侵略先锋”；“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别动队”等等。他们篡改历史，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时代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背道而驰。我们要对历史察考、揭露、恢复历史真相，以正视听。一、 & & 基督教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唯有上帝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发展，必然按上帝的旨意进行，这是历史的规律。凡是违反历史规律者，必要受到惩罚。圣经上说：“外邦（世界各国）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指基督）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指神的旨意），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主必用铁杖（神权）打破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被摔碎”。（《诗篇》１：１－９），中国古言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者”，上帝也。这段经文显明上帝的旨意（历史规律）不可抗拒。历代统治者在上帝管理中均按时退出历史舞台。上帝的启示：“叫人知道，至高者（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上帝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谦卑的执掌国权”。（《但以理书》4：17），又说：“上帝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上帝将智慧和知识赐予聪明人”。（《但以理书》１：２１节）。从古至今，神权统治不可抗拒。从巴比伦、亚述、玛代波斯、罗马帝国……。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世界强大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剧变都成为历史的教训。惟有基督教的真理始终代表先进的文化，为人类文明推动历史发展。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向全世界宣告：“主的灵降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指上帝授权与耶稣）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路加的福音》4：18、19），自从人类陷入贫穷、饥饿、强暴、杀害、掳掠、压迫、疾病痛苦死亡之中。人类的叹息呼声达到上帝面前，上帝就按应许和圣经的预言，耶稣按时降临在地上，宣传救赎的福音。“禧年”也叫“豁免年”、“恩年”或“自由年”（旧约《利未记》25：10），“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约翰福音》8：32）。耶稣宣告“禧年”这是基督教的福音。“民主自由”是出自基督教的真理。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类历史开辟了新的纪元。基督教传到哪里，哪里就有民主自由。基督教的十字架，象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平进步、救死扶伤，这就是基督教的福音。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然被定罪。”（马可16：15.16）“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罗马书1：16）。基督教的福音从犹太地区首先传入欧洲。基督教在欧洲传播发展的历史长达千年之久。在中世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执政之后，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基督教的文化思想在欧洲处于领导地位，欧洲便成为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基督教的福音使欧洲得天独厚。因为上帝应许说：“敬畏耶和华神是知识和智慧的开端”（箴言1：7；9：10）。“凡是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和民族都是有福的”（诗篇33：12）。上帝又应许说：“我要使你们在万民中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申命记28：14） 以色列原是上帝的“选民”，是敬畏耶和华的民族。以色列虽然亡国被分散世界各地，但按上帝的应许和预言：“……我将以色列赶到各国，日后我必然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使他们安然居住”（耶利米32：37）。二战后，亡国两千多年的以色列民族，奇迹般的于1948年重归巴勒斯坦（是以色列原来的国土称为迦南地）建立以色列国家。以色列复国后虽然经过不断的争战，它在政治、经济、科技方面却成为世界上最小的（指土地人口）超级大国。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历届总统都是基督徒。这个国家的基督徒占人口86%。但它又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美国建国仅200多年的历史，便成为世界最先进最发达富强的超级大国。上帝赐给它权柄消灭一切邪恶的国家和恐怖主义，使基督教的真理、民主、自由、人权进入全世界每个角落。韩国和朝鲜在政治、经济上成为两个鲜明对比的国家。因为韩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信仰基督教的占国家人口的30%以上，韩国蒙上帝祝福。二战后在亚洲很快发展成为富强的国家，被称为“东南亚四小龙”之一。而北朝鲜在共产党统治下，没有民主、自由、人权，成为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人民处于水深火热、饥寒交迫之中。被饿死的人达千千万万，被称为邪恶的国家。欧洲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中世纪由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统治，违反圣经的真理，使基督教陷入黑暗时期长达千年之久。16世纪，上帝兴起马丁路德冲击了罗马政教合一的封建统治。开创了基督教新教的历史，同时在欧洲引发了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成为世界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新的里程碑。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美术家、音乐家如：哥白尼、布鲁诺、牛顿、达芬奇、贝多芬、爱因斯坦等……著名人物。他们都是出自欧洲的虔诚基督徒。这正是因为基督教的真理，使欧洲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他们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基督教不断从欧洲向亚洲、美洲、非洲至全世界每个角落。基督教的福音传遍普天之下，推动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这就是基督教的历史，势不可挡。19世纪，欧洲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个幽灵是“邪恶之灵”，他们以无神论和进化论与基督教为敌；在欧洲又出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他们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在全世界到处侵略、杀害、掠夺。经过百年的斗争、较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帝国主义，于1991年初在欧洲被消灭。一切与基督教为敌者，扼杀民主、自由、人权的邪恶国家，他们都要被“上帝的铁杖打破，如同窑匠的瓦器被摔碎。”（诗篇2：9）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二、 & & 基督教对中国历史的作用。中国原是一个封建落后、闭关自守的国家，但也有一些比较开明的统治者，很早以前就接纳了基督教。据《燕京开教略》记载：约公元69年，罗马尼禄皇帝大规模迫害基督教，圣城耶路撒冷被毁，有很多基督教徒逃往东方。据说，耶稣十二门徒中的多玛和巴罗多买，他们曾将基督教福音传入中国。传说在明洪武年间，于江西卢陵一带出土一个铁十字架上面刻着三国孙吴赤乌年号为证，很可能在三国时代基督教就传入中国了。1、基督教对唐朝的贡献：据可靠史料所记，于公元635年，即唐太宗贞观九年，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向东方传教，辗转经波斯（即伊朗）将福音传入中国。当时称基督教为“景教” （光明之意）。唐太宗为了发展经济，安定民生，推行文化开放政策，吸收西方文化。从而将唐代文化推向光辉灿烂顶峰。从高宗到文宗（650---841）约100多年，基本上都执行太宗的文化开放政策。使基督教在中国获得很大的发展，取得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业绩，在全国各地建立教堂，信徒达20余万之多。景教对社会服务，造福人群，深受群众欢迎。景教的历史在唐朝达200年左右。到唐武宗时代，因执行灭教政策，景教遭到迫害，但基督教的影响并未灭绝。2、基督教对元朝的贡献13世纪初，蒙古首领铁木真崛起，建立蒙古汉国。1271年定国号为元。元朝时代执行宗教开放政策。蒙古人称基督教的景教或天主教为“也里可温”是蒙古语的译音，即“有福缘的人”之意。蒙古民族接受了基督教，忽必烈和列兀的母亲是景教徒，成吉思汗部下的大将镇海和他的儿子都信奉景教。据《至顺镇江志》和《马可·波罗行记》记载：全国各地都有景教寺（礼拜堂）和景教徒。朝廷为保护宗教事务，信仰自由，特设置秩二品的“崇福司”。保护也里可温的发展机构。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意大利威尼斯商人波罗一家搭起元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桥梁。波罗一家三兄弟到东方经商，于1265年来到蒙京城大都。忽必烈了解西方情况，萌发了与西方沟通的愿望，要求教皇派100名学者和传教士到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后来波罗兄弟带15岁的儿子马可波罗和传教士，于1275年，来到中国大都，受到忽必烈的厚待。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17年，曾做过元朝的官，并游历中国许多地方，记录了《马可·波罗行记》，成为欧洲中古时代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名著。1289年，教皇尼古拉二世派意大利天主教方济各会士约翰孟德高维诺来东方传教。1294年到大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欢迎，允许他在大都传教。孟德高维诺在中国使信仰景教的汪古部首领高唐王阔里吉斯改宗天主教及其部属均改宗天主教。孟德高维诺在中国工作了30多年后，在大都去世，享年81岁，他在中国发展了天主教传教事业。1336年，元顺帝派使团访问罗马教廷，要求教皇派遣继任主教。1342年，教皇派马利诺里来元大都，受到元顺帝欢迎。中西文化交流宗教信仰自由，是外交互利互惠的正常活动，并非文化侵略。3、基督教对明朝的贡献：1368年，以朱元璋为首的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帝国。明代建国之初，由于政治需要采取门户关闭政策，基督教传教士工作在中国沉寂了200多年。当明王朝闭关禁教时期，欧洲天主教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罗马帝国统治者与教皇执行政教合一的政策，严重危害基督教传教事业。政教合一导致教会腐败，基督教成为政治工具，冲淡了“因信称义”的基本信仰。他们设立“赎罪券”制，凭购赎罪券可以得救；又设立“宗教裁判所”成为文化科学发展的障碍，杀害科学家，哥白尼、布鲁诺等人遭到迫害，使基督教名存实亡。1517年，在德国兴起神学家马丁路德，反对罗马教皇推行的赎罪券等封建腐败制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创立了基督教新教的历史先河，称基督教为更正教派。与此同时兴起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欧文化在科学、文学、政治、经济、航海等方面，得到飞速发展。文艺复兴运动成为世界文化新的里程碑。文艺复兴之后，开辟“新航路”为罗马天主教大规模进行海外布道提供条件，欧洲传教士乘坐贸易船只纷纷东来。16世纪中叶，他们开始敲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1493年，葡萄牙传教士从欧洲经海路到东方传教，先到印度果阿再进入亚洲各地。初期的传教士们面对壁垒森严的明代海禁政策，无不一筹莫展。传教士范礼安曾面对中国界石发出沉痛的叹息说：“盘石呀，盘石！什么时候才能裂开呢！”耶稣会传教士们经过多年周折努力，1579年，传教士罗明坚去广州向中国当局申请在广州居留，获准。经总督郭应聘同意，罗明坚与利玛窦在肇庆开始传教工作。1585年，两广总督郭应聘与罗明坚交往甚密，遂准在肇庆建教堂，肇庆官绅纷纷前来参观，受到罗明坚与利玛窦热情接待。并向他们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宣讲天主教教理。1586年，罗明坚随肇庆知府郑一麟到浙江绍兴，为原肇庆知府王泮的父亲施洗。传教事业逐渐打开局面。利玛窦的贡献：利玛窦（年）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曾在罗马学院学习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行星原理、透视学、天文仪器、星盘、钟表、修辞学、哲学等知识。1582年到澳门，开始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了解中国风土人情和国家政治。利玛窦在肇庆，首先努力学习研究中国社会情况；然后面向社会人士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并且完全改变西方生活方式，在起居、饮食、礼节等方面力求中国化，甚至改为和尚装束，自称“西僧”。利玛窦学识渊博，很受总督郭应聘与知府王泮的器重，为肇庆绅士接纳，交游甚广。利玛窦利用自己的图书室，向人们展示他所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即世界地图以及各种天文仪器，吸引人们参观，以建立感情，扩大影响。1589年，利玛窦到韶州，在同知吕良佐帮助下，建筑住宅和一所礼拜堂。1591年，利玛窦游南雄，结识了同知王玉沙，二人深相契合，互为知己。利玛窦广交朋友，在韶州又遇到瞿太素，其人出身于江苏常熟世家，家学渊博，他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学习了西方科学、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力学等，同时教利玛窦研读《四书》、《五经》作拉丁文释义及注释。二人互学大有长进，瞿太素向利玛窦介绍在中国社会中儒生才是最受尊敬的人，建议他易僧装，穿儒服，留须蓄发，改称“西儒”，以提高社会地位。利玛窦接受瞿的建议，成为他在中国活动的一个转折。1594年，利玛窦决意北上，因无人保护未遂，不得已从南京回到南昌，受到江西巡抚陆仲鹤的款待。因而得见建安王朱多“节”（火+節，此字不可考），并向他赠送时钟、 天文仪器、世界地图等礼物，建安王对利玛窦说：“凡有德行之人，吾未尝不交且敬之，西邦为道义之乡，愿闻其交友之道。”于是利玛窦在南昌传教三年之久，1596年被任命为耶稣会会长。日，利玛窦偕庞迪我、钟鸣仁、游文辉进京，几经周折由太监将利玛窦的奏疏和贡物进呈神宗皇帝（奏疏和贡物从略），神宗皇帝见了利玛窦的奏疏和贡物十分高兴，由太监传下口谕：“钦赐大西洋利玛窦等安居顺天府，禁绝一切遣回南方和大西洋之言。钦此。”从此，利玛窦正式公开定居北京开始传教的同时，也向中国介绍欧洲科学成就，对中国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及语言、美术、音乐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利玛窦广交公卿士大夫名流活动的同时，也与社会平民百姓交往，顺利地开展传教事工。1605年在徐光启帮助下在宣武门内购地建立教堂，即著名的“北京南堂”。利玛窦因劳成疾，于1610年5月病殁，年仅57岁。利玛窦死后蒙神宗皇帝下旨赐墓地，即阜城门外二里沟滕公栅栏至今。（以上资料引自《中国基督教史略》）。利玛窦在文化科技方面对中国的贡献，已经载入史册。“为迎接２１世纪，中国在北京建“中华世纪坛”。在坛内中央大厅圆形环绕的浮雕墙上，歌颂中华五千年历史发展的成就。从中国古代孔子到近代政治家孙中山等，许多历史重要人物。令人吃惊在人物中有一位西方人的面孔，他就是天主教神甫学者利玛窦。在他身后有“万国全图”即世界地图，这是他在１６０２年在北京亲自绘制的作品”。当今政府对基督教在文化科学的贡献予以承认，令人不可思议。（引自《先贤之信》）。4，基督教对清朝的贡献汤若望（），德意志人，1622年来华传教。1644年5月，清兵在明降将吴三桂的引导下，长驱入关，占领北京后，将内城划为居住区，下令内城区民三日内全部迁出城外，当时汤若望等传教士及其座堂在宣武门内，本应按令迁出。汤若望向清摄政王多尔衮呈交奏折请求留在内城。摄政王早就知道西方传教士协助明朝廷修历造炮的贡献。如今统治中国，百废待举，正是用人之际，于是破格传谕：“恩准西士汤若望等人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闯入滋扰。”这样，天主教从一开始就与清王朝建立了良好关系。不久，汤若望奉命入觐，摄政王多尔衮向汤若望询问了重修历法之事。摄政王特批示：“旧历岁久差讹，建立西方新历法。”汤若望向朝廷呈现了自制浑天星球一架，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与地屏图一幅，并建议将诸方节气及太阳出入昼夜时刻加于历册篇首。同年，礼部奏请颁历，摄政王批示：“自顺治二年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为了使旧历监接新历法，摄政王下令钦天监推算日食的详情，特派大学士冯铨登观象台验看结果，旧法推算的情况不符，而汤若望推算情况准确。于是摄政王下令汤若望接管钦天监工作。于11月汤若望奉旨接受钦天监印信出任钦天监监正。顺治三年（1646年）因汤若望治历有功奉旨“加太常寺少卿衔。”顺治七年（1650年）钦赐汤若望在宣武门内原利玛窦所建天主堂房地基一块。孝庄文太后颁赐银两，众亲王官绅等亦有捐助。汤若望遂在那里建造一座颇具规模的天主堂，命名为“圣母无染原罪堂”即今北京南堂。建堂后，汤若望撰写了《都门建堂碑记》立堂内至今。（碑文从略）。顺治八年（1651年），多尔衮去世，顺治亲政，对汤若望治历有功深加褒奖。于八月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并谥其父、祖父为通奉大夫，其母、祖母为二品夫人。顺治九年（1652年）钦赐匾额一块，御笔亲书：“钦崇天道”四个大字。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赐汤若望“通玄法师”称号。（上谕文从略）顺治11年（1654年）皇上问汤若望有何要求？汤若望希望在利玛窦墓旁得一块墓地，顺帝欣然应允。顺治14年（1657年）二月钦命授汤若望“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又赐御笔“通玄佳境”匾额并赞扬其宗教信仰。（文曰从略）顺治皇帝对汤若望的宠眷有加，更是尊教称他为“玛法”（满语对长辈的称呼）。据载：顺治盛怒之时，只有汤若望的话才能听得进去。皇帝经常与汤若望交往，吃饭喝茶。汤若望先后得到明崇祯和清顺治两位皇帝特殊宠信，使天主教事业得到空前发展。汤若望晚年被奸臣陷害，终得平反：1661年，顺治皇帝病逝，康熙皇帝以冲龄继任大统，年仅八岁。因年幼由鳌拜等四位大臣辅政。他们思想保守，企图维护和恢复满洲祖制旧章。他们以“我族中心主义”思想，盲目自我优越，固步自封。排斥一切外来文化。顺治时期已经用西方天文科学修订了中国旧的历法，任命汤若望掌管钦天监工作，免去不谙历法书的杨光先工作。杨光先对汤若望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康熙三年（日）各种反教势力联合起来，发起反教的政治风暴。杨光先首先发难：斥天主教为邪教，指责汤若望在新历书上写有“依西洋教法”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诬蔑“天主教是白莲教，闻香教一类的邪教。耶稣是叛党首领，天主教的书是蛊惑人心的妖书，传教士惑众入教，广结人心，内外勾结，图谋不轨……。”四位辅政大臣挟天子以令诸侯支持杨光先。下令拘拿各省传教士解京审办，查封教堂，焚毁圣像，禁止传教。此时汤若望身患中风，四肢瘘痹，口不能言，每次庭訉，只能由南怀仁代为申辩。负责钦天监工作的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李祖白等都被免职拘禁。辅政大臣、各部大员、钦天监全体原被告齐聚京师观象台较测。杨光先按大统历法与南怀仁西洋新法预测日食正时。结果南怀仁预测获胜，杨光先当场失败，极为尴尬，杨光先辩解说：“具准与不准，将谁欺乎？而世方以其不合天象之交食为准，而附和之。愚见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如此，排外反对西洋科学文化。不由得联想在文革时期，在毛泽东领导下也大唱：“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岂不和封建独裁统治如出一辙吗？日，康熙的辅政大臣决定批处汤若望，南怀仁等七位监官凌迟，其他传教士斩立决。当日午时，京师突发地震，房屋倒塌，死伤无数。次日彗星入奎宿，数周内地震多至五次，朝野震惊。4月19日，辅政大臣因“意者所行政事未尽合宜，吏治不清，民生弗遂，以及刑狱繁多，人有冤抑，致干天和，异征屡告，”乃以康熙名义下诏恩赦天下。于是决定释放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将汤若望改为监侯斩。但南怀仁拒绝出狱，自愿留在狱中与汤若望作伴。4月29日宫中大火，京城议论纷纷。诸辅政大臣不得已，将汤若望案呈报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太后阅后大怒，掷奏于地，严责辅政大臣：“汤若望为先帝所信任，礼待极隆，尔等欲置之死地，毋乃太过！”康熙四年4月3日，历狱最后结案：汤若望、南怀仁无罪释放，但其他五名传教士（监官）李祖白、宋可成等却被冤杀。康熙六年秋（日）开始亲政。将辅政大臣反对天主教最力的苏克萨哈和鳌拜处以绞刑。康熙以杨光先不谙历法，不能胜任钦天监工作，召集议政王并钦天监工作重问治历问哲，指出：“历法关系国家要务，尔等勿怀夙仇，各执己见，以己为是，以人为非，务当平心考察，谁是谁非，是者从之，非者改之，以成至善之法。”1669年，康熙亲自主持有12位亲王参加的会议。杨光先在会上仍然坚持“用旧法百刻可享国祚，”反对西法。当日杨光先被革职，因诬告汤若望而反坐，应即处斩。康熙念其年老，从宽免死发回原籍，后死于途中。同年，南怀仁等监官状告杨光先。康亲王杰韦议政大臣议复称：“杨光先尔妄生事端，诬告汤若望谋反”，决定恢复汤若望“通微教帅”之号，照原品赐恤，给还教堂基地，被革职的官员准予复职，被杀的官员照原职恩恤，宣内教堂发还南怀仁，至此，汤若望的冤狱基本昭雪了。日，汤若望病逝，享年74岁。礼部题请照汤若望原品级赐恤。康熙赐银525两，礼部官员在墓前致祭，并亲撰祭文（从略）。一位传教士记述了康熙亲自参加葬礼情况，他说：“皇帝亲自随同他的皇祖母以及朝中最高之大员莅临汤若望墓前，按中国礼俗向死者致敬。这在一位中国皇帝，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汤若望一生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功不可没，正如康熙帝祭文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极勤，国家之盛典……”。汤若望一生著有许多科技和宗教方面的作品，流芳后世。汤若望事件的启示：汤若望遇难，恶人受到惩罚，最后冤案得以昭雪，使信众感到欣慰。在案情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京城地震，宫中大火，并非偶然巧遇，乃是上帝的作为。我们相信“独行奇事的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诗篇》72：18）“我要记念你古时的奇事，默念你的作为……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诗篇》77：11-14）。“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不可胜数。”（《诗篇》40：5），相信神迹奇事，是我们的信仰。在教会历史中，为主殉道者太多了，但不是每个人在苦难中都可显神迹。神的作为奇事，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事件和人物，为要显明神的特殊启示。如以色列人出埃及耶和华神行了许多神迹，“神曾用神迹，奇事，战争和大能的手，并大可畏的事……要他们知道惟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申命记》4：34-35）；但以理被扔在狮坑中和三个朋友被投入火窖的神迹。主要是为了警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历代的统治者：“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这国赐予谁，就赐与谁……。”先知但以理书是特别对人类历史、历朝历代统治者的警示，请读者祥阅《但以理书》；耶稣在世行了许多神迹，主要是为了证明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但耶稣未尝应许“有求必应”。不可凭私意要什么给什么。这样会助人的私欲膨胀，不可滥用神权。可参看《使徒行传》19：16，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遭受各种风险如生老病死，死是人生正常现象。有病求医与祷告并不矛盾。因医药也是神为解除痛苦给人预备的。请看旧约《以斯帖记》中哈曼陷害末底改的事迹。公元前约473年，波斯帝国亚哈随鲁王统治时期，臣宰哈曼与耶和华为敌，仇视神的选民。末底改是犹大族，在朝中忠于亚哈随鲁王。哈曼妒忌阴谋陷害末底改，企图一举灭绝犹大族。亚哈随鲁王执政英明，得知末底改对王有功，结果哈曼的阴谋败露，受到报应自食其果。汤若望在康熙时代的遭遇与末底改的事迹相同，这是显明上帝奇妙的作为。康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比较英明的统治者。特别对基督教的信仰，有深刻的理解认识，汤若望在中国播撒的福音种子，必然开花结果。（参《名人信仰》六页康熙的信仰）南怀仁对天文学的贡献：南怀仁（）比利时人，1657年来华传教。他在天文、数学、机械、地理、音乐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1660年5月经汤若望举荐奉诏进京协助修历。他与利玛窦、汤若望并称为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历史上最有影响贡献最大的传教士。汤若望平反后，康熙任命南怀仁主持钦天监工作。南怀仁立即全面恢复了汤若望所实施的西洋新法。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纠正了杨光先所推定的闰月的错误时间。如不纠正必定造成次年的节气不合天象，历法也无从推算，有损于朝廷威信。南怀仁将这种利害关系详细的向康熙作了论证说明。促使康熙决定下诏废止杨光先闰月推算的错误。废除紫气：中国传统天文学以“紫气”（祥瑞之气）推算吉凶。南怀仁以实事求是精神提出“紫气一项实无理可考，无数可推，于天象则毫无凭据。于历法则毫无干涉……紫气不必造入七政历内可也……”。九月初二，奉旨依议。南怀仁为钦天监争取合理待遇：钦天监属国家机要部门，但实际上不被重视。南怀仁为钦天监工作官员请求顶带（即正式品位），使钦天监工作者的待遇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南怀仁奉旨制造天文新仪器：在观象台上（建国门）安装六件新式仪器；“东南角黄道经纬仪；西南角地平经仪，当中赤道经纬仪；正东象限仪；正西纪限仪；正北星球。每件仪器约高一丈，圈径约六尺，俱用砖台基，高约四尺，宽长约一丈二尺。”康熙十三年（1674年）正月29日，南怀仁奏称：“奉名制造仪器，业已造成，安列观象台上。”并将各种仪器的制法、用法、安置法逐一说明，写成《仪象志》十四卷。将仪器绘成图形及用器测验所得列表，写成《仪象图》两卷，共十六卷。名曰《新制灵台仪象志》，请求敕部镂版一幅交与印刷，以资给发官生。一月初三奉旨：“历法天文，关系大典。”据奏“仪器告成，制造精密，南怀仁殚心料理，勤劳可嘉……书图并发，钦此。”预推《康熙永年历法》，康熙十七年（1678）七月，南怀仁以汤若望遗留的二百年恒表为基础，完成《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二卷，预推至未来两千年，成为康熙朝重要的文化成果。举贤进能，推荐修历人才，南怀仁主持钦天监工作期间，曾先后推荐传教士恩理格、闵明我、徐日升、李守谦、安多芬等协助修历。为钦天监建立了一支科研力量。建国后政府极力抹杀否定基督教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但在《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书中，无法抹掉南怀仁的名字。康熙皇帝是一位公认的英明帝王。他潜心学习西方文化，认真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汤若望冤狱之后，朝廷仍下令逮捕全国各地传教士，禁止教徒宗教活动，全国教务遂受到空前打击，陷于停顿状态。南怀仁与杨光先的历法斗争取得胜利获得康熙的信任。南怀仁等传教士请求礼部为汤若望平反，并释放在广东拘押的传教士。礼部上疏：“前杨光先诬陷之案已处重罪，对汤若望之冤枉，岂可不将是非议明。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祥议具奏，钦此。”七月二日，和硕康亲王杰淑等题奏：“……汤若望等建造天主堂供奉天主尔伊国之例，并无诱人作恶结党乱行之处。因信奉天主缘由将汤若望官职并所赐嘉名革去，俱属冤枉……因天主教缘由解送广东之西洋人栗安当等25人。应令督抚差官驿送来京……又将李祖白等各官正法，子弟流徙，俱属冤枉……本月23日奉旨……再加详议具奏。钦此。”由于杨光先对天主教的诬陷，有些地方官仍误以为天主教与白莲教同是反清宗教，因此一律禁止。南怀仁得知后，即上疏申明理由，请求朝廷降旨纠正。4月14日，礼部奉旨：“今地方官间有禁止条约，内有天主教同白莲教谋反字样，着删去可也……”随着汤若望冤狱彻底平反，禁教命令也告一段落。康熙十五年（1676），南怀仁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区会长。为发展中国传教事业于1678年写信给耶稣会总会吁请派人来华传教，深得法王路易十四的支持。派遣法国科学院的耶稣会士洪若、张诚、白晋、李明、刘应等五人携带30箱天文仪器。于1685年由法国出发，先后到达浙江，三年后才被召到北京。但这时南怀仁已经病逝。康熙26年（日，南怀仁病逝。留有遗折“……臣南怀仁谨奏，为君高恩厚未报，临死哀鸣……伏枕叩首，恭谢天恩……”康熙27年3月，康熙赐南怀仁谥号勤敏，并赐内库银750两，交徐日升为南怀仁筑坟立碑，建立石兽。同年11月17日，康熙派经筵讲官礼部左侍郎席尔达率本部官员十名，到南怀仁墓前致祭。其文曰：（内容从略）康熙28年又赐南怀仁墓碑碑文：“钦天监治理历法，加工部右侍郎，又加二级，谥勤南怀仁碑文。”南怀仁对清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服务，不仅深得康熙的信任，友好和尊敬，也使其他传教士及其传教事业深得康熙的信任，友好尊敬。康熙历次南巡时，所到之处，经常召见传教士，垂询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康熙28年（1689），徐日升、张诚奉命随大臣索额图去尼布楚与俄国使臣议勘国界。历时四个月，徐日升、张诚代表中国使臣往返谈判。终使俄国使臣费耀多罗折服，双方达成协议，订约章七条，分别译成满、汉、俄、蒙、拉丁五种文字。索额图等回京复命，康熙召见徐日升、张诚至内廷垂询会谈细节，对他们的工作甚为嘉许。康熙潜心学习科学知识，了解宗教信仰：康熙28年，徐日升、张诚、白晋、安多等传教士被召至内廷。指定以后每天轮班至养心殿用满语讲授西学。内容包括量法，测算、天文、形性、格致诸学。并派两名精通满汉语言的官员帮助他们将讲稿译成帙，誊写整齐。从此，张诚等为康熙系统的讲授西学数年不辍。即使康熙巡行各省，也要他们随行讲授西学。传教士们在科学、宗教信仰等方面，对康熙影响甚大。康熙三十年（1691年）九月，有些地方仍有禁教事件：拆毁教堂，书版毁坏，以为邪教，传教士遭迫害时有发生。康熙得知后，亲自连下两道圣旨：“西洋人治理历法，用兵之际修造兵器，效力勤劳。且天主教并无为恶乱行之处……追随征俄罗斯亦有功绩。将伊等之教目为邪教禁止，殊属无辜……”。又礼部尚书顾八代等16位大臣联署奉旨依议：“……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实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教堂俱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得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全国各省……”。从此禁教事件全部解除，传教事业得到相应的发展。康熙32年（1693）帝患疟疾，太医久治不愈。张诚献上西药奎宁，一服而愈。为表示谢意，康熙赐地建天主教堂一所，名为“救世主堂”。（即今北京西什库北堂的前身），并亲书“万有真原”匾额及对联一付：“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又作诗一首赐给天主堂：“森森万象眼轮中，须识由来是化工。体一何终而何始，位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久为初人闭，天路新凭圣子通。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若个不钦崇”。（康熙手迹至今仍保留在北京西什库天主堂内）康熙实属一位德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他在清朝是一位执政最长的君王。史称“康熙盛世”。他认真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证明“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无为恶乱行之处……”。他严惩陷害传教士的奸臣杨光先，为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彻底平反。康熙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从他赐天主堂的匾额，作诗和对联，说明他对基督教的教义有深刻的理解认识：他承认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无始无终，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承认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世主。因为圣经上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参《名人的信仰》六页）综观基督教在中国历代传教历史：虽然不是一帆风顺，但历史证明基督教不是侵略者。传教士从未依靠任何政治势力，将宗教信仰强加于人。传教士在中国遵纪守法，与中国社会和平共处。在文化交流方面，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三，罗马教皇礼仪禁令，破坏传教事业：18世纪初，中国“祀孔祭祖”的传统礼仪，受到罗马教皇的质疑。他们认为“祀孔祭祖”违反圣经中的“十条诫命”，有“崇拜偶像”之嫌。因此在教内引起争议。传教士们将礼仪之争上报罗马教皇。经教廷商议于1707年2月，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向在华全体传教士公布禁令，反对中国“祀孔祭祖”的传统礼仪。康熙皇帝得知后，大为震怒。引发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对抗。罗马教皇的禁令，破坏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成为中国天主教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对传教工作当引以为鉴。在圣经《出埃及记》20：3-5中“十条诫命”规定：“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偶像”取代神的地位（参《诗篇》115：4-9）。但“祀孔祭祖”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传统美德， 不可与“拜偶像”相提并论。对不同的国家民族风俗习惯应当受到尊重。祀孔祭祖与拜偶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初，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为了便于传教，努力了解中国社会风俗习惯。他完全改变西方的生活方式，在起居饮食、礼节等方面力求中国化。对中国传统礼仪“祀孔祭祖”问题，他认为祀孔是中国人对“至圣先师”表示崇敬；祭祖则是对祖先表示孝思。“祀孔祭祖”之礼当由信徒自便。1700年11月，耶稣会士联名上疏向康熙帝请教礼仪问题。康熙指出：“祀孔祭祖系中国传统习俗，不含宗教礼仪，供神祖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圣人以五常有行之大道，君臣父子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事长之大道，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12月耶稣会士李明将康熙的答复呈送罗马，作为对祀孔祭祖礼仪性的正式界定。1704年，罗马教皇正式发布关于中国礼仪的禁令。特派铎罗主教访问中国，希望中国当局理解教廷的法令。康熙对铎罗主教以礼相待，向铎罗主教说明中国礼仪的重要意义。康熙明确指出：在中国管理宗教事务的人必须是久居中国熟知中国社会情况的人。康熙对那些不了解中国国情，对中国礼仪妄加批评的人感到不快。1706年，康熙再次接见铎罗主教明确表示：“我们中国朝野上下敬拜孔子已有两千年。西洋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传教受到皇帝保护，他忠于公务，恪守法令，遵从中国礼仪。今后反对中国祀孔祭祖礼仪的西洋传教士休想在中国居住。我认为中国人从古代开始敬拜“天”和“天主教的天”是一致的。因此，祀孔祭祖与天主教的教理并不抵触。天主教的圣经与中国的经书也有许多相同之处……”。1707年2月，铎罗主教在南京以公函方式擅自向在华传教士公布了罗马教皇的禁令。康熙得知后大为震怒，立即下诏：第一， &罗马教皇无权干涉中国内政事务；第二， &将铎罗押解到澳门拘禁；第三， &悉数驱逐颜珰一行在浙江的传教士；（“悉数”乃全部之意）第四， &悉数拘禁在四川的传教士；第五， &愿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必须向内务府申请“印票”（在华永居证），在印票上填写姓名、年龄、来华日期等内容。印票只发给签名遵守利玛窦传教规矩的人。无印票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境。康熙命令执行后，在华的西洋传教士，凡拒领印票者，均被迫离开中国。一部分以传教为重的传教士，按章领取印票，并签名保证遵守利玛窦的传教规矩，可继续在华传教。这样一来，中国地方官员反对天主教的活动又开始抬头了。一些反教官员趁机上疏奏称：“天主教在各省设堂，召集匪类，此辈居心叵测……”。这是一切反教者的诬陷，不足为奇。康熙对罗马教皇的禁令反击之后，罗马教皇又派嘉乐主教来华进行调解。1720年9月，嘉乐一行到达北京。康熙不予召见，且下令逐客，并传旨：“尔教王条约（禁令）与中国大理相背谬，教王表章，朕亦不览。西洋人在中国不得行教，朕必严行禁止……”。嘉乐只好用书文提出要求：“希望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信徒自由遵守教皇的命令。希望准许嘉乐在华管理传教工作。”康熙遂即派员答复嘉乐：尔教王条约既与中国道理大相悖谬。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传教士在中国亦属无用，尔俱带回西洋。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嘉乐见康熙批示后，得知事态已无回旋之地。便与耶稣会士商议。他们担心几十年艰辛传教成果将毁于一旦。建议嘉乐采取变通办法，适当让步。经过协商，嘉乐提出八项准许的策略。“准许信徒参加非宗教的祀孔仪式，准许信徒参加祭祖，可对亡者面前行礼，烧香上供等悼念仪式”。康熙见了仍不满意。嘉乐此行既没有解决康熙与罗马教皇的对立，也没有解决教内礼仪之争的矛盾。嘉乐无果而返罗马。罗马教皇若知现今何必当初？这场礼仪的禁令，伤害了中国人民自尊的感情，使亲者痛，仇者快，为反教者制造借口。给中国传教事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将一度兴旺的传教事业，坠入低谷。这场礼仪之争，历经200年左右，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为了挽救濒临消失的中国天主教，于日，要求教廷礼信部撤锁有关禁止中国礼仪的法令。于1942年，终于解除中国祀孔祭祖的法令。祀孔祭祖禁令的影响在教会中至今并未消除。很多信徒仍不敢纪念祖先，不敢向亡者鞠躬行礼。见庙宇不敢进，旅游时见庙宇不敢照相，误认“偶像”有灵气。甚至有人认为在室内挂耶稣的画像，也是犯“崇拜偶像”之罪。信徒务要扬弃无知的遗传，提高神学信仰素质。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林前”8：4）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原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制度。被称为基督教黑暗时期。他们用愚昧无知神学思想，使神的真理暗昧不明。（《约伯记》38：2节）他们贬低人性，崇尚苦修，禁止嫁娶和禁戒食物，听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参《提前》4：1-3）在中世纪，创立购买“赎罪券”制度，否定因信称义之道；设立“宗教裁判所”杀害科学家。已成为文化艺术、科学发展的障碍。16世纪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经过宗教改革，扬弃中世纪罗马教皇落后的神学思想，恢复了基督教历史的原貌。康熙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抵制罗马教廷的禁令，无可非议。康熙说：“祀孔祭祖同天主教的教理并不抵触；天主教的《圣经》与中国的经书有许多相同之处……”康熙对耶稣会士苏霖、巴多明等人说：“尔等放心，并非禁天主教。惟禁不曾领印票的西洋人，与有印票之人无关。若有地方官员一概禁止，可再来启奏。”我们应当完全拥护支持康熙与利马窦对礼仪问题的观点。但很不幸，反教者趁机开始抬头。自罗马教廷礼仪禁令事件之后，延续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均执行禁教政策，长达100多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当以史为鉴。雍正朝的禁教政策：1723年雍正继位后，下诏严厉禁教。浙闽总督疏奏：“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往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要求将传教士驱逐境外。两广总督也疏奏：“不准西洋人各处来往行教诵经，将各府天主堂改为公所，素日误入其教者，俱令改易……”雍正则准各省总督所请。各地方官员见雍正禁教态度坚决，便纷纷采取反教行动。浙江总督将天主堂改为天后宫，禁止教徒进入教堂，南京天主堂及传教士住宅改为积谷仓，上海天主堂改为关帝庙，数年中，全国天主堂尽被废毁。罗马教皇曾派员访华，要求开放禁教政策，朝廷对此置之不理。乾隆朝的禁教政策：1736年，乾隆继位，继续施行禁教政策。乾隆13年，传教士被控“散布邪说，煽惑良民”，桑主教和几位传教士先后被杀，在苏州传教士被处绞刑，信徒受牵连者甚多。为防止传教士“潜入内地”，乾隆下令严查海口“杜绝奸人”。迫害传教士和信徒事件时有发生。到1784年，终于发生对传教士和信徒的全国性大搜捕，进行镇压。嘉庆朝的禁教政策：1796年，嘉庆继位，继续执行乾隆的禁教政策。当时全国形势不稳，白莲教闹事不久，英国侵占印度之后，英舰入侵中国沿海，引起清廷警惕。对传教士和信徒严加监视查问。对一般信徒下令：“嗣后，倘有与西洋人往来习教者，即照违旨例从重惩究，决不宽待。”1805年5月，嘉庆批准取缔天主堂章程。共有十条，（内容从略）主要严禁信徒各种正常宗教活动。此谕一下，地方官员深恐受责，纷纷认真查办。结果发现各省仍有“潜入”的传教士。驱逐传教士，惩罚教徒，教徒悔教案件时有发生。这项运动持续10年之久，致使传教事业受到致命打击。但传教活动并未完全断绝。据统计：到1840年，全国仍有数十名传教士坚持工作，信徒约有20万。“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马太福音》12：20节）。基督是教会的磐石，无论“风吹、雨淋、水冲”基督的教会永不倒塌。（《马太福音》7：25）满清政府自康熙晚期，改变国家政治路线，闭关锁国，盲目排外，国势日渐衰败，满清最后以贫穷、落后、腐败结束了它的统治。四，基督教对中国革命的贡献：19世纪是世界政治思想动荡的年代，世界出现帝国主义，与此同时也有无神论共产主义在世界到处泛滥。帝国主义侵略印度之后，满清封建帝国便成为侵吞掠夺的对象。1840年，英帝国主义强制向中国出售鸦片，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满清政府软弱、腐败，屈服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中国人民在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要求民族独立，人民要解放，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如洪秀全领导的天平天国运动；满清一些开明派发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运动，最后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国近代革命历史，无不与基督教的影响作用有关。但解放后，这段历史真相却鲜为人知，反而将基督教打成帝国主义侵略工具，岂不令人匪夷所思？1， & & & 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中广为人知。洪秀全以“打倒满清”为口号，为中国开创了革命先河。《辞海》642页中对“太平天国”有高度评价：“中国近代全国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对外妥协和对人民加重压榨，社会矛盾激化。洪秀全于1843年（道光23年）创立“拜上帝会”，秘密进行反清革命活动。日（道光30年）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九月攻克永安（蒙山）初建革命体制。经过南征北战，“于1853年1月（咸丰二年底）克武昌，次月沿江东下，三月攻克南京，定为都城，命名为“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建立乡官制度，对外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来侵略政策。五月份举行北伐和西征。各天地会和捻党先后发动武装起义，响应配合太平军作战……”。“太平天国”顾名思义是基督教的名词，没有基督教哪有太平天国？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基督教的关系在《辞海》中只字不提，其目的岂不是昭然若揭吗？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运动，首先是受基督教的影响。洪秀全少年时代心怀壮志应试科举未果，失败后意志消沉。归途中，偶遇基督教散发圣书，得到中国第一位牧师梁发所著《劝世良言》。洪秀全第一次得知基督教敬拜上帝，相信耶稣，辟邪神，破除偶像的教义。他在梦中异像蒙上帝选召：“派他荡除恶魔，扶持真理，使人类返本归元。”1843年，洪秀全与亲友潜心研读《劝世良言》接受福音真道。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和表弟冯云山及洪氏家族男女老幼均相信基督耶稣。互相以水灌顶，接受洗礼，正式入教。入教者必须敬拜上帝，废除偶像，遵守天条，不做恶事，将认罪悔改的内容写成奏章，焚烧呈献上帝。洪秀全、洪仁玕等人参加基督教的福汉会（学道培训班）深造，先后到广州、香港学习。1844年，他们在桂平县紫荆山一带努力发展“拜上帝会”（相当教会的组织），在西江流域一带发展很快，不仅下层平民踊跃参加，官商大户参加的也不少，如韦昌辉、石达开等，后来他们成为会中的领导人物。他们推举洪秀全为教主，冯云山执掌会务。起初，拜上帝会也仿效梁发等人，编印散发圣书，洪秀全亲自编写有：《原道救世歌》、《百正歌》、《新旧约圣书》等十三种不同圣书，他们采用通俗易懂的歌谣形式，便于不识字的信徒记忆和口传，其中不仅有基督教的思想，也有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在歌中列举六条“不正”：淫行、忤逆、杀人、偷盗、诬陷、赌博；“道之大原出于天，谨将天道觉群贤……”；《百正歌》中将中国古代历史中著名人物分为“正”与“不正”两类，进行对比，论证国家兴亡与个人的福祸根源；（歌文从略）《三字经幼童诗》是初级教育教材：“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人宰物，得光荣……”。此外，还有许多通俗的诗歌、格言集等，如《敬双亲诗》君道、臣道、父道、母道、子道等十几种小册子，每本小册子后面都附载“天堂诗”一首：“贵贱皆由己，为人当自强，天条遵十款，享福在天堂”。这些通俗读物都很有水平。拜上帝会为后来中国基督教新教会传福音开创了良好的先例。散发福音小册子在教会中至今仍在延用，是传福音最好的手段。拜上帝会的礼拜仪式也很通俗，没有高大的礼拜堂，在一般大厅中举行礼拜。大厅北端正中设一方桌，桌上置明灯两盏，男女会众左右分坐。礼拜开始，先唱赞美诗，读经，闭目祈祷，由主礼人讲道。对新皈依的会众先跪诵一定的忏悔状，然后焚化上呈皇上帝。要求入教者敬拜上帝，遵守天条，再用清水灌顶，认罪求赦。要向总会领取祈祷文，晨夕礼拜念诵……。拜上帝会初期的信仰和礼拜仪式，基本上无可指责。外国传教士们曾对拜上帝会寄以很大希望。如伦敦会传教士纪里士庇在1854年曾写道：“毫无疑问，假如这新运动成功，中国全境会向基督教传教士的工作开放……这运动是大有希望的”。道光末年，广西大饥，政府腐败，官吏横行，民不聊生。韦昌辉在金田村以拜上帝会的名义破家赈灾，灾民闻风而来，归入拜上帝会，会众猛增。日，洪秀全等在桂平县金田村以“打倒满清，恢复汉族”为号召。以拜上帝会为基础，揭竿起义，从者数万人。同年九月，起义军占领永安。洪秀全被拥立为天王，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蓄发，转战两年。1853年3月，攻下南京，定为首都，改称天京。太平天国开始脱离圣经真道：太平天国既以拜上帝会起家，建国后当然也要遵循拜上帝会的教义、规条、礼仪。他们以郭实猎译本为法定《圣经》版本，广为印发，在圣经封面上印有“太平天国国徽”，纪年并将圣经的《创世记》、《出埃及记》、《马太福音》定为应试员生的指定参考书。太平军的军纪军规也以《天条书》（即十条诫命）为准则。每个战士必须熟背“天条十款”，否则便要受处罚、责打、甚至处死。这种强迫式的做法，使每个太平军的战士都成为拜上帝会的成员。政府和军队都严守礼拜仪式，但仪式比初创时繁琐，甚至还加入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礼拜前一天，有人一手执旗一手敲锣，口呼“明天礼拜”。夜半三更开始礼拜……每次礼拜如有人闻锣不到，受责数百板，三次无故缺席便要斩首。每次出兵作战前后都要举行礼拜，如作战失败，便将失败原因归咎到一两个人身上，指责他们违犯天条，然后把他们当众处死。凡做错事的，也要按此法处理，裁定惩罚，说明这是根据皇天上帝的旨意。创立太平天国之后，洪秀全的私欲不断膨胀，利欲熏心。起初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夺取政权后自称“王”称“朕”，企图作“皇帝”，便开始腐败。这是一切统治者的通病，“为人民服务”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洪秀全首先从信仰上堕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洪秀全认为有“天父”必有“天母”；耶稣是“天兄”必有“天弟”；洪秀全自称是天兄之“真弟”；自称其前身是《创世纪》14章中的“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原是预表耶稣基督。可参看《希伯来书》7：1-3），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是最早拜上帝会的成员。他在香港得到传教士韩文山的帮助，进修基督教教理并正式受洗入教。又在上海墨海书院学习天文和历法，成为“伦敦会”传教士。1859年4月到达天京，他到天京不是为了高官厚禄，而是要帮助天王传福音，使中国拒绝偶像崇拜，回归天父上帝。洪仁玕到来，使洪秀全大喜过望。立即封洪仁玕为干王，总理内政外交。洪仁玕到天京后，发现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已经不是他理想中的拜上帝会了。特别在礼仪、组织方面离正统基督教甚远。原想进行某些改革、纠正，但洪秀全性格日益乖僻，信仰日益狂迷，思想日益固执，终于无能为力。洪仁玕在天京写成“资政新篇”纵论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宗教信仰等，提出教化风俗习惯，切实遵行立法，依法处罚。原则上整顿与建设的计划，可惜都未能实现。太平天国认为拜上帝会与基督教是一家。希望与外国传教士保持关系，并希望通过传教士影响他们的国家政府支持太平天国。所以十几年间先后有20余名英、法、美等国的传教士访问太平天国。但是，传教士们发现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在教义、礼仪等方面离正统基督教越来越远。特别在军事方面太平军逐渐转为劣势。所以他们对太平天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支持到淡漠，以至反对。1860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翰等人访问太平天国后认为：“从前太平军中的宗教成分是很强的，但现在已经日渐消失了。因此，不值得正统基督教徒的尊敬和同情。最令人反对者，就是其中有些人伪称神圣临凡托身及得见天象等，屡见于官书之中关于“天父下凡”的记载最为可憎可厌。”据记载，“种种丑恶的说法居然喋喋不休地出自上帝之口，简直近乎亵渎神圣。”1853年8月，传教士罗孝全在戴德生陪同下访问天京，罗孝全来天京的目的是想用正统的基督教纠正拜上帝会的错误。结果罗孝全与洪秀全产生分歧。罗孝全说：“叫我非常痛心……我相信他们在上帝面前，大都是可憎的，我认为他疯狂了……他居然称呼自己的儿子是“幼救世主”，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真弟”。至于圣灵似乎完全从三位一体中遗失了……”。后来，罗孝全绝望地离开了天京。洪秀全在政治上实行独裁统治，利用拜上帝会为其政治服务。洪秀全把基督教救世主的思想与他的皇权思想结合起来。自封为“万国真主”，说自己就是《创世记》中至高神的大祭司麦基洗德。称自己是叫“万物生长的太阳”。他说：天兄（耶稣）和东王杨秀清及他本人都是“天父原配天妈所生。天父命天兄下凡，天兄受难后，洪秀全则由一位身着太阳服的亚妈生出，所以他就是太阳”。又说“千年王国”已建立，太平天国就是地上的“小天堂”。洪秀全为维护其统治，将早期拜上帝会的平等思想逐渐丢弃殆尽。洪秀全认为《圣经》中某些经文对拜上帝会构成最大的威胁，他在“爷知《新约》中有错记”的名义下，修改《圣经》。着手编写自己的经典定名为《真约》，共有九种10部，具体是：《天条书》、《天命诏首书》等……全部经过洪秀全亲自审定，其中有些部分由他自己撰写。这样，它最终从原本可以成为基督教会的组织变成一个彻底的基督教异端，与基督教正式分道扬镳了。洪秀全生活腐败：为满足太平天国首领的情欲，打破基督教所宣传的一夫一妻制。在上帝“十诫”的名义下，严禁民间买卖奴婢，蓄养侍妾的同时，又在上帝圣旨名义下为一夫多妻制取得合法的依据。洪秀全本人就拥有妻妾88人之多，超过了历史皇帝所拥有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妻妾数。更有甚者，他对这些妻妾进行严厉的人身限制，订立10条该打的规矩。不仅如此，为满足他们的奢侈生活，以洪秀全和杨秀清为首的各王打着为“天朝”行“天事”的旗号，动用大量的各种方式得来的战利品和无数钱财，修建各自奢侈豪华的王府。洪秀全为自己设计了极其豪华的重殿叠宇，内有“九重天庭”，以及多座园林。王府美女如云，妻妾成群。与此同时，他们却在全城百姓中强制推行军营式生活，夫妻被迫分居，使天京城内民怨沸腾。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以失败而告终：1854年6月，英国领事麦华佗等人对太平天国的基督教性质提出种种质疑。准备访问天京，洪秀全不准进入天京城内，只能向太平天国发照会：对天平天国的信仰，根据《圣经》逐条进行批驳，全面否定了他们所信奉的神人同形的上帝观。驳斥了洪秀全是“万国真主”，“天朝是小天堂”，清朝是“妖魔”等等邪说。此事在天京城内引起沸沸扬扬，使洪秀全等人强烈的意识到《圣经》对他们的“信仰”构成潜在的威胁。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名义宣布“《圣经》多有记讹……此书不用出先”。从1854年下半年开始太平天国暂停出版《圣经》工作，对“有讹”的《圣经》进行全面修改。1856年，由于时势变化，太平天国内部矛盾日益尖锐，修改《圣经》未能立即进行。东王杨秀清和北王韦昌辉在洪秀全导演之下，互相残杀中成为牺牲品。翌年，翼王石达开也离开天京出走，太平天国元气大伤。终于在满清政府与英、法、沙俄等外国侵略者联合进攻下，于1864年太平天国的政权被消灭，拜上帝会也随之消亡了。拜上帝会的历史教训：《辞海》642页说：“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证明在资本主义侵略者和国内封建势力勾结起来的情况下，农民起义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取的胜利的”。这是无产阶级自诩的观点，是没历史根据的。人类历史不断发展不断革命，辛亥革命，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以“三民主义”正确的指导思想取得革命胜利；以无产阶级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早已解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若不经过改革开放的路线，也是没有出路的。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的初衷，是为了传天国的福音，他们所编写的一些“福音”小册子都是无可指责的。蒙上帝喜悦，受到各国传教士的支持。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之后，开始施行政教合一的政策，这是最大的错误。宗教信仰和政治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22：21），政治要给予公民信仰自由，公民可以遵守国家的合法制度，统治者不可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中世纪罗马帝国，君王与教皇互相利用，施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压迫民主自由，是危害宗教信仰的封建统治。洪秀全利用拜上帝会为太平天国的政权服务，政教不分。例如，“无故不参加礼拜者处以斩刑”，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修改圣经，致使基督教的信仰面目全非。这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和太平天国利用宗教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教训，不可重演，应当以史为鉴。2， & & & 满清开明派发起洋务运动：1885年，满清政府一些开明派发起洋务运动：鸦片战争之后，在抵制侵略战争中，接连败北，令朝野震惊。一部分有识之士，如奕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等，以“自强求富”为号召，开发自救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力主门户开放，学习西方列强的科技、军事、政治、经济等文化建设，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先后开办各种工厂、军事工业、矿务局、电报局、铁路、机械制造等工业。在文化方面，培养人才，以“中学为主，西学为用”即“洋为中用”的教育方针。改革学制及教学内容，设立学堂等。洋务派这些措施，为满清自强求富改良创造条件。学习西洋离不开基督教的影响，洋务运动首先改变国家闭关自守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从此结束了自康熙末年至嘉庆朝代100多年的禁教政策。使基督教新教的传教事业，得以正常的开展。基督教传入中国绝非“依靠枪炮的威力”。基督教为洋务运动做出了有利的贡献，开展教会各种文化事业，办学校、建医院、出版各种书报刊物介绍西方文化科学知识。从而得到一些官绅等社会上层人物的宽容支持，基督教在社会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洋务运动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科技、商务、交通、外交等，使中国实现坚船利炮。富国强兵的目的。传教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中不乏学者专家，他们成为在华传播西学的承担者。其中一部分人直接在洋务派设立的机构中工作。在1862年至1865年，传教士分别在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和总理衙门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中均由传教士们担任教习或译员。与此同时，基督教创立教会学校，医院和文化出版机构，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起到很大的作用。历史证明，基督教的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没有任何关联。洋务运动实际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改良主义。所以，随着1884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甲午之战，满清政府惨败，结果洋务运动夭折。但学习西方的影响和基督教的发展并未消失。3， & & & 满清先进人士发起维新变法运动：1884年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创伤。中华民族陷入濒临灭亡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戊戌变法）。1895年8月，康有为在传教士所办的各类学会，尤其是“广学会”模式的启示下，在北京创立了“强学会”，又按“广学会”的模式自办了《时务报》和《中外公报》，以唤起民众的民族危机感。并提出变法要求，开始发起了维新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形成了一批具有新知识结构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按新的组织结构进行组合，并且涌现了大量的报刊，促清王朝灭亡，在思想上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我们可以从当时所建立的各类学会和发行的各种报刊数量增长之快看出，从年三年之中，在传教士活动的影响和康有为努力下，全国各地建立起来的各类学会达76个之多，其中有三分之一是由士大夫组成。这些学会中有30多个按新的实用精神研究传统的儒学或研究西方科学，翻译西方书籍；提倡社会改革。如反对吸鸦片，反对缠足和提倡妇女教育，唤起士大夫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觉悟。对传播西方新思想、新价值观起了不小的作用。不仅强调向西方学习技术，还要求清王朝实施某些政治体制改革。如其中的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都是自觉地按西方民主参政的理想组织起来的。这些学会的形成也推动了中国报业的发展。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主要口岸城市报纸有12种。其中康有为等维新派办的《时务报》等报纸发行最广泛。1898年，维新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推行一系列变法，直接向清王朝整个官僚体制开刀。与此同时，一些传教士大力支持维新运动。如李提摩太、李佳白、白礼仁等，经常与维新派人士共商行动纲领，发表政见，并积极募集经费支持维新派各项活动。甚至光绪皇帝下令聘任李提摩太为变法顾问。维新派的一切活动触犯了清廷统治的既得利益。结果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顽固派的强烈抵制。变法只维持了百日便彻底夭折。尽管如此，维新思想却给中国社会和文化带来深刻影响。传教士李提摩太首先提倡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用赔款创办了山西大学。美国传教士也带头响应退还赔款建立清华大学。其他一些国家都相继效法退还庚子赔款支持改良维新运动。基督教的影响在社会中不断扩大。4， & & & 辛亥革命运动：中国人民革命浪潮，此起彼伏，势不可挡。从太平天国至辛亥革命，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先进文化，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主要因素。以孙中山先生为首发起的辛亥革命运动，是基督教爱国主义思想具体的表现。孙中山先生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亭村，八岁时取名孙文，号日新，他自幼爱国心切，希望中国日日新，他与情同手足的好友陆皓东，二人少年壮志，孙中山从小就理想成为“洪秀全第二”。孙中山先生十七岁，陆皓东十五岁，他们在香港正式受洗入教。他们追求“西学富国强兵之学，独立自由之道，^造**光复之道，即推翻满清王朝”。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深受基督教和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后来成为他的亲密战友和作为岳父的宋耀如牧师对辛亥革命成功起了重大作用。下文要介绍鲜为人知的重要人物——宋耀如牧师。这位基督教的牧师，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不可遗忘。宋氏出生于1863年广东文昌县著名侨乡。幼年随其舅父赴卡罗莱纳州。十五岁充当美国海岸警备队水兵。十七岁已受洗入教，教名为查理·琼斯或称查理宋。后来在朋友鼓励支持下，脱去军装学习文化、知识。立志将来可手捧《圣经》或手持手术刀回中国做贡献。宋氏在美国接受了正规教育，并进入神学院学习，回国献身传福音。他身在国外却心怀祖国，他默默地祷告，期望中国同胞早日接受基督教，摆脱没有民主、自由的半奴隶社会。宋氏在美国学习观察社会，从思想上已经成为相信林肯的炎黄子孙。1885年宋耀如将离美返国之际，他伫立在林肯总统墓前，手捧《圣经》默默地宣誓：“我愿为崇高的民主，圣洁的福音和林肯总统的理想在中国实现而奋斗献身。”时隔九年之后，宋在上海的寓所接待一位重要人物——孙文，他和这位青年人促膝长谈。孙文是由陆皓东陪同自广东赴天津上书李鸿章途经上海。宋耀如满怀热情地向孙先生宣传林肯总统“民有、民享、民治”的思想，力主推翻清政府，实行中华革命。他们分析国家形势，认为这个半奴隶的社会必须改变。孙中山原希望朝廷能采纳他的革命主张，真正作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尽其流，或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经过宋耀如的开导，启发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宋耀如非常钦佩这位年轻人的才华与胆识，却不同意用这种上书请愿的办法去求得改良。于是宋说：“中国需要的是华盛顿、林肯，而不是公车上书。”他反复向孙逸仙大谈林肯关于“民有、民享、民治”的主张。孙逸仙对林肯虽闻其名，然而了解甚少，经宋耀如的介绍，使这位年轻人豁然开朗。也许从此在他的心中播下了“三民主义”的种子。孙逸仙说：“不错，可是谁能当中国的华盛顿、林肯？”宋耀如说：“你！你既然有志当洪秀全第二，为什么不能当华盛顿、林肯第二？”孙先生听后，承认既然有志洪、扬，为什么不能学华盛顿、林肯那样去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呢？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曾著书《农功》一文。二人就此进行讨论，宋对孙说：“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纲毕赅，是即富国强兵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这是你在《农功》中说的。可我认为：“农商不可能导致富国强兵。”宋说：不是“农功”而是“工功”，要发展各式各样的机器工厂，全国必须到处用机器，开工厂，中国才能真正富强。谈到工业宋耀如不禁眉飞色舞。从采矿谈到织造，从机器谈到电力……孙中山听后深得启发，马上文思踊跃起来。提笔疾书：“取电必资乎力，而发电必籍乎煤，近又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之水力以生电，以器蓄之。可待不时之用，可供随地之需，此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宋连连称好说：“还有机器要广用机器。”孙继书：“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而军国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财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作人事所不成之物。如五金之矿，有机器以开，则碎坚石如齑粉，透深井吸泉，得以群天地之宝藏矣。织造有机，则千万人所作之工，半日可就；至缫废丝，织绒呢，则化无用为有用矣。机器之大用不能遍举，我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具，倘能推广机器之用，则开矿治河，易收成效，纺纱织布有以裕民。不然，大地之宝藏，全国之财物，多有废弃无用者，每年之耗不知凡几。如是而国安民不贫，而民安得不痛哉。谋富国者，可不讲求机器之用欤。”写到这里，宋耀如高兴得跳起舞来，用唱歌的声调连连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有‘农功’又有‘工功’！”孙中山在亢奋中又继续写：“……人成之物，则采用机器之灵，笨与人力之勤惰。故穷理日精则物用呈，机器目巧则成物多。”宋耀如连连喊道：“还有铁路，还有铁路！”孙中山接着写：“铁路纵横，四通八达，凡轮船所不至，有轮车以济之……”。宋耀如与孙中山共同设计“二十万里铁路模型。”他们坚信不疑地说：“一定能振兴中华，一定能自强不息。中国有铁路横贯五湖四海，我死也瞑目了。”二十年后宋耀如女儿蔼玲和著名铁道工程师詹天佑兴办银行，举借国内公款和外债，发行铁路证券，吸引国民游资和外资，营建二十万里铁路，筹划工作，得以实现。他们的主张得到其他同志的支持。认为“农政之学尤为今日之急务，农桑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矣之言。似为农政为主，但又大讲工政与机器是富国之大经、治国之本。”大政确定之后，孙中山情绪激动，撕毁上书文稿说：“上书是与虎谋皮，维新者图枝节之变化，终不能大快我心。还是华盛顿、林肯的主张。“民有、民享、民治”更令人神往。”他们认为满清王朝已经腐败到生蛆的地步了，当初希望它或可奋起，如今看来已不能用改良的方法使其进步。唯有革命才是出路，满清政府不能扶持，只有倾覆。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正确革命思想“三民主义”的路线，与宋耀如牧师的启导是不可分的。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在上海以宋耀如牧师为全权代表。以宋耀如牧师的华美印书馆为革命联系的据点。宋耀如牧师为革命招兵买马，他争取一批先进思想的基督徒青年参加革命组织。如著名的颜永京、仉韫山、吴虹玉、牛尚周、温秉忠、郑世良、史坚如等人。他们都出过洋，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有识之士。他们在上海建立了秘密的革命组织——兴中会。孙中山撰写兴中会的章程，参加革命的会员不断增加。在正式成立兴中会上，宋耀如牧师建议大家手按《圣经》宣读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宋耀如牧师为革命募集经费，兴办企业，开面粉公司、印书馆、海外募捐等筹措。为革命招募义军，购买武器，秘密组织训练，准备起义。陆皓东是与孙中山志同道合最亲密的战友，他在辛亥革命中是第一位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的基督徒。在黄花岗之役中，有好多基督徒参加，广州八约浸信会以康平为首的几位信徒参加战役。在黄花岗死难烈士中有名可查者８６人中就有六位基督徒。孙中山在广东革命初期，不少基督徒成为孙先生的助手，有著名人士王宠惠，是后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者，曾任民国政府的司法部长，外交部长等职。杨襄甫是广州伦敦会牧师，以开设药房为名，掩护革命党人，曾营救孙中山先生脱险。谢纪久牧师：曾任纽约华侨爱国报刊的主笔，经常发表文章宣传反清革命。辛亥革命胜利后出任国会议员。张竹君女士，广东番禺人，曾设救护队隐蔽黄兴从上海至武汉，指挥辛亥义战。今在武汉辛亥革命展览馆中有其巨幅照片。肖以滋利用“福音船”为掩护革命党人活动的“交通船”。徐谦也是位虔诚基督徒。在法律上久负盛名，袁世凯篡位后，在“约法”中删去“信教自由”条款。1916年，徐谦在北京发起“新教自由会”并任会长。各宗教领袖人物，均参加向政府请愿活动。如基督教领导人诚静怡，天主教的马相伯等人，他们的活动，迫使国会于1917年恢复“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合法权利。李植生、梁慕光、郑士良、宋教仁等，他们是广东信义会神学院教员。他们组织一些信徒于1903年为革命集资，从香港购买一批军械武器秘密运回广州，密藏于神学院内。李煜堂，李自重父子是香港循道会信徒，他们与胡毅生（胡汉民之弟）于1903年参加广西镇南关之战役，为革命战争效力，他们在广州学医为革命党人作掩护工作。孙中山在香港主办《中国日报》遭到敌人破坏，由李煜堂拨款承购该日报，挽救了这一革命喉舌不致停刊，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在很多旅居海外的基督徒，如长老会极有影响的金巴仑和崔通约曾任美国《中西日报》的编辑。民国初年任广东省议会议长的谢纪元牧师；纽约长老会的杨启壮牧师；广州长老自立会的吴尊三牧师及其女婿赵坚持牧师等人，均系孙先生的支持者，并且加入同盟会，为革命事业做出极大的贡献。以上的知名人士，说明基督教在历史中的作用。很多基督徒支持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对中国革命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否认的。宋耀如牧师不仅是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同志，也是孙先生的岳父。当日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在南京举行之时，宋耀如牧师与孙中山大总统一起步入会场，在场的老同盟会员纷纷向他们致敬。宋耀如牧师选了台上不起眼的座位坐下目注孙中山先生上台宣誓就职。在此之前孙先生曾再三邀请他出任政府显职，都被他一一谢绝了。宋耀如牧师对孙中山说：“只要你们决心化专制为自由，变君权为民权，实行“民有、民享、民治”，我就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我是个牧师，不能像你们一样叱咤风云地冲在前面，我只能在幕后辅助你们。开展革命活动需要大量资金，就让我来为你们筹措经费吧。我还要暗中为你们做联络工作。”当辛亥革命处于低潮之际，由于袁世凯的血腥镇压，孙中山先生面临极其悲惨的处境。革命党人分崩离析，死的死，降的降，关的关，逃的逃，革命党人犹如一盘散沙。就连黄兴这样的柱石也远走高飞了，李烈钧这样的名将也不能参加革命了。孙中山先生决定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此时，又是宋耀如牧师义无反顾地举家追随孙中山先生亡命东瀛。这一壮举对精神上几乎要支持不住的孙中山，无疑是一个最有力的支持，使孙中山终又重振中华革命的决心。耶稣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太12：20）孙中山和宋耀如的革命信心，来自神的话和能力。宋耀如牧师始终与孙中山先生站在一起，宋耀如牧师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功不可没。（以上资料引自《宋氏家族第一人》1986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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