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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记者――雷收麦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采访日记
作者:雷收麦　
来源:本站　　时间:
&&&& 人物简介:雷收麦,高级记者。林甸县花园人。曾任中国青年报驻黑龙江省记者站长,中国妇女报编委,多次获中国新闻奖。1987年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采写的《傻大姐外传》、《桃李情》、《多彩的泪》、《女童就学问题系列调查》等都曾受到好评。著有《红色的警告》、《你行我也行》、《油海警钟》(合著)等。
&&& 火场拾珠
& 20年前的1987年5月，一场特大森林火灾降临我国的大兴安岭，同众多记者一样，作为当时《中国青年报》黑龙江记者站站长的我，会同本报国内部记者李伟中、叶研、实习生贾永在火场奔波一个月时间，写下了《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作为深度报道的尝试，《三色》取得了成功。
《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人称“三色报道”)获当年全国好新闻特等奖，全国绿色好新闻奖，并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优秀报告文学集》等多种文集，中国新闻学会为此召开过专题研讨会，并被列入大学新闻专业教材。
《三色》是如何采访、写作的？四位记者又是如何合作的？采访写作的当时，我都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今天，作为作者之一，翻看当时火场上的日记，感慨良多。回顾那场让人们20年后依旧记忆犹新、痛心不已的特大森林火灾的成因，当时的火场及灾区状态，以及《三色》报道如何披露官僚主义、触及到体制弊端并引发出社会思考等种种记忆，对于今天来说，仍具的重大社会意义。
当然，大多数采访内容，包括对一些重大细节的反复调查、多次印证，另有采访笔记两册。作为日记，限于当时的时空关系，难免挂一漏万。但我愿意把它公开出来，或许能给研究当代新闻历史增加一些第一手资料。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 星期三
中国青年报的第20次记者会议在唐山市召开，今天是第5天。
中午，主管记者工作的副总编辑张飙来找我：“任务来了，准备一下，马上返京。”
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为世人瞩目。我已经从中央电视台的卫星云图和一些零星报道中了解了一些情况。据说，山火已经吞噬了西林吉和漠河县城，正向塔河逼近。
服从就是天职。
我当即决定今天傍晚就乘火车返京，做些准备，会同李伟中等同志一道去现场。
这次采访可能是艰苦的，甚至会有某种危险。但为了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人们，我们必须深入现场。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就应有说走就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良好作风。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四日 星期四
　　杨浪（《中国青年报》国内部主任）、李伟中、叶研、我一道研究报道，拟就宏阔的社会背景下，在揭示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生存者的悲剧、人们自己酿就苦酒等方面做文章。同时，对一些动态性的新闻做连续报道。
如何走？一个难题。联系空军，若有飞机去火场，便搭乘。
不少同志嘱我，不要写成那种“英雄式史诗”，要写悲剧。“可歌可泣”，从“泣”入手。
中国人的国民性，一个重大表现就是“麻木”。报社如果在森林起火时便投入足够力量，便派人去火场，情况又当如何？
“揭露官僚主义”，李伟中讲。说得好！但同志们觉得，不可太暴露，莫如写事实，让读者自己去分析。
下午，待命。随时准备起飞。
经工作，由报社打报告，请团中央领导签字，然后去找空军，这一系列工作均由李伟中负责，已经初见成效。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五日 星期五
李伟中去空军办理搭乘手续，我出去买烟，刚走到报社大门口，杨浪喊道：“快！就等你了！”
我看看表，快到中午12时了。
车到南苑机场，李伟中懊悔地说：“不好，东西落下了。”
“什么东西？”
“军装。”
报社国内部有几位作军事报道的，其中有一位工作关系在某部队政治部，但人在报社工作，除他外，另备有两套军装，是为了记者们下连队采访时方便。经联系得知，飞机要在下午3时才能起飞，李伟中乘出租车返回报社取军装。此次采访，共四人，除我外，还有李伟中和叶研，他们两位都到过前线，采访过对越自卫返击战，还有一位是来自南京政治学院的实习生贾永。趁待机，我写报道设想。
下午3时10分登机，机上载有陕西渭南西北林业机械厂生产的手提式风力灭火机113台。起飞半小时后，便觉得“高处不胜寒”，我们陆续穿上毛衣毛裤，披上军大衣。
4800米高空，脚下一片混沌。隆隆的发动机声，几乎掩盖了人们的讲话声。本来是瓮声瓮气的男子汉声音，此刻却改变为尖啸的女声。就在这种环境下，李伟中、贾永开始采访机组人员。
6时20分，飞机降落在齐齐哈尔39602部队机场。
晚饭后，兵分两路，李伟中、贾永写稿子，我与叶研去参加人工降雨的一个联席会议。
9时10分，部队派车送我们到新开路电信局。出师不利，通向北京的电话线路中断。我们有些愤愤然：“你们电信局长在联席会议上口口声声地说，保障同北京、同前线的电话联络，白说了！”
“打的士，回部队，用军线。”李伟中做出决断。可惜，军线也不通，空军报的记者也在团团转。还要去电信局，管理员把一个睡去了的战士叫起来，开车送我们，据电信局同志说，刚刚从白城地区借了一条线路，我们终于同报社通上电话，已经近零时了。看到一地烟头纸屑，我们拿起扫帚帮助打扫卫生。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六日 星期六
小雨，似有似无，如泣如诉。
飞机不能起飞，只好待命。研究报道的整体思路，包括从灾变写民族劣根性。晚上到黑龙江人工降雨办公室主任李大山处了解情况，收获不小。
齐齐哈尔市39602部队后面便是嫩江大堤，远处是嫩江大桥。树儿绿了，榆树上挂满了金黄色的树钱，草儿拱出地皮，春天姗姗来迟。北京，不少爱美的女孩子已经穿上裙子了，可这里的人们不仅要穿毛衣裤，外出时还要披上件大衣。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七日 星期日
机场上，一只“海豚”直升飞机发动了，四处飞砂走石，大有狼奔豕突之感。《空军报》记者谭先德、董重九两位捷足先登，在空中向我们挥手告别。
我们躲在飞机掩体东侧待命。一位胖墩墩，并不漂亮的妇女走到我们这里：“过去，这里都是戴蓝帽子的（空军），我不敢问，见到你们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从前线上下来的？”
惭愧，我们还没到前线呢！
“我妹夫在22团当军需股长，去前线8天了，没有任何消息，老太太天天哭，担心他会不会遇到危险……”
“不会的。军需工作主要是负责后勤补给，就是到了一线，也不一定去扑火，战士们要吃饭吗！”
我们尽量说些宽慰话，她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悻悻然地走了。
指挥部来了命令，必须把两架米八直升机上的通讯器材卸下来，装上灭火器，我们便充当起力工来，与通信兵们一起卸货。机组的一位团长，送我们两袋面包，正好充饥。
下午1时6分，乘米8直升机，塔河地面不接收，只好降落到加格达奇。
晚上，买了10米塑料布、一只手电桶，算是装备。做好最坏准备，万一下雨，万一野外露营，万一……
住铁路招待所141房间。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八日 星期一
中午11时抵达塔河县。
到指挥部找到综合组，接待者较为冷淡，主要是记者来的多，我们又来得迟些。综合组交给我们一封感谢信，下午由贾永执笔编一则消息用电报发回。也许是趁火打劫，新闻电报一个字收3分5，我有些奇怪（新闻电报应为1分5）。
去23军前指，去县城防指挥部，收获都不大。
晚上又去总指挥部，遇到《人民日报》记者魏亚南，他说：“我们还在议论，《中国青年报》怎么还不来人？”他与新华分社记者张持坚都住在指挥部里，得天独厚。我约他有时间一起聊一聊。
我同叶研去火车站，看到盘古林业局一女教师带几名学生来体检。她说，学生快考试了，上边会有安排的。她担心遇到坏人：“我们也有男生来，都出去了！”
读《大兴安岭日报》，说有13名林业工人临阵逃脱，可按图索骥。
今天火情，距塔河35公里（东北）的八里湾有旺点，飞机俯瞰是明火。西线有两处火头逼近漠河镇，南片距离为16公里，西片距离为12公里。
晚11时许，来了警察，查看证件。
12时，依稀入梦，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通知说：有火情，请穿好衣服，准备好东西。
我们出去观察，东北方火光冲天，烧红了一个扇面形状。街上乱作一团，有人扛着箱子，有人挟着包袱，也有人用自行车、摩托车带着孩子细软，纷纷向火车站聚拢。他们说，听到广播，让男职工到单位集结待命。我们做出简单判断，是八里湾方向在打火道，俗称“以火攻火”，但仍不放心。招待所的女服务员们脸色惨白，正把小卖店的商品装箱，我无法了解她们此刻的心情，嘱咐她们莫慌。
我同叶研到指挥部去，《中国法制报》两位记者、《中国林业报》两位记者，也相继聚拢到这里。一位守门的武警战士说：“还是不要脱衣服，有所准备为好。”
归来，李伟中与贾永从23军指挥部回来，还带回三瓶水果罐头。
我们只好穿着衣服，免强睡了几个小时。
住北国饭店103房间。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九日 星期二
今天分头行动，李伟中、贾永去盘古67师，我与叶研到秀峰的68师。
我遇到《黑龙江画报》社的刘向阳，他说，他很懊悔，找不到火，拍不到好画面。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日 星期三
吴长富师长，23集团军68师军事长官。
瞧，那一脸络腮胡子，真像赳赳武夫。
“先吃饭，吃完饭再说！”在秀峰林业公司，这位曾担任过短命的东线总指挥这样和我们说。
“好吧！”
作战室里，吴师长拿着一根杨树条，在作战地图前声音宏亮地回顾着11天来的战斗情况。我佩服他的记忆力，竟然把各战役时间、兵力部署、投入情况说得那么准确，简直如数家珍。
前些天，在电视屏幕上曾见过他的形象。那是李鹏副总理来大兴安岭察看火情时，他表示决心的场面。因而，总有似曾相识之感。
采访结束，决定写通讯《大胡子师长和他的士兵》。
昨采访森警东线前指。今天共发回3篇稿子，一是写68师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简讯；一是我写的森警小故事三则；一是叶研写的特写《第十一夜》。
发稿简直比采访尤难。
晚上，《中国青年》杂志社郑勇、刘朱缨前来拜访，中国新闻社的彭伟祥也跑过来。难兄难弟，叙述采访之艰辛，竟然绘声绘色。
经济日报王厚林今天返京，也来此告别。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从塔河到漠河，230公里山路，火车约运行7个小时。在火车上，见到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的吴晓东、祖伯光，他们是到一个五等小车站采访的。
中午11时抵西林吉站。
午饭，一个极特殊的环境。半幢被山火洗劫的平房，窗上钉着塑料布，一块军用草绿色苫布便是屋顶。今天风大，约有7至8级，苫布在掀动，塑料布也被风刮动，压上几快砖头竟然无济于事，因而尘土飞扬。
16军政工组周干事，帮助我们借了大碗，我们便同军的指挥员、作战参谋等机关工作人员一道用餐。
煮着大米饭的行军锅被抬进来，可惜饭没煮熟，又重新加工，另有一大锅菠菜汤。还好，每桌加了一瓶排骨罐头，还有炒大葱、炒青椒等。
吃罢饭，遇到难题，政工组一位处长客气地下达逐客令：“一切指挥交给地方了，你们去找地方政府吧，我们不能安排接待，也没有地方住。”
先去废墟，不仅胆寒。
副食店，玻璃熔化了，成为粉皮状，铁皮罐头烧得鼓了起来，玻璃罐头瓶爆炸了，里面的罐头有的成了炭灰，有的“失踪”了，这就叫“吞噬”吧！
变形！一切都在变形！
那直径寸许的镀锌自来水管子烧弯了，小汽车烧成了一堆废铁，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全都面目全非，石头烧得崩裂开来，层层剥落。几乎所有的煤堆都在冒烟，尽管已经燃烧了10余天。
去找团县委，还是团县委的同志们热情。县委常委、团县委书记陈当荣、干事马立明为我们现做了一张简易床，黄金公司几位小姑娘来做饭。饭菜都是在院子里临时搭建的炉灶上做熟的。没有菜刀，就用剪刀，没有油，就用罐头代替。
采访陈当荣，这位湖南籍、来自中南林学院的大学生，是1983年支边来的，他介绍了全县灾后团的工作状况，决定写篇东西。
是夜9时45分，电话接通，但声音微弱。由叶研发稿，他曾在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担任过播音员，这回可发挥作用了。共传回两篇稿子：《佩戴团徽、奔赴岗位、振作精神、重建家园》、《为什么厕所“死里逃生”》。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随16集团军48师142团开拔到漠河到古莲的古莲7支线5公里处，任务是扼守防线。
下车后，我们见到一开阔地里有明火，便冲过去，但火势较大。联系交接的23集团军39师205团于参谋马上使用报话机报告火情。一会儿，该团二营机枪连指导员带一个排战士跑步过来，他们作战勇猛，我们也投入了扑火队伍，半个小时后，火头被扑灭。
赶到204团二营位置时，恰好《解放军报》社的乔天富等4人来拍照片。
远处，升起浓烟，向上翻腾着，由黑变白，白色烟云呈蘑菇状，同我国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时的蘑菇云极为相似。面前的山火烧来，部队以攻为守，放了几把火，由外向里烧。一时间，隆隆作响，黑烟腾空而起，枯树在燃烧，树干上桂着火，如同一根根浑身在燃烧的大蜡烛。厚厚的植被，被推土机推向两侧，中间形成一道开阔地，这就是防线。但防线里面，地上的植被已经燃烧起来，浓浓的黄色烟雾向上喷涌，黄烟上面是蓝烟，夹杂着炽热的火苗。那火，居然会变为地下火，突然从几丈远的地方窜出来，表面风平浪静的地表上，突然间会冒出一缕缕的烟来。
大兴安岭的土地也在燃烧！
树木被烧得毕毕剥剥作响，在汽浪的作用下，燃烧了的树木在摇晃着、抖动着、呻吟着、做出挣扎状。间或有一两声“扑通”声，那是树木被烧倒后躺倒在地上的声音。
送给养的战士，如同泰山的挑夫，用胳膊粗的树干担着干粮、水、咸菜，满头大汗地向前线进发。
下午3时许，太阳很毒，热辣辣地晒在人们的脸上，由于烟薰火燎，人们脸上都很脏，人人成了不用化妆的“黑脸包公”。
此前，16集团军142团正在吉林通化晒粮食，第一次与火作战，没有经验。一个身上背着一支手电筒的下级军官正在指挥：“不能上下扑打，要斜着打，呈45度角，向后拖几下。”据说，这是在火车上临时会议中传授的。一位军参谋交待：“情况不好，就向西撤退，那边有开阔地，有草塘。”
“呼喇喇”一声巨响，我回头一看，一株百年以上生长期的老树有气无力地倒下了，随着响声，一股明火卷着烟雾向上喷涌。
晚8时10分，团长和我们坐对面吃饭。饭毕，我们决定撤离这里，迎着火光前进。
太阳红得如同一团p砂，圆圆的，从树梢间滑向山谷，天黑了，温度骤然下降了10几摄氏度，我们穿上了棉大衣。可那些背包、大衣都在山下的战士们如何过夜？我不无担心。
穿过一个烂石滩，走过一座小桥。听到了撤退的命令，据说，我们已经被大火包围了。
驻足翘首，南方山上明火点点，组成了一条蜿蜒但边缘异常清晰的火的长城，火点便如同长城的烽火台。近处，火光冲天，林树丛中隐约可见烈火在跳动，且听得见山火燃烧的“轰隆隆”的声音。背后是三点明火，各具特色：最远端的燃烧最为炽烈；近处的火已经上树，在风的助威下，仿佛是不甚齐整不断摇动的旌旗……
142团的一位军需股长急了：“从目前的局势看，三面是火，网开一面，但公路曲折，能否安全退出还难说。”
“我去侦察！”叶研挺身而出，跑去侦察，报告说：“火已经燃烧到公路。”唐军医打着手电，在一块开阔地里侦察，决定如有不测，便把1000多人带到这里避难。
10时15分，大队人马撤了下来。
股长命令先头部队轻装前进。
出现了少许混乱，到处是喊叫声，手电桶光束在夜空摇曳。我与叶研退到一侧，静观部队撤退，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我仍认真地做着《撤退记录》……
１０时５８分团机关撤下，团首长一直殿后。团长极不高兴，命令战士们下车，把给养、工具装到车上。
“坐我车走！”
团长向我们下达了命令。据说，来接应部队撤退的汽车走错了路。
１１时４０分，部队在公路边宿营，汽车则回去接应步行的队伍。
晚上仍住漠河团县委。,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一觉醒来，已经是上午１０时。
实在疲劳，筋骨有些酸痛。来自广东的苏大姐在军前指了解到，地方与军队有些矛盾。
的确，大兴安岭山火经过半个月的扑救，非但无效，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倾向，火场不断外延。除客观上草木干枯、雨水稀少、风大等外，在主观上也是不无原因的。
今天，同县委副书记郑宝满交谈，在废墟上采访了商业局的两位职工，在被推土机推过的并未燃烧的废墟上访问了年轻夫妇。据说，某些领导家的废墟曾引起一些人的关注，认为可能有黄金，因为这里是万两黄金县。晚上又同来自兴安盟的几位负责同志聊天，大家认为，偶然中包涵着必然因素，此次森林大火有主观上的原因，比如风气问题，好大喜功问题，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招用“氓流”问题等等。
今天，县里新架起两栋棉帐蓬，红纸写着“漠河县第二招待所”字样。我们也搬来住。一栋帐蓬能住２１个人，地上铺了些红砖，中间生起一个铁炉子。大通铺架得高高的，铺了一层防寒毡，上铺褥子。被褥都是群众捐来的救灾物资，我盖的一套，是较新的被褥，拆洗得干干净净。
人民群众自己在支援自己。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上午，我与叶研到县公安局采访。
中午，李伟中、贾永从东线赶赴来与我们汇合。互相交换情况，并研究下一步工作重心，我们称之为党小组会议。一是继续采访调查大火发生时指挥问题，一是采访了解三台消防车保护县长的消防队长家的事儿。
从目前把握的材料看，写一篇长篇通讯绰绰有余，但问题是我们把握事实的准确程度。有些情节采访起来很麻烦，工作量很大，弄不好后遗症也大，因而还是要把握事实，讲究策略为好。
新华社两位记者说：“你们青年报有火力！”
其实，这种“火力”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不过是一种社会责任心、历史使命感、求实精神罢了。
下午，我同新华社吴晓东去广播站，去医院、去一家小饭店。拟把“灾后漠河县第一家饭店开业”写篇稿子传回北京。
是夜，炮声隆隆，第二次人工降雨成功。雨虽不大，淅淅沥沥，但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一些人说，小雨也可以使一些小火被浇灭，植物的水分将上升，因而燃烧点会起变化。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中午，一阵紧张。
　　广州的苏娅要回塔河，委托她代发六篇稿子，连写带抄，当然一阵忙乱。不管怎样，想把灾区的信息尽快传回报社。
　　难，人们不好想象。记者，二等灾民，自嘲。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晚饭，如同抢饭，大家到一盆汤里去捞粉条，倒应了“多捞多得”这句分配原则。
这可能是命运的捉弄。
今天，田纪云副总理到漠河来，去不去采访？
简单讨论，不去。
理由充分，一是指挥部要设卡，进去要费口舌，得到的都是过滤后的信息；二是有新华社发通稿就行了。
晚上，同北京通电话，一等就是4个小时。夜11时20分，勉强接通。副总编辑周志春接电话：“一些一般化的东西就不要发了。”我们明白，当前应抓住主要矛盾，重点了解灾变中的官僚主义现象，努力表现大灾之中人际关系的变化，人性弱点的暴露，人格的扭曲等等。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小桥流水，绿树青山。
可惜，被烟熏火燎成为一早片焦土、焦木、焦山。
松林是静谧的，5月7日遇难的百姓无声无息地躺在这里。真的，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没有忧虑、没有埋怨、没有叹息、没有呻吟……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麻木，因为他们早已经被分解为炭水化合物。
两尺长的一只小木箱，便盛下一具成人的遗骸。除几块白骨外便是一堆焦炭。那形状仿佛是一段烧焦了的树桩。依稀可见的是头部约占三分之一，余下的为胸腔段，焦炭中渗透出星点的血迹，推测乃是五脏六腑。四肢早已经化为灰烬，无法判断性别、年龄。
一个小女孩的残骸被掷于林间，似乎无人问津。覆盖在上面的一块塑料薄膜已被风吹到一旁，残骸中有一块空空荡荡的颅骨，后面还附着缕缕青丝，散乱得如同一堆未经梳理的乱麻，这是女孩的表征之一。散乱的衣物也证实了这一点，一件没有全部烧尽的粉红色棉袄，还有从杂乱的不尽统一的纽扣上分析，这个小女孩子在8至12岁之间，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我纳罕，20余天过去了，为什么没人来认领？
墓地里，棺〉穆裨岣饔星铩＝虾玫挠妹夯摇⑸惩痢１热纾桓鼋邢睦龌哪昵崮盖椎哪沟鼐褪敲夯腋哺恰９赜谒胨90天的儿子的故事，催人泪下。5月7日那一天，其丈夫原则在消防队开车，夏丽华便抱儿子逃难，后钻进驻军某部的一个菜窖里。原则只当是执行公务，没想到他的任务只是保护消防科长和县长的房子而已。10日，找到妻子遗体时，妻子的头颅已经烧没，但她把三只金戒指、两个存折放在小包包里，紧紧地压在臀下。
“对不起你，我的工作性质决定……”原则这样说。
其次是用小木杆搭建起的三角形蓬帐，外面附着油毡纸，薄薄的棺木停放在里面。林业工人咏叹：“在林区生活一回，连口好棺材都没捞到！”
再次，是在棺木上覆盖上油毡纸，上面用几块石头压着。显然，还没来得及下葬。
在另一块旧有的墓地里，四五具棺木被付之一炬，森森白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死人，也没能逃出大火的魔掌。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兴安杜鹃，开得正艳。一丛丛、一簇簇，带来盎然春意。这杜鹃又名迎春花、金达莱、满山红、映山红。说是迎春，可北极村的春天总是迟到的。你看，山间尚有积雪，黑龙江边，各种形态的冰凌依在，有的达半米厚，大的与舞台相似。
北国边陲，鸡冠之首。是人们对北极村地理位置的称呼。当然，这里的北极光、白夜更引人心驰神往。
是鬼使神差，使我们在一把大火烧了近半个大兴安岭的采访中，有机会登上这鸡冠之首。
望着滔滔的黑龙江，对面壁立着的悬崖，那便是苏联（当时还未解体）。界江，一条黑色的项链，把我们划为两个世界，顿然成为两个民族，使用两种语言。这里的建筑颇有艺术特色，“木壳楞”，一些粗大的原木，堆垒成墙壁，依然是原木板组合成高大的屋顶，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童话世界。
漠河气象站，一个全球气象交换站。站长周汝锵，这个老广东已经真的在这里扎根了，自1951年来这里工作，便没有离开过这里。36年来，雁来燕去，人事更迭，这里的工作人员走马灯般地你来他走，只有他，如同杜鹃花，默默地开放在深山老林里。
他向我们介绍了5月7日的气象情况。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下午，我们到东河套现场采访，这里曾经是人们逃难的地方。
老槽河，静静地向北流淌。两岸，一片焦土，沟壑间横七竖八地倒着朽木。从材质上判断，多是高大的松树，有的约有一围粗细。可以想象，或是火山暴发，或是地震灾难，或是其他灾害，使它们失去平衡，而沉睡地上。今天，又新添了无数倒木。地上，倒下无数不规则的小径木，全被山火燎黑，做出痛苦的挣扎状。惟有高大的樟子松、落叶松和那些被烈火烧出一个个斑状泡疹的白桦，虽然屹立着，但几乎都在高达一米左右处“腰折”，树梢均指向西南方向，记录着当时的风向。
在一条小路上，我们见到一辆自行车烧焦后的遗迹。
我与叶研坐在林间小憩，面对汩汩流动、如诉如泣的河水，打开笔记本，做一点素描。
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日 星期六
午饭后，我去招待所307房间，协助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小梁、杨林拿器材，他们准备搬到我们下榻的帐蓬里去住。恰好，《人民日报》魏亚南要回塔河，闲聊一些采访中的见闻，李伟中也过来帮忙。
我们把背包套在背上，刚走到走廊转弯处，漠河县旅游局副局长兼招待所所长凶神恶煞般地冲过来，扭住李伟中：“你就是李先念的儿子、邓小平的孙子，今天我也要整死你！”
这时，冲出好几个人对李伟中连扭带拽，我们只好好意劝阻，魏亚南急得团团转。
“砸他的相机！”一片吼声。
叶研：“这是干什么？能采取这种方式吗！”
我：“这是绑架！”
一个胖胖的矮子，上前推了我两把，。
李伟中咬了这个矮子一口。
一个交警也助纣为虐，打了我两拳。
魏亚南对披着军大衣的县委李副书记说：“你咋不管呢？”
李副书记说：“反正漠河也没好了，愿意咋的咋的吧。”
这时，叶研取出相机，要把这种混乱的场面拍下来，被一名干部伸手捂住镜头，并喊：“不准拍照！”
后来，公安局的一些干警来解了围，其中大部分人同情记者。矛盾的暴发点，是灾民吃不上饭的时候，餐厅里却大吃大喝，中午时分，李伟中、叶研到小餐厅拍照。
其实，这只是一个借口。我们的工作一切入，就触动了这里的敏感神经，他们做贼心虚，便想把我们赶出战区。可是我们的使命并没有完成，我们还要继续工作，有些线索还正在调查之中。
我决心做好安抚工作，饭要继续吃，工作要继续做，来日方长……
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记者的工作，是受到灾民们的拥戴与支持的。昨夜，我们散步到松苑，一位姓鄂的教师，主动找我们反映一些情况，并邀请我们到学校去。
昨晚，县公安局有人找大家了解情况，住在西边帐蓬里的无家可归灾民李秀芝母女就十分担心，怕有什么变故，母亲派女儿小牟丽骑上自行车去探寻信息。
今天是端午节。中午，母女俩特意送来一盒罐头、四只鸡蛋、几块糖。她们说：“你们才是真正的人民记者！”据说，这几个鸡蛋是牟丽舅舅送来的。
实在无法推脱，我们把鸡蛋切成小条条，分发给住在这里的所有人员，让大家共同分享灾民的信任。
10天前，我们曾住在西帐蓬里。那天早晨，李秀芝跑来了：“我刚要来的被子，怎么被盖了？盖了就盖了吧！”她说，她已经两顿没吃上饭了。为了她们，我们搬到东帐蓬来，给她们腾出住的地方。过了几天，她带着一包没人要的食品袋，里面是压扁了的面包，还有变得坚硬，几乎嚼不动的麻花。即便这样，她还是想到了我们：“来，你们几位吃麻花吧！”
女儿牟丽，今年17岁了，正是高中毕业。原来打算考大学，一把大火，迫使她改变念头，准备考一个中专。条件这样差，家没了，桌子没了，灯光又很暗，但她的复习一天也没停止。
那天，我们从北极村采访归来，破例吃到了炒青菜，一盘炒葱头，一盘炒青椒。我们没舍得多吃，留了一些放到塑料袋里，送给母女，她们颇为感动：“亏你们还想着俺们娘俩……”
一九八七年六月一日 星期一 奇热
灾后的漠河县照样庆祝“六一儿童节”。
全国各地小朋友寄来慰问信、慰问品。北京的小朋友捐赠了铅笔、手帕，福建的小朋友捐来150条红领巾，省、地教委送来了课本、书包等学习用品。县里宣布，三所小学今天正式复课（其中第三小学已经率先复课），“把学生组织起来，把教育连接起来。”县里提出了这样的口号。
采访县审计局长祁汇川，创业者之一的王作香等。
下午，我、叶研、李伟中三个人，趟过老槽河，到东河套的过火林带里去搜索。
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大小不等的乱石块清晰可见。较大的石块上大多粘连着暗绿色的苔藓，赤着脚踩上去能够感觉到那种特有的滑腻，稍不小心，那些有楞有角的碎石就会扎脚。
涉过河，便是深山老林。陈年积累下的植被都变成了草木灰，深可没脚，有些地方烧出一些洞来，那是树木的根部继续燃烧后留下的痕迹。在一段粗大的倒木的树洞里，我见到一堆白骨，仔细观察，喙和爪的形状非常清楚，分明是一只鹰或鹫的遗骨。我用手拿起一段白骨，可惜，手一动就变为一堆白色粉沫。
山中有许多沟壑，长满了“塔头墩子”，间或有些山溪水。那些奇形怪状的树桩、树根，被火烧得面目全非，此刻显得面目狡狯狰狞，根雕的艺术形象似乎一扫而光了。
是夜。12时许，李伟中接受公安局审查归来，同我说：“他们问我们掌握了什么秘密？”
听到这话，我便叫起贾永、叶研：“你们同我去一下。”
干警们正在喝酒吃罐头，说李局长睡下了，我叫起李局长，义正词严：“如果你们调查餐厅里发生的情况，比如谁先动手打了谁之类，我们支持。但听说，你们问我们掌握了什么秘密？现在我告诉你，我们记者都有两种职能，一是公开报道火灾、救灾的情况，一是要调查一些内部的不便公开的情况，上报党和国家领导。我们掌握了什么秘密，是不能告诉你们的！”
李局长说：“餐厅里的这件事，到此为止了！”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日 星期二 小雨
在我们的要求下，晚上，同县委书记王招英、副书记郑宝满交换情况。
我们把采访了解的一些重大情况，讲给他们听。
王招英说：“你们确实做了许多工作，提出了一些关于火因、灭火中指挥的问题、个别人的问题，为我们下一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供了一些基础的东西，县委和人民是欢迎的。我们也存在一些问题，对外来人员的接待安排得不好，没能为采访调查提供方便条件，我们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对你们行业工作了解不多。”
王招英，下乡知青，大兴安岭女子架桥连指导员，后来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东北林业大学学习，在校时就是系党总支书记，毕业后从政。说心理话，这样一名年轻干部，遇到如此重大的突如其来的灾难，同样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呀！
其实县里一些领导，我们已经分头作过采访，前几天，县委副书记郑宝满就曾经说过：“消防队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要求大同，存小异。我听到的90%都是小道消息，没那么严重，要精诚团结。”
晚上，公安局李局长单独找我，反映某位领导“临阵逃脱”。
一九八七年六月三日 星期三
傍晚，有一个人同李伟中讲，他要提供特殊情况，但不能当众讲，要在晚上10时30分在前面的松苑接头。
为什么“人约黄昏后”？
我分析有三种可能：其一，如其所云，怕隔墙有耳；其二，调虎离山，他并不到现场，捉弄一下记者；其三，把记者调去，痛打一顿。
不管什么情况都对要去，李伟中按时赴约。
我作了周密安排，让李伟中携短小武器（小刀一把），并从《人民文学》韩作荣、王南宁处借来小型录音机一架；派叶研作第二梯队，负责策应；我与贾永作第三梯队。
李伟中，戴着一顶尖尖的帽子，如同一个魔影，躲在“松苑”的白壁墙（宣传栏）外。
到11时，此人也没能出现。
我过去观望，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警察路过这里，见到李伟中后便产生了怀疑，于是又骑着自行车踅了回来。我担心发生其他变故，便把李伟中呼唤回来。
一九八七年六月四日 星期四
“集中营”素描
“来，喝一杯！”
负责第二招待所工作的老刘喊我们。
“不。谢谢了，我们的酒量不行。”
几位工人动手把菠菜用水淖一下，打开几瓶罐头，便大口小口地喝起酒来。
“集中营”，是新闻记者的集中营。是人们对帐蓬招待所的爱称。的确，自5月23日，在县委和林业局前并排立起两栋帐蓬以来，我们便是第一批客人，客居这里10几天，总有些感受。
集中，是这里的特点。并联并分割的板铺，最多时睡过23人。近两日下雨，雨水曾大量渗进帐蓬。有人说这里像过去的大车店，或许有几分道理。白天，大家分头采访采风，一到晚上，便“集中”起来，谈一天收获，谈灾情、谈采访中遇到的奇人奇事，到处是难得的新闻源。
集中， 这里住过作家、学者，当然最多的是记者。乔迈，以《不该发生的故事》、《三门李轶闻》等报告文学影响世人，他在这里住过几天；韩作荣，一位诗人,现在《人民文学》供职，也曾在此留宿。新华社空军分社的刘勇，一次次地等候飞机不果，只好一次次地过来，几乎每次来都带回几听罐头给我们：“吃！”
《光明日报》的邓加荣，一位老学者，朴实得如同一位农民。当记者前，他曾是北京经济学院的教授，但看不出半点学者的派头。当他被逐出指挥部，来到“集中营”后的第一个要求是：“谁有手电，借用一下。”原来他正拉肚子，折腾得不轻。第二天吃早饭，想要点面条吃，被一个生硬的声音回绝了：“不行！我们所长不在，餐厅主任也不在！”当天中午，他可能吃上了面条，据说他到塔河去了，住进了医院。
吉林日报的焦中玉、社会科学院的盛学文都以打呼噜遭到“难友们”的责怪：“喂！该做思想工作了，你们是不是克服一下……”
贵州苗族青年莫忠坤，是一个自费旅行家，常常妙语连珠，语出惊人。从那一连串的富有哲理的语言中看得出，他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各学派的混合体，还没有来得及消化。我曾记载下一些他的警句。他走了，我们反而觉得帐蓬里空荡荡的，仿佛少了什么。
“集中营”也是疯人院，好些人这样说：“我们何苦呢，有福不享，到这里受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周绍成，随同田纪云副总理一道来灾区，采访结束了，却上不了飞机了，他的位子被别人占领了，只好留宿在这里。《中国农民报》的陈永辉、李福来却老是那么自得自在。陈永辉，这个福建籍青年，是个见义勇为者，在餐厅发生李伟中被打时，曾挺身而出，与我们并肩战斗。
《天津日报》几位老兄，为采访方便，化装成武警战士，躺下来同大家聊天，那么亲热；《武汉晚报》一位高个子记者，只身一人，在这里同样受到欢迎。
“集中营”里的几位工人，与大家真诚相处，结下了深情厚谊。一清早，他们便把炉子点燃，烧好开水。炉中火，热浪扑人。
这里也有娱乐，那是社会科学院两位研究生来了以后的事情了。他们带来了微型录音机，常放点儿中国古曲音乐，还带来了一副微型中国象棋，使几位“棋圣”有了枰中对奕施展才华的机会了。
“集中营”常接待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什么也不计较，只要有张床铺也就心安理得了。
“集中营”的缺点是夜不闭灯。一位小个子、小胡子，说话有点咬舌的工人，常常坐在靠门口的一张桌子上写信，有时皱紧眉头，冥思苦索，一副搜索枯肠的样子，比我们写文章还认真。
这里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有了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全部拿出来共产，什么午餐肉、饼干、茶叶、牙膏，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共产。一次，贾永和李伟中买回一瓶白葡萄酒，我拿出惟一的一瓶驴肉罐头，有人拿出牛午餐肉罐头，有人拿出水果罐头，叫起众位“难友”, ，站在地上的长条桌傍，一会功夫，就把一瓶酒歼灭掉了。
大家还常常讲一些鬼怪故事，用来吓唬胆子小的人，当然幼稚可笑之极。
啊！难忘的“集中营”。
一九八七年六月五日 星期五
手捧一束兴安杜鹃，在第二招待所门前照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所有的工作人员，老刘、牟丽的妈妈，还有好几位女同志，几位不知姓名的男子汉涌出帐蓬与我们一一握手，牟丽的妈妈同我们说：“如果牟丽知道你们今天走，她就不会去上学的。”那束杜鹃花，就是小牟丽为我们采来的。
告别，有几分酸楚。
在泥泞的路上，我们经过几次尝试，终于拦住了大兴安岭地区的小车队，把我们带到图强。在车上，司机为我们讲了一些他陪同领导深入灾区听到和看到的一些故事。从心理上讲，我们有一种从“敌占区”来到“解放区”的感觉，中午饭吃在图强团委。
一对年轻夫妇住在这里，男的是团委的工作人员，女的是他爱人，在幼儿园工作，已经身怀六甲。可是她坚持在电炉子上为我们做饭做菜。找不到茶叶，就为我们冲了白糖水。真的，我们感到心里甜甜的。
李伟中、贾永留下继续采访。
我与叶研则赶到阿木尔，工作异常顺利。阿木尔的党组织非常坚强，生产生活的秩序恢复很快。
晚上住条件极为简陋的阿木尔铁路招待所。
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 星期六
有这样一家饭，大火没有烧掉它。听说，那是因为是几个女人办的。
今天，两只鲜艳的幌子又挂了出来。
我和叶研成了第一批客人，我们披着军大衣，一进门，就引起了小店主人的关注。
“坐，请坐。”
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既然有了这感觉，我也就不再见外，跨前一步，把半个身子探进厨房。一名中年妇女正守着一大锅炖好的排骨。我问：“是排骨吗？”
回答：“是。刚刚做好！”
“太好了。”一直自称为食肉动物的叶研眼睛一亮：“有没有炒肉片？”
“有！瘦肉的，在那边开票。”
“嗤，嗤，嗤……”开票的是一位20岁左右的女孩子，见人都有三分羞涩与腼腆，所以一直在笑。
“账算错了！”我纠正她。
“对不起！我第一次做这个工作，你别急。啊！我把6两饭当成6斤了。”
开了票，回到桌子上。桌子上已经增加了两只晶莹透明的玻璃杯，两只干净的小碟和两双竹筷子。于是，我又增加了两瓶啤酒。
这时，又有几个背着包袱的“闯关东者”进来，坐到我们的邻座。
菜来了，果然不错，正中下怀。
一会儿，两碗排骨汤端了上来，我好生奇怪，因为我们只要了炒肉片，并没要什么排骨汤啊！左顾右盼，发现别人也有汤送上，汤里漂着鲜嫩的发芽葱，激起人的食欲，我们从背包里取出方便面，自做面条。
又过一会，两碗白开水放到我们面前，当然其他客人也如此。送水的大姐说：“对不起呀，烧了，商店都烧了，没有茶叶，将就着喝吧！”
两碗米饭送来了：“闷得不好，请原谅。”
临走，两位大姐把我们送到门口：“再来！”
一九八七年六月七日 星期日
“去加格达奇！”
昨晚临时动议，得到了大家的赞许，连《人民文学》的韩作荣、王南宁都表示支持。
除叶研到塔河去取回存在那里的一些物品和相关材料，并结算相关费用外，我、李伟中、贾永连夜出发，今天凌晨3时40分，到达加格达奇市。太累了，大家一头扎进火车站对面的兴安饭店。
上午，到《大兴安岭日报》社，听一听同行们对此次森林大火原因分析及一些反思。
晚上，回想20余天风风雨雨，感慨良多，写诗三首：《老槽河》、《火的吻》、《兴安杜鹃》。
一九八七年六月八日 星期一
早3时许，火车站传来叮咚锵、叮咚锵的锣鼓声。
广播喇叭里反复播送类似中学生作文一般，充满病句又异常空泛的欢送词：“欢送你们凯旋归来。”我站在出站口暗自窃笑，是“送”还是“迎”？
昨晚，我们在这里张贴了几张告示，让叶研出站后到兴安饭店来找我们，但怕他看不见，不到3时，我就朦朦胧胧地爬起来，披上军大衣，到火车站来接站。
随着火车的鸣叫，军列到来，一身疲惫的战士们撤退了。当然，随着雨季的到来，山火熄灭了。站前，已经有不少小贩，开始叫卖茶鸡蛋，渐渐的，一切恢复了正常。
3时30分，李伟中、贾永也无精打采地赶来接站，他们好像还没睡醒。
接到叶研，稍事休息，下午便分头行动，他们三人去采访有关专家，我去《大兴安岭日报》社寻找相关资料。
住兴安饭店。
一九八七年六月九日 星期二
我同叶研先行返哈尔滨，联系进一步采访事宜。
李伟中和贾永留下，采访大兴安岭地区的几位领导及森林警察。
经努力，弄到一张卧铺，我与叶研轮着睡。
近一个月的采访，疲于奔命，也留下了许多思考。
我们这个国家，这样一个诺大的家庭，总是在嘁嘁嘈嘈的氛围中生活，缺乏和谐、民主的气氛，一些人缺少主人翁责任感。这场森林大火，如果不是因为各种矛盾就不会酿成飞天大祸。这场火起因，初时是因为盲目流动人员不按操作规程而引发，盲目流动人员其实是他地的剩余劳动力，流动也是改革的一个成果。问题是无论流动到哪里，都应以主人公身份出现，而不是仅仅为了钱而目无劳动纪律。还有，当图强等地想派人支援，漠河能接受并联手援兵，也可能不出现这样大的灾难……
思索，也是痛苦的。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日 星期三
接站，与李伟中、贾永汇合。
由于干旱，松花江裸露出了江心的黄色沙滩，江边游人甚少。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一日 星期四
伟中、叶研、贾永去林学院采访，我去团省委取回报纸、杂志、信函，整整一提包。晚上请三位到家小酌，薄酒素菜，淡雅适中。
思想包袱较重。如何把稿子写好，如何能透过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透视出整个社会？如何挖掘出酿成大火的社会根源？如何把握现有的素材？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星期五
研究记者站小楼装修相关事宜。
李伟中、叶研、贾永继续采访。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三日 星期六
早5时许起床，踩着汩汩流动的雨水，先去李伟中等下榻的北方剧场。或许太早了，大门紧紧地关闭着，两把锁头连接着，告诉我这是不能随便进去的。经过简单判断，决定先到火车站再说。
结果，李伟中、贾永步我后尘到了火车站，接着，叶研背上挎着那个旧了的蓝色背包，腋下挟着军大衣也赶来了。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四日 星期日
22个小时的长途乘车，我们都有些疲惫，但也有几分兴奋。
昨晚，其他车厢都熄了灯，只有我们几个人还在海阔天空地出题测试：“你喜欢什么颜色？”“你最崇拜谁？”“你最厌恶的？”“你最喜爱的电影演员？”“你最喜欢的职业？”……
下夜2时，我不能入睡，翻看采访笔记，整理思想，准备明天向报社领导汇报。
早4时20分抵京。与哈尔滨驻京办事处的几位工作人员，合乘一台出租车（面包），我们说，我们是合乘，怎么收费，不能收重复了，经辩论，出租司机说，送到目的地收12元，这费用由哈尔滨办事处的同志付了，没收我们钱，但免费把我们送到了东直门海运仓报社门口。
据说，报社近几天联系不到我们，外界不断传来记者在漠河被打、接受审查的消息，以为出了问题，正想派人去接应我们。一条不幸的消息，《中国青年报》已经连续发表了《光明日报》记者李树喜写的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家有些愤愤然：“既然派了这么强大的阵容去采访，为什么发表别人的稿子……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五日 星期一
汇报，我主讲。
上午讲了一个半小时，下午又讲了两个小时。尽管杂乱无章，还是打动了诸位领导。
王矛（编委）：虽然我们发了李树喜的报告文学，还可以报道，一是要讲求技术处理，二是要给人以印象。
周志春（副总编辑）：李树喜的稿子问题不大，如后期有相当多的不准确的地方（已经有反响），可以停发，请张飙做工作。我们的报道，要对民族负责，这次自然灾害的公开报道是第一次，唐山大地震是10年后才公开报道，东北大水灾，也是三个月后才公开披露，而且都是写成共产主义凯歌。我们要大胆行动，当然本身是有风险的。
徐祝庆（总编辑）：李树喜的稿子，大基调没问题，停了不好。我们的报道，要着重写大火过后的思考，既引起思考又不是一片黑暗。报道不涉及国务院的部署，官僚主义问题可以写够，党风、不正之风的揭露要稍微注意，要写出各种人的表现，不要单一表现某一种人。
李志伦（社长）：不宜见报但需要向领导反映的内容，可以写内参，比如救灾物资分配的问题、灾民的越冬问题等等。要看到希望，看到光明。
《人民文学》约稿、广州《南风窗》（原《虎门》杂志）约稿。我说，“不管谁约稿，我们都写，既完成外差，又为我们的报道做好前期准备。”经商议，决定由李伟中、叶研先完成一篇约稿，我与贾永完成另一篇约稿。
晚上，依然睡得很晚。战前的寂静往往是可怕的。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六日 星期二
开始了痛苦的写作历程。
近几天，各媒体长篇通讯、报告文学纷纷问世，有的即将出笼。我们的写作无疑经受着巨大的压力。
好在，我们选择先应付外来约稿的办法，可以沉淀一下思想，整理好素材，为给本报写稿做好前期准备。
我与贾永和写这篇定名为《人格的小三和弦》，分为“原我篇”、“自我篇”、“超我篇”，研究了思想和材料分配，就分头准备。
“苏娅从州打来长途，约我们写15万字稿子，说《花城》要用。”叶研打电话来，我当即表示，接受约稿。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七日 星期三
夜餐，仍定在夜10点30左右。
主食：方便面。
副食：袋装榨菜。
写稿子是个苦差事，有时顺利，灵感一来，写作如行云流水；有时搜索枯肠，冥思苦索。
今天就颇为顺利，《人格的小三和弦》上篇、下篇都写完，我完成中篇的后两段，贾永写前两段，但觉得有些游离主题，我决定明天重写。
中午，我没去食堂吃饭，想挤出时间多写一段，当然有恋战情绪，写起来便撂不下笔。小贾把饭给我买回来，叶研特意买了一块肉放进饭盒里，颇为感动。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八日 星期四
美美地睡了一觉。
到下午两点钟，《人格的小三和弦》终于脱稿。尽管还不尽善尽美，但毛坯已出，只等润色，松了一口气。
今天，写火的文章陆续发表。《人民日报》稿恢宏、气势很大，主要是立足点高，站在高处去俯瞰，这和他们的新闻地位有关。《军报》发表王文杰稿，主要写部队指战员在灭火救灾中可歌可泣的风貌。
我们即将出笼的稿子，当以解剖刀的细微，去剖析这场灾难。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从微观中跳出来，从现象中跳出来，从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中跳出来，去透视、分析、解剖这场大火，寻找原因与规律。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九日 星期五
整整一夜没睡。
四个人把一堆粗俗的原稿掂来倒去，改来改去，总算是弄出了一篇从逻辑上并不顺畅的东西，我给它起了个名字《漠河灾变》，约一万五千余字。
上午10时，我同叶研乘出租车，到位于北太平庄的《人民文学》编辑王南宁家里。
她看着《漠河灾变》，不仅笑出声来：“好，就要这样粗大拉的东西，真实。不过……”她略有停顿：“现在中纪律、上海……”
“您是不是觉得有些风险？”我见她面有难色，便问。
“是的。”她并不掩饰自己的思想。
“有风险我们顶着。最好能在《人民文学》上用。”
“这样吧，最好能独立成篇。我和家里商量，看看能不能抽下一篇小说换上它。如果不行，我给你们找个地方，《作家文学》、《报告文学》、《三月风》都行。”
我们真的饿了，就向她讨要吃的。
她点燃炉灶，煮起面条来。我也不再客气，就同到家一样：“你看稿子，我来煮好了！”
这是一个三居室，书橱里、柜子上、桌子上到处摆放着工艺品，纸风轮、布老虎什么都有。至于那几件出土文物，更有一种古色古香。
叶研问：“是不是膺品？”
“都是真的。那个小宣德炉是宋朝的，这件陶罐是商朝时期有。”她回答得振振有词。
“怪不得文物老少呢，都叫你们弄来了！”
“我床下还放着不少，不敢拿出来。一些作家来了，啥都敢要，啥都敢拿。”
“你等着，我来砸锁！”叶研打趣地说。
实在太累了，回到报社地下室“无光斋”，我倒头便睡。
晚上研究我们为本报撰写的稿子的第一部分《红色的警告》。我想弄三个有色的篇名：《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不知能否通过。
由我承担开头和第一二两节，贾永写第三节，叶研写第四节，李伟中偏重理性思考，撰写第五节。
各节的插题暂定为：
《春天里的一把火》、《早已埋下了灾变的种子》、《大火来临之际》、《大火烧出的……》、《废墟上的思考》。
这几个题目，是我根据大家的讨论意见拟就的。
其实，所有材料，都是大家采访得到，并在应付外来约稿中形成了半成品，因而谁写什么，无非是根据逻辑需要把那部分材料分给谁使用而已。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日 星期六
没有比这次写作再痛苦的事了。
一个月的采访写作，使我们明晰地透视了这个社会。一个以冷静目光审视社会的人，他的心总是伴随着时代在律动。
人民群众欢迎什么样的记者？用4个鸡蛋便能说明。
灾区的群众是这样评价记者的：“过去是喇叭匠，现在是牛皮匠。”
体制问题，是改革的重点。一篇稿子要有冲击力，要追求震裂度。旧的政治体制框架已经束缚了，经济体制改革后的腾飞，到了扔炸药包的时候了。假如时代需要杨根思，我们就应挺身而出。
解剖这个社会，便会发现，社会成员并不是人人具有主人翁意识。他们依靠手中种种权利，苟且偷生。权杖这法宝，一但为私所用，就会施展魔法，谋取私利，至少漠河县的某些人是这样。
我以为，一个好的新闻记者，从心理机制上讲要有好奇心，并为实现这种好奇心而努力冲刺。当遇到阻力时，要有定力、有应变能力，某种时候还要克制自己，“以火攻火”，不一定是全能的方法。
合作就要发挥各自优势，采访如此，写作也如此。
李伟中的思考，没有定式的开放性思维方式；叶研那种严谨的一丝不苟的思维方式；贾永那种女人般细微的思维方式（当然尚不成熟，且缺乏深沉感）。集中大家的智慧，便能写出好的文章来。
晚上10时，大家再次凑到一起，这是思想火花碰撞的时间。
生物钟倒置，只好夜以继日，甚至放弃吃饭。
“语不惊人死不休。”要有这种刻意追求的劲头。
罗列事实，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连小孩子都会使用砖头垒小屋，关键是要有冷静的理性的思考。
反差，是增强稿子色彩的一种方法。
一定要把实事求是的旗帜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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