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牛津大学：古老的精神与高贵的人
本文转自《三联生活周刊》，作者：蒲实
在牛津大学校园享受闲暇的学生情侣
1922 年6 月，英国律师、保守政治家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左）和美国前总统威廉?塔夫脱（右）等政要前往牛津大学接受荣誉学位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20 世纪毕业于牛津大学万灵学院
开放的牛津大学：古老的精神与高贵的人
初识牛津：莫德林学院的时空
到达牛津的第一个夜晚，住在莫德林学院的宿舍楼里。从高街下车，走几步路，就是学院的门房。门房拿出一本手写的日历，翻了若干页，找到名字，名字后面用铅笔划了一道跨了5天日历方格的横线，标识我在这里住的日期。“古旧做派”，我想。他递给我两把钥匙，分别开楼门和房间门。沿着小径，在幽微的路灯下，经过古老的礼拜堂与哥特式钟塔，穿过莫德林桥，宿舍就在查威尔河畔了，恍然感觉穿梭进另一条时间的河流，一时说不清它的古老年代。
宿舍楼走廊两侧是若干单人房，一层楼共用盥洗间和浴室。十几平方米的单人间，有一张窄床，书桌衣柜茶几沙发虽小，一应俱全。做清洁的阿姨每天打扫，换上新的床单，再给茶几上的茶盘里换上新的咖啡包和茶包，搁上一袋饼干。这对大学生来说已够奢侈，却远不及当年更奢侈的牛津宿舍。20世纪30年代留学牛津的翻译家杨宪益曾写道：“我住在楼厅上的一个套间，有一间很大的书房、一间卧室，还有一间餐具室，供仆人居住及做盥洗之用，但是没有浴室。每天早晨我得穿过四边形的院子跑到公共浴室去洗澡。每个大学生都有一名仆人，称作他的‘侍从’。我的侍从是一位个头矮矮的中年男子，名叫霍华德。他对我非常好，我非常喜欢他。他把我的衣服及时地拿出去浆洗，每天早晨，我还没起床时，他就把我的皮靴擦亮了，把我该穿的衣服备齐、烫平，给我送来热水，供我洗脸、剃须。如果我要在住处招待朋友吃早饭、午饭或晚饭，他就替我订菜。”现在大部分学生都没有侍从了。
半夜醒来，窗外，河对岸的莫德林学院钟楼敲响了钟声。钟楼高耸入黑夜里，影影绰绰，如梦似幻，也许戴着尖顶帽的女巫会趁人不注意，乘着她的扫帚穿越塔顶。楼下传来两个宿醉的年轻人的夜半高歌声，不知在哪家牛津小酒馆喝多了。待到清晨，目光可以在晨曦的泽被下跨过窗前的查威尔河和绿得要流出水彩来的浸水草甸，与那15世纪的大钟塔再次交汇。中世纪精神栖息在哥特式的精雕细琢里，它不仅的确如奥斯卡?王尔德所描述的那样金光闪闪，而且还因为一代代牛津人迷醉在它的梦幻尖塔里的诗吟，具有了灵性的shenyun。窗边，郁郁葱葱的树叶正铺天盖地繁茂着，有几只富态的鸟儿在枝头歇脚，颤悠悠的，真担心它们一不留神踩滑摔下树去。
一个有点阴郁的下午，我们穿过那扇狭窄的哥特式拱门，进入到墙里莫德林学院的内部世界。莫德林是牛津地理规模最大的学院，有超过100英亩土地，包括几片浸水草甸、大花园、沿河漫长蜿蜒的小径，甚至还有一个鹿园，这些都是学院的财富。牛津一直将学院视为其引以为傲的传统，非常珍视。这些学院曾是不同时期在牛津落脚的学术机构，与我们古代的书院有点像，后来就构成了牛津联邦王国的一个个自治领地。比如，莫德林学院是15世纪由温彻斯特主教兼英格兰大法官威廉?温弗利特创办的，更老的默顿学院12世纪就有了，崭新如婴儿的沃尔夫森学院则建于20世纪。对一个过于时髦的牛津局外人来讲，学院倒显得更像个起居社交之地，在学术上却与院系的功能有诸多重合（牛津学生既在系里学习专业课，也在学院里接受此专业的辅导），让大学组织显得复杂臃肿，财政上也是多余的负担。崇古的牛津人则将其视为漫长历史自然繁衍出来的复杂而精妙的生态系统，就像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创作与赐予一样，高于人的智慧与理解，必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哪怕财政上有丰俭交替，也要守护传统。
穿过拱门，迎面而来的首先是圣约翰方庭。左右两边哥特式的石头建筑都在漫长的时间中变得有些斑驳。石墙的缝隙与坑坑洼洼里，盛放着15世纪和19世纪至今几百年的时光所留下的印渍。角落里有一座17世纪的文法会馆，经历了1828年火灾的劫难生存下来；正前方是院长寓所。从右侧的宫门进入方庭，奠基者之塔就在这里。这是一个仍然弥散着浓厚宗教气息的地方，耶稣基督与圣女玛丽?玛德琳的雕像就立在方庭前。奥斯卡?王尔德曾在这里的宿舍里住过，据说，这个文艺气质浓厚、家世卓越的美男子曾用丝绸铺满了他卧室的墙壁。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贵族约翰?拉斯金，并受到他审美观念的影响，成为一个惹眼的唯美主义者。19世纪的英国在王尔德的眼里是一个“阴沟里”的时代――理性主义、资本主义、机械主义、工业化正席卷欧洲。而牛津仍是个他能“仰望星空”的地方。奥斯卡?王尔德所推崇的拉斐尔前派艺术反对机械论风格主义，崇尚拉斐尔时代以前的古典美，主张复古到15世纪，这也是那个进步时代在牛津留下印记最多的艺术派别，不少学院里都收藏着他们的绘画与壁画。
牛津大学现任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
从奠基者之塔下方的门廊进入回廊，便来到小礼拜堂的门厅，装帧精美的拱形天花板上嵌有各式的百合浮雕。进入礼拜堂，左侧窗户嵌着中世纪制造的玻璃，描绘的是学院奠基者温弗利特。穿过沉重的橡木门进入礼拜堂的前庭，有一个19世纪蜡制的墓冢微型仿品和温弗利特父亲的石棺。牛津不少老学院的礼拜堂里都盛放着石棺（诗人雪莱的棺材就放在默顿学院的礼拜堂里），还有一些埋葬着牛津名人的墓地（比如霍利维尔公墓），这些纪念性装置很容易让人感到牛津城上空徘徊着拥挤的亡灵。这里还悬挂着一幅16世纪意大利画家蒋皮耶特利诺对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经典描摹，这幅帆布油画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随时间流逝不断提高，是学院的宝贵财富。这里也是唱诗班咏唱宗教合唱的地方，他们每周都会有日常的练声与听讲。
出小礼拜堂右转，经过一排“一战”阵亡学院成员的纪念碑，进入一条15世纪所建的回廊，沿过道前行，来到一处石砌的阶梯。拾阶而上，便进入学院食堂。食堂可以用古典堂皇来形容，比起哈佛大学那富丽又势利的本科生食堂（食堂外还贴着“私人场所，外人免进”的标语，并有保卫把守），它的规模虽小很多，但毕竟服务的只是牛津众多学院中的一个学院。食堂四壁上挂着伊丽莎白一世和托马斯?沃尔西红衣主教的肖像画，遥想16世纪，学院接待英王詹姆士一世时，他就是在这里用膳的。食堂中央两侧的墙上则面对面摆放着两位莫德林校友――丹宁勋爵和奥斯卡?王尔德的半身像。一想到牛津的日常餐饮和学习常常都得在这些人沉默不语的注视下进行，不产生点对历史和传统的敬畏感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食堂里有几十张厚重的木桌，每张上面摆放着数个复古的台灯。位于食堂最里面的高桌是院长、教职员工和他们的宾客就餐的席位，就像在讲台上吃饭一样，是牛津老学院科层秩序的体现。每逢正餐，学生们穿着西装，打着黑领带赴宴，导师们站在高桌前用拉丁文做祷告，工作人员依次端上前餐主菜甜点，在酒杯中盛上葡萄酒，充满了中世纪精神，也将贵族与精英意识熨烫进了每个牛津学生日常意识最细微的肌理里，哪怕你可能根本就听不懂拉丁语。
离开食堂，沿着回廊往前走，便来到新馆。18世纪初的建筑对牛津来讲，真是青春年少。这座建筑与许多熠熠发光的名字有着亲密的纽带：大学问家约瑟夫?艾迪生，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诗人约翰?本杰明，C.S.刘易斯……都曾在此居住过。沿着这里的任意一条小径走，想到在不同时间里，竟无论如何都会与大作家J.R.R.托尔金和C.S.刘易斯产生空间上的交集，跨国的怀古幽思油然而生。还有那棵1666年入种、1801年迁至学院的法国梧桐树，王尔德曾幻想，他听到了那些树枝“私语着一些关于爱情的故事”。
穿过新学院的一道铁门，沿着环绕着浸水草甸的艾迪生小道走，便看见一片小园林里，鹿群正以骄傲的姿态游走，冷眼围观着路过的游客。继续走，是一片广阔的草甸。莫德林学院的指南里说，这些草甸上生长的白紫相间的花儿，是一种叫伊贝姆的植物，全英国难得一见，是牛津郡的郡花。这条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漫长小径渐渐将我们带到了一座桥前，这座桥通向学院教职员工的专属花园，把我们引入了一片世外桃源般的仙境。这片围合的花园里，右侧生长着成林的老法国梧桐树，左侧盛开着遍野的鸢尾花，鸟鸣花香。向左拐，一条椭圆形的围合小径环绕着坡地与草甸之间的小花园。这些梧桐树枝繁叶茂，枝杈纵横，像地下交织生长的菌类。也许正是那些参天古树的树梢上栖居的精灵，启迪了牛津奇幻文学传统的灵感，也许正是它们，不仅在奥斯卡?王尔德耳边低吟过爱情，而且还向托尔金传授了高贵的精灵族婉转、克制而细腻的昆雅语，矮人族的克度祖语，还有树人的“恩提什语”和骠骑国的“洛汉语”。托尔金很爱树，他觉得树是高贵的植物：“生长的缓慢与长成后的精彩，为树这种植物罩上了一层神圣感。”他很爱爬树，据说朋友们不时会在树上找到他。
在近现代历史上，英国曾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但在更漫长的时间长河里，英国人对自然与田园有一种深沉的挚爱。在牛津，自然与花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他学院都与莫德林学院一样，有各自的花园与园林。这些美丽的大花园充满了隐喻：穿越800年甚至更长人类文明的隧道，牛津人的精神最终皈依于一片绿意的自然。牛津最富有的圣约翰学院，有一片奇妙的花园。在茂密的树林里，美国鹅掌楸、南欧紫荆、天堂树、珙桐、桉树、罕见的弯橡树、奇怪弯曲的魔栗树热闹地生长，据说，那儿光冬青树就有250种，共有2500种左右的树木。这是一代代业余植物学家努力的结果。1856年，美国作家威廉?霍索恩站在牛津新学院的树木下，曾写道：“它们几个世纪以来过着一种恬淡的生活，得到细致的抚养、关怀和保护，不受狂风的侵扰，它们必定是最幸福的树。好像它们是牛津大学永远的大学生似的”；“别处再也找不到这种隐秘、宁静、神圣、庄严的隐居地了”。英裔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在短篇小说《一位虔诚的朝圣者》里，也曾描写一位病入膏肓的美国人再次回到他的母校牛津的情景。这位美国人对陪伴他参观牛津的朋友说：“我相信，欧洲没有别的地方能令我们野蛮的心灵如此深感钦佩的。”学院的园林是“英国最美丽的，是英国制度最成熟最甜蜜的果实……在那里，你可以永远躺在草地上，并幸福地相信，整个生活就是一座古老的英国大花园，时间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英国的下午”。可这田园诗般的画面是不是一个假象呢？这位美国人在牛津去世前也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是一个幸福的谎言吗？”也许我此时所能见到的宁静，的确只是一个短暂的宁静的幻象。1879年，年轻的诗人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曾为牛津被伐倒的树木写了一首义愤填膺的挽歌：“我亲爱的白杨，你们稀疏的枝条被屠戳了/闪耀的阳光也被屠戳或扑灭，埋入落叶/ 全被伐倒了，伐倒了，全被伐倒了。”那也是英国最动荡的年代，最好与最坏、天堂与地狱共存的年代。
从小花园出来，再沿着艾迪生小道走上将近半小时，便绕行一圈，回到莫德林桥下。钟塔之间的繁枝，布谷的鸣唱，变换的钟声，迷人的云雀，环绕的河流……在这段静谧的旅途上，时间缓慢得几乎停止了流动，只有那些植物的生命悄然无息地指向繁荣、死亡与轮回。在这里，终其一生不疾不徐地追问生命的意义和精深的学问，好像是一件如此自然而然的事。到了桥下，许多小舟正停靠在那里，随时准备在波光滟影里漫溯。日出时经过莫德林桥，桥下的露天餐厅与酒吧热闹非凡，足以把人拉回到尘世。
初到牛津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去牛津剧院看了一场戏剧《翻译》。这是一部非常艰深的话剧，讲的是说威尔士方言的偏远地区的威尔士人，在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中，与英语的相遇和碰撞，剧中充满了方言和古英语。剧场座无虚席，不时爆发出笑声与掌声。牛津是一座文字化的城市，人们钟情于语言。英国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认为，这种语言的重要性，使得英语被首选为当代英国划分并界定社会阶级地位的标志。她写道：“我们已经解密的语言密码表明，英国的阶级划分与钱无关，与职业的关系也不大，语言是最重要的。一位操上层口音，用上层用语的人，会被认为是上层阶级，即使他挣的工资仅够维持生计，即使他做着卑贱的工作，住着破旧的公寓。甚至即使他失业了，贫困潦倒了，无家可归了，他还是上层阶级。”牛津推崇人文学科，即便工业革命确立了新的知识和社会秩序，但在牛津漫长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段近现代新生命的骚动。牛津大学最盛产的、自认为最高贵的高等动物，大概不是企业家和工程师，而是文学家、诗人、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也许正因如此，牛津才被打上了“贵族阶级大学”的标签，“牛津腔”也与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
在古老的牛津历史上，它的确是高级教士、王公贵族和富裕世家子弟读书和钻研学问的地方，它的气质里难免杂糅着一些虚荣与浮华、冷漠与势利――17世纪，牛津的学院是俱乐部和绅士官邸的混合体；王政复辟后，上层社会的富家子弟以酗酒、赌博和嫖妓补充了牛津的考试大纲；18世纪，著名的词典学家塞缪尔?约翰逊因贫穷所迫，不得不离开了牛津；那些给贵族子弟当仆人来资助个人学业的贫穷学生，与那些俱乐部的特权者构成了小型阶级社会；还有牛津城里被边缘化的工人阶级市民，他们永远生活在被忽视的冷漠中――你无法对牛津的阶级性装作视而不见。但这些贵族在牛津所留下的能存续的精神，并不在于那些早已被时间湮没的浮华的财富或世俗的权力，而在于对智识的热爱，以及对品行、审美以及一个高贵的人的不懈追求――我们爱称它为“英国绅士”精神。这一切，都凝结在语言中。也许正因如此，即使见证了日不落帝国的崛起与衰落，已经成为世界级大学的牛津仍可以坦然回归到它宁静的田园牧歌中，超然物外，与世无争。没有人比英国作家简?莫里斯更精辟地描述了牛津，他说：“令牛津区别于其他大学的一切最非凡之处，源自它已然失落的英国秩序――本质上是一个贵族社会，坚定、宽容，充满业余爱好，足够自信到可以在一个僵硬的框架下拥抱一种无穷无尽的多样化。英国绅士主宰着牛津，不是以肉体形式（因为他几乎已经从舞台上消失），而是作为徘徊不去的此地精神。”
基督教堂学院：消失的时间
来到基督教堂学院的大门，门房依旧像写牛津的书里所描述的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穿着最讲究，身穿黑色西服，头戴圆礼帽，只比亚伯拉罕?林肯的那顶短一点。基督教堂学院的地位很特殊，不叫“学院”（College），而叫“院”（House），因为它同时也是主教座堂，是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希（Thomas Wolsey）和国王亨利八世建立的。与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一样，它被视为英国最贵族化的学院，出过13位英国首相和11位印度总督，当然还有大主教。掂掂那些举足轻重的名字：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文?威廉姆斯，哲学家约翰?洛克，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索尔兹伯里侯爵，英国外交家乔治?坎宁，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分量重得都够收名人税了，学院就率先开始卖门票了，尽管它的大教堂建筑、肖像画廊和古董宝藏已使它成为牛津最富裕的学院之一。在牛津大学，没有哪所学院拥有像基督教堂学院这样重要的艺术品收藏。这些收藏品在坎特伯雷方庭的一个专用画廊，得益于校友约翰?吉斯和校友外交官威廉?福克纳-斯特兰韦的捐赠，有大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藏品，包括卡拉奇、廷托雷托、韦罗内塞、多梅尼基诺和伯纳多?斯特罗齐、安东尼?范戴克等画家的作品。
门房给我们指了去院长克里斯托弗?路易斯（Christopher Lewis）办公室的路。穿过铁门，便是汤姆方庭了。这座长、宽80米的方庭气势恢宏，中央立着佛罗伦萨来的天使墨丘利雕塑，一侧矗立着巴洛克-哥特式的汤姆钟双塔。但路易斯院长的办公室不在这片方庭里。在基督教堂学院的建筑语言里，这片傲慢又高调的阔绰方庭仅仅是世俗世界向精神世界的过渡地带，最终要在方庭出口处隐退到内心神秘的幽静中去――路易斯院长就安静隐居在方庭之后一片小得多的院子里。按照传统，路易斯院长也是主教堂的教长，由英国王室任命。不久前，他还在这里接待了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现在，满头银发的院长风度翩翩地从办公室的大落地窗前走过来迎接我们，无疑体现了他基督教和英国式礼貌的平等精神。跟随他过来迎接我们的还有他的猫。它原本正在漫无目的地闲逛，看到有客人来，就踱步过来迎客，步伐迈得比路易斯院长小了点，直到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它才终于赶到，在腿边蹭了蹭，“喵”地打了一声招呼，便翘着尾巴踱开了。我没有看清它脸上是否有《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柴郡猫那诡异的笑容，幸好它也没有像柴郡猫那样冷笑着对我说：“你要不是疯了，就不会在这里。”1856年，就是在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花园里，学院的数学讲师刘易斯?卡洛尔遇到了他的爱丽丝原型――院长的女儿，他给她讲的故事就成了那部伴随童年的奇幻小说。刘易斯?卡洛尔在基督教堂学院森严的等级制度里一直担任教职工共用室执事，相当于后勤，保证同事们在那里有足够的报刊、写字用的纸张、茶和葡萄酒。“这么古老的地方真的有精灵吗？”我问。院长用他不动声色的温和回答把我拉出了奇幻世界：“至少我相信没有。”
卡洛尔是一个学者型的教士。中学毕业后，他曾在英国皇家海军待了5年，然后开始了他漫长的宗教研究生涯，直到博士毕业后来到牛津的神学院任教。宗教与王权一样，曾是牛津最有影响力的权势，但那些精雕细琢的巴洛克和哥特式教堂又并不像它们看起来的那么保守。卡洛尔说，如果说宗教在今天的牛津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更加多元”――从基督教的世界，变成了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多种宗教的共同存在。基督教堂学院的财富很大部分来自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宗教基金，每年大概有3.5亿英镑，仅次于牛津的首富圣约翰学院，除了维持教学研究外，维修历史性建筑也是很大一笔开销。除此以外，“旅游――门票费、会议费，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牛津老学院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与这种财政独立有关，而这些财富，又是“过去的历史”的赠予。学院也向校友筹款，在牛津，“学生的身份首先是学院，然后才是大学。他们变化最大、最戏剧性的青春期大多在学院度过，所以他们对学院更加忠诚”。但这些财富“比起财大气粗的美国大学，也只是适度而已”，卡洛尔说。
院长从他三面大白墙都是书的架子上取下两本册子给我们。回来阅读，才发现，其中一本介绍基督教堂学院册子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他的“院长日记”，写的就是财务的事。他用很优雅的语言写道：“对筹款的罪恶的讨论，促使我对过往调查一番。结果发现，筹款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对我来讲，‘发展’作为一项职业是新近才有的事，但对学院和学校来讲，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发展。过去，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教士和辅导教师都要筹款，他们自己首先带头捐款，同时要求自己的学生捐款。……过去的捐赠人像如今的捐赠人一样慷慨。沃尔希主教和亨利八世赠送的建筑和田产足够学院每年产生3000英镑回报。然后还有封爵。内战期间，基督教堂学院曾经给查尔斯一世提供过庇护、会议室和金钱资助，查尔斯二世回报了学院。当时的院长约翰?费尔获得了1000英镑的领地特许权，作为查尔斯二世对修建汤姆钟的资助。学院通过出售这项特许权也获得了收益。不知道这项特许权最终卖给了谁，但汤姆钟是顺利地建成了。1760年，约翰?盖斯将军向学院捐赠了一批画作；安东尼?拉德克里夫捐赠了北边的佩克沃特方庭；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为大主教的理查德?罗宾逊捐赠了坎特伯雷方庭。一本精装的红色羊皮书上记录着他捐献的每一笔钱，最初是5英镑、10英镑，突然在1785年一笔给了6295.15英镑。还有一些神秘的捐赠者。1664年，与牛津没有直接联系的神秘人物威廉?舍尔斯顿向“国王的学院”捐赠了800英镑，最后这笔钱给了基督教堂学院，所以1665年，学院招收的学生名单中神秘地增加了一位，100个招生名额‘扩招’到101位。每晚21点零5分，汤姆塔上的钟都要敲100下，纪念建院时的100位成员，但那一年，敲钟数增加到了101下。此外，还有一些有用的小物件：W.H.奥登给高级活动室捐赠了冰箱，主要目的是冰冻他的马提尼酒；在成为布里斯托的议员之前，克里斯?斯基德摩尔向学院捐赠了一只海龟。”
好像是为了解答我那个“古老的精灵”的古怪问题，路易斯院长说：“学院的建筑看起来好像很老，一成不变，但建筑里发生的人与事却不断地在改变，内在是非常现代的。天文学、物理学、药学等院士，研究的都是他们当代问题，学院人的价值观、性格、研究、习俗等都在不断改变中，学院的传统只保留在一些传统的仪式中，内部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这是一个时刻发生着变化，灵魂非常现代，却又看不出变化的地方。昨天中午我与院里的一位天文物理学科学家聊天，他正在瑞士的CERN做粒子的前沿研究。昨晚我则与一位研究帕金森病的院友在一起。”对于一个现当代心灵来讲，建筑就应如现代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所讲的那样，是卓越的、有生命的机械。然而，基督教堂学院的古典风格里包裹着的是不断变化的、自由的精神，这种对传统的固守和与时俱进，让牛津人的气质有一种无所不在的悖论和异常固执的怪异。一个例子是：直到今天，汤姆钟每晚21点零5分还会敲101下。这是因为1546年建院的时候，院规规定100名学生必须赶在21点回来。那为什么是在21点零5分呢？因为学院位于格林尼治以西1度的地方，所以当伦敦的钟显示21点零5分时，牛津实际上才21点，学院连时间的算法都要体现出自治精神王国的信念，即“这里不是英国，而是基督教堂学院”。那为什么敲101下呢？因为1665年，学院招生名单神秘地扩大到了101个。为什么直到今天汤姆钟还这样不厌其烦、一尘不变地敲呢？牛津人的回答一定是：因为如此，所以如此。他们不假思索地这样做了，就像与生俱来的基因密码一样。
今天，学院的本科生总数仍是420人。500年来，学院固执地维持着“一小撮”的数量，不扩招，“确保学院制一对一的高质量辅导，由每个领域最顶尖的人因材施教、面对面地授课，而绝不是一堂课几百人的讲座”。这种固守，使得基督教堂学院的本科生入学选拔非常严格。“它非常精英主义，也很贵族主义。”说到这两个词的时候，路易斯非常坦然，它们是精神意义上的。他说：“入学考核非常关键，分数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面试。我们所寻找的人，最看重的品质，是独立的、原创性的思想，对他自己所学的、所做的事有清晰的自知。在牛津大学的辅导式教学体系内，你必须学会辩论和驳斥，这是最重要的技巧。牛津的教育，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不同意，相互辩论，甚至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的相互不同意之上的。在牛津，必须得会说‘不，我不同意’。这样的对话才会兴奋，才会势均力敌有意义，这也是非常个人化的互动。在其他地方，当你学业上有困惑时，你可以听讲座，可以上网、去图书馆查资料，但在牛津，你讨论这种困惑，并且辩论它。在牛津，你学的不仅是知识，而是真正的思考，是对信息的辨别力和鉴赏力。你如果学的是医学，你需要知道为什么学习这些知识，自己在做什么，能做什么，处在什么位置，能往哪里去。”路易斯坦然地说：“基督教堂学院的确是个有特权的地方。无论是从它的财力，还是从它投入到每个学生个体的教育资源上讲，它都是个特权机构。我谈的是本科生。传统上，本科生教育一直是牛津和剑桥的重中之重，学院制的本科教学是非常昂贵的，它很耗费人力。”大概只有英国人才会这样毫无避讳地谈及特权了。路易斯说：“这种特权的感觉不需要刻意去培植。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每天所接触的人，所用的食堂、图书馆，还有所居住的建筑与场所，潜移默化地熏陶着这种精英和贵族意识。他们来到这里，会立即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当父母或朋友来这里拜访他们的时候，这种意识会更加强烈，在这种氛围里，他们自然而然地会形成精英主义的自我意识。”而牛津的学院制还给了这些本科生一种与众不同的友谊，“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在规模严格限制的小学院里共同生活，共同进餐，参加社交活动、体育竞赛、舞会等，都让他们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个人联系。包括辅导课，目的也在于形成个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如果说美国大学注重的是个人主义，那么牛津大学更注重集体主义和同学之间的充分信任感”。
要基督教堂学院挥去它的贵族气质，无疑又是对过往自欺欺人的否定。英国作家伊夫琳?沃挽歌式的小说《重返布莱兹赫德庄园》（1945年），将基督教堂学院在我脑海里的形象长久地定格在大英帝国荣耀伤逝的背影里。在这部小说里，贵族塞巴斯蒂安就居住在基督教堂学院，那是个烟笼碧绿的牛津，流光溢彩、盛世却正抽身离去的基督教堂学院。“在她空阔、安静的街上，人们像在亨利?纽曼时代那样走路和说话……钟声清晰地高高飘过山墙和圆屋顶，散发出几个世纪的青春的柔和气息。”在学院里，“喧闹声响遍每个角落……我们开舞会。在我居住的四方院子的前排楼房下已经铺起地板，支起帐篷，在门房周围摆满了棕榈和杜鹃花”。贵族大学生塞巴斯蒂安是这样出场的：“他穿条浅灰色法兰绒裤子，白绸上衣，打了一条时髦领带，上面印着邮票图案。”他有一辆敞篷双座摩托车，就停在冬季的花园外，玩具熊放在车上。贾斯珀是这样向新入学的堂弟查尔斯传授牛津经验的：“……你是学历史的吗？一门相当不错的学科。最坏的是‘英国文学’这一科，其次要数‘现代伟人传’。你或是争取第一名或是第四名。任何中间的名次都没有价值。……你得去听最好的讲演――比如说，听阿克赖特论述德摩斯梯尼讲演，衣服嘛，就像你在乡间那样的穿着。千万不要穿花呢上衣配法兰绒裤，永远要穿成套的衣服。到伦敦裁缝店去做，那里剪裁好，赊欠的期限也长……现在参加卡尔顿俱乐部，二年级一开始，就参加格里德俱乐部。如果你要参加大学生俱乐部的竞选，首先在坎宁或查塔姆俱乐部把你的名声扬出去，然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学院学生的宿舍混合着骚动与恬静：“房间窗下种了紫罗兰，在夏天的夜晚，房间充满了花香。”学生们在宿舍间串门，讨一杯酒喝，或高谈阔论，“喝香甜的热葡萄酒，炉火熊熊，由于净谈抽象理论，房间里充满烟味和香味”。这些朋友里包括一群大学知识分子，在“唯美主义”和在伊弗莱路及惠灵顿广场的公寓里拼命收集事实的无产阶级学者之间保持着一种中间路线的文化。而塞巴斯蒂安则给他的玩具熊要了一把发刷，鬃毛很硬，不是用来梳熊毛，而是在他生气时用发刷打熊的屁股以吓唬它。
那个旧世界，随着塞巴斯蒂安在酒精火焰里沉沦，随着“二战”的硝烟，已成为过往。路易斯教授说，今天的基督教堂学院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研究生的数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不断增加，到现在已经有200人。这个数目虽小，但考虑到对任何变化都要深思熟虑，传统上又如此有贵族传统的基督教堂学院来讲，已经很戏剧化了。”而即使是本科招生，“来源也比过去更多元。一些公立学校毕业的学生，如果天资禀异，也有机会进入基督教堂学院”。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英国经历了在全世界都在发生着的平等化。基督教堂学院在它那不动声色的古老建筑外表下，也出现了变化。
我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上议院拜访了一位基督教堂学院的毕业生，上议员迈克尔?道布斯勋爵（Lord Michael Dobbs）。他是1968年进入基督教堂学院读的本科，专业是政治、哲学与经济。我们穿过士兵把守的贵族院大门，进入贵族院那充满繁复建筑细节和复杂隐喻的历史感的大厅，道布斯迎接我们。然后，他带领我们穿过威斯敏斯特前的街道，去他的议员办公楼。道布斯说，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我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的爸爸15岁就辍学了，妈妈上学只上到14岁，我没有任何背景。”在申请牛津的时候，“我对它真是一无所知”。能被基督教堂学院录取，坦率讲，真有点光耀门楣的感觉。但踏入那个连空气都弥漫着贵族气息的地方，道布斯最初“不知所措，强烈地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无法被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体系所接纳”。
“崇高感的教堂，满是珍贵古籍的图书馆，总是散发着地板蜡和汗水味道、富丽堂皇的餐厅――那儿可曾经是内战时查尔斯一世的议会所在地。我最初完全被吓住了――正餐上满是优雅的拉丁语，我什么都听不懂，只觉得充满了神秘感，有时也会沮丧万分。同学里不少来自公爵、侯爵、伯爵家庭，更有不计其数的勋爵后代，但像我这样的人也不少。”他说，他很快适应了新环境。“与这种表面的历史性、贵族气非常相悖的，是人与人之间私下里非常开放、轻松和平等的关系。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那些显赫的背景，不可避免地会对我这样普通家庭出身的人冲击巨大，但它的内在却没有让我感到任何压迫感。我结交了很多同龄的青年，并被他们选为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最终，我在那里如鱼得水，生活刺激又兴奋。我还能在学院宽敞的宿舍里一住就是三年，享受一个客厅。每天早晨侍从会敲门送来一杯咖啡，整理床铺等等，从来不需要自己做饭，在查尔斯一世待过的学院餐厅吃饭就行了。牛津学院内的宿舍实行的是轮换制，一般一年就要换一次，很多人‘大二’就得搬到学院外面去，自己租房子。”
道布斯的大学生活贯穿了社交活动。“学术上仅仅是过得去，我从与人交往中学到了更多。40多年前结下的友谊，对我来说终身受用。牛津的学院制让这种个人的友谊和关系非常紧密，这些校友在这么多年来给我许多建议，许多指导，许多帮助，真是这样。今天晚上我就会去见我的一位校友，我们是在牛津的第一周结识的，现在我们在制定外交政策上有许多合作。我慢慢开始喜欢那些历史和传统――它们给你一种根的感觉，给你一个系统，让你更知道往哪里去，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并成为这个传统的一部分。”
在牛津大学校园享受闲暇的学生情侣
但在牛津这样的地方，“考试是必须要通过的，必须要证明自己是个聪明人”。所以，道布斯的记忆里充满了与小伙伴在宿舍里通宵奋战，分工读完厚厚几本书，再相互复述概括书本的内容，第二天清晨蓬头垢面，穿着睡裤直接去见辅导老师的趣事。在那种贵族气息的熏陶下，道布斯说，他最大的收获也许是：“我感到自己也要有所成就――那些首相、大主教、伟大的思想家与艺术家，也曾在这里，与我一样的地方，开始自己的人生。在餐厅里，亨利八世的全身雕像就在那儿，约翰?洛克、约翰?威斯利、威廉?格莱斯顿、W.H.奥登的画像就挂在墙上。他们是历史，但历史还在前进着，我能创造我自己的历史。这时我会感到，在牛津你得到了最好的机会，也必须履行自己的历史义务。”大学毕业后，道布斯进入了英国政界。做过约翰?梅杰首相的保守党副主席，然后又成为他的牛津校友撒切尔夫人的助手。他融入到牛津的传统里，同时也成为一位作家，以他的一系列政治小说和历史小说（有一本是关于丘吉尔的）闻名英国，其中那本《纸牌屋》让他名扬世界。不久前，他回过基督教堂学院，参加同学聚会。“毕业十年相聚时，大家年轻气盛，总想比比自己都成就了些什么。现在这个岁数，聚在一起，就能心平气和地回忆些往事了。”他也是母院的积极捐赠者，正因如此，他在伦敦罗斯柴尔德勋爵府邸的演讲还被刊登在基督教堂学院的院刊上。
路易斯院长说，牛津式的学问，就是：“当你成为一个医生的时候，你不只是一个机械意义上的、技术性的医生，而是清晰地知道，自己置身于什么样的医学传统中，将来还能做出什么创造，让自己也成为这传统的一部分。一个牛津毕业生，毕业后与其他学校的人一样成为一名律师，但他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个处理现实具体案件的律师，他还熟悉罗马法，他知道什么是法，以及为什么选择这种法，他具有那种深厚的方法论――如何学习的能力。正因如此，一个牛津历史系毕业生，如果毕业后成为一名银行总裁，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问：“你也可以期待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牛津历史系毕业生，毕业后成为一名银行总裁吗？就像你可以期待学习古典学的鲍利斯?约翰逊成为伦敦市长这样的例子，在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牛津毕业生身上发生吗？”路易斯说：“在这里，在牛津，这绝对是可能的。‘二战’后的牛津本科生，来自很多元的家庭背景。他们来到这里，因为他们有杰出的学术成就和潜力。他们都有足够的天赋和禀赋成为银行总裁和伦敦市长，无论学习什么专业。”我问：“在一个莫尔斯法则在硅谷呈现科学技术级数增长的魅力，人人都在谈论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时代，如此尊重传统的牛津，能够适应新的时代吗？”路易斯说：“牛津已经是个现代的牛津。牛津人的学习与判断能力，将让他们适应任何时代的变化。”
结束采访时，他带我们参观他院长办公室的花园。一推开落地窗，满园草地的绿色扑面而来，那只猫也踱步出来，如影随形。路易斯带我们跨过草地，在一个角落里，他养了一窝鸡，每天早晨就能吃到新鲜的鸡蛋。在花园一侧的石拱形通道里，停着他的自行车。他每天骑车来这里，再骑车回家。在美国，当使用“高贵的”（Noble）这个词，会冒着立即被人蔑视的风险，因为它带有势利的阶级含义。他说：“你应该用的词是‘有声望的’（Prestigious），有一次，哈佛教育学院的一位院长就曾这样纠正过我。但在牛津，在牛津最有贵族传统的基督教堂学院，提到高贵与特权却是顺乎自然的，因为贵族的堡垒已失去了时间，只留下永恒的精神。”
默顿学院：一堂辅导课
沿着基督圣体学院旁一条狭窄的石板路，找到默顿学院的院长楼。杰西卡?罗森女爵（Dame Jessica Rawson）的办公室就在那里。走在“牛津的最后一条石路”上，脚下仿佛流淌着中世纪鹅卵石硌脚的触觉。默顿学院创建于1264年，是牛津“学院制”的始祖，被称为“学院之母”。它开创了学院的财产捐赠和学院自治的传统，充分自治的学院就像是拥有私产的联邦州郡，是牛津松散的组织构架的核心。在默顿学院，你能看到古老的中世纪图书馆，嗅到木头和皮革的气味。那里有1300年的图书目录分类：赞美诗、《约伯记》，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冯?阿奎恩、奥古斯丁等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著作。20世纪30年代，学院对新生管得还很严。翻译家杨宪益曾这样回忆道：“院章规定，每天晚上21点以后，男生不得在学院范围内接待女生；外出的学生在晚上22点以前必须返回校园，过了22点校门就锁上了。……还设置了一些名为学监的管理人员，负责把学生赶出小酒店。”如果晚归，“就得爬墙而入，或者从运煤通道滑落下去。默顿街上有一条通向默顿学院的煤溜子。你只要拉开人行道上的一块盖板，从洞里钻进去，就能从煤溜子上滑进学院内的储煤室”。如今，这些纪律松懈多了。
来到院长楼，沿着铺着红地毯的螺旋形旋转扶梯，在墙上王公贵族威严的油画沉默不语地注视下，到了二楼杰西卡?罗森的房间。这位英国的考古学泰斗从剑桥赶过来，正在等候。她迎面施展了她英国式的尖刻。“你搞错了我的头衔。”她批评道。在见面之前的邮件往来中，我把她的头衔叫成了“教授博士”，还有点不在乎，觉得封爵多少是个跟他们自己的女王才有关的事情。更何况，英国人不还得费力用自嘲的幽默来化解“成就所带来的尴尬”吗？“不礼貌，不礼貌！”她抱怨着，有点像不饶人的阿加莎?克里斯蒂。
对话就这样直接超越了英式的礼貌。她纠正，如果我试图讨论的是“牛津大学的精神与气质”，这个问题“过于抽象和漫无目的”。她反问道：“你应该提出的是更具体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牛津和剑桥更具有创造力？为什么一个偏居一隅的岛国做出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根本性科学发明创造。”我试探性地问道：“格物致知的方法论？”“不。”她坚定地否定，“因为英国又穷又小，唯有靠智力上的发明创造，才能获得财富。中国地大物博，拥有比英国丰富得多的资源，所以制造是更容易的事，而不是发明创造。你以为近代中国比英国贫穷，所以中国人缺乏创新，但事实是，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里都很富裕，比英国富裕多了。”我反驳道：“不可否认的是，地大物博的美国在科学上已经比英国更领先了。”她驳斥：“美国是一个擅长将创新转化为商业成果的国家，它有最好的工程师与企业家，但它不是一个最具有创造力的国家，它的创造力从源头上讲，也来自英国。”我质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英国就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美国成为世界创造力的引擎，世界的中心也转移到了大西洋对岸。”罗森教授加大火力回击：“从蒸汽机，到电、飞机的引擎，还有医学――盘尼西林就是在不远处的楼里发现的，哪一个改变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发明不是英国人做出的？”我举例说：“通讯。英国人宣称自己发现了电磁原理，然而却是莫尔斯和贝尔成立了电报电话公司。还有互联网。万维网是英国的蒂姆?伯纳斯-李最先发明的，但互联网革命却发生在硅谷。连伯纳斯-李现在也在美国。”罗森教授的语气温和了些，问：“他现在哪儿？”我回答：“他是牛津大学的学生，现在是麻省理工的教授。”罗森说：“基础性的思想和概念仍然是在英国发现的。”她在“思想”和“概念”上做了重音。
正犹豫是否该结束这场争论，进入既定的采访，但这种讨论问题的氛围，不恰好是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校长所告诉我们的，牛津引以为荣的辅导课和辩论吗？汉密尔顿说，牛津的独特性在于学院制，学院制的独特性在于辅导课。在直面导师的辅导课上，学生必须学会辩论――辩护、挑战和驳斥。一位牛津毕业生解释，这种辅导课传统倒不是牛津大学进化演变的结果，而是源自英国私校教育制度。“英国的贵族学校，如伊顿公学、温彻斯特和哈罗公学，建校的宗旨就是为了把贵族子弟培养成绅士。学生人数很少，只有2到4人，在老师指导下，受到严格的品格塑造。起初牛津大学招收的学生都是这一类学校送来的，久而久之，牛津的学院制产生后，沿用了贵族学校这种师徒制。”这种辅导课是启发式和互动式的，不说出答案，而是展示推断答案的过程，目的是训练逻辑思维；又因为学生人数很少，可以得到充分的关注，量体裁衣，因材施教。它还要求互动与辩论，与培养了许多英国政治家的牛津大学辩论会有异曲同工之处。1992年，美国总统老乔治?布什同比尔?克林顿进行首场电视辩论时，曾这样讲：“我不是一名辩论家。我不是牛津大学人。”逻辑复杂艰深、语言优雅的辩论，就像“牛津大学人”的绅士标签，与老布什这样耶鲁毕业的“质朴”年轻人区别开来。英国人平时总是礼貌地虚伪，但谈到学问，又毫无令人舒适的一团和气，尖刻尽现。费孝通就曾在他的留英记里回忆，当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追问他调查时所观察的“事实”时，一点也不饶人，“甚至有时拍着他的手提皮箱大发雷霆”。他写论文时，写完了一章就到他床前去念。“他用白布把双眼蒙起，躺在床上，我在旁边念，有时我想他是睡着了，但是还是不敢停。他有时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说我哪一段写得不够，哪一段说得不对头，直把我吓得不知所措。他用的字，据说比一般英国人还俏皮和尖刻。他最恼我的是文字写不好，骂我懒汉。”
也许未预料的对话应继续下去，我便说：“英国是个人尽皆知的稳定阶级社会，牛津又如此看重古典与传统，很难讲这样的社会再能有什么创造性。”罗森教授“啪”地一声打回来：“错。美国才是真正的阶级社会，是以金钱与财富划分的阶级社会，它有丰富的资源作为财富的后盾。它算当今世界上阶级等级最显著的国家，而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就是钱。在这个意义上，英国才不是阶级社会。财富与创造力无关，苏格兰是英国效率最高的地方，不是因为富，而是因为匮乏。”1922年，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可是这样写的：“天啊，那帮该死的英国人。腰缠万贯，牛气冲天，就因为是牛津出身呗！”这是同一个牛津大学吗？我于是提醒：“不要忘记了英国的殖民史。英国可不是小岛国，而曾经是日不落帝国；英国一点也不穷，殖民地的资源足够它致富了。”“你要知道，正是因为英国的创造发明，才推动了殖民开拓，而不是相反。”她挡回来，“大英帝国崭新的历史就发生在不久之前，但牛津已经存在了快800年。”
“英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后，国王大力资助科学家，推动了创新的竞争。剑桥和牛津人开始仰望星空，追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这种纯粹的智识的好奇才会孕育出‘宇宙大爆炸’这样的伟大理论。苏格兰是英国自然条件最艰苦、最穷的地方，却有英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正是因为穷，他们潜心思索探求学问，追求智识上的成功。荷兰、葡萄牙曾是欧洲的边缘，也正是它们最早进行世界航海冒险。创造的动力，往往来自贫穷和匮乏，而不是财富。”默顿学院初建时，它的院规就已定下：“只接受那些品行端正、有礼貌、温和、谦逊、贫困、学习能力强、渴望进步的人。”它是一个仰望星空的学院。早在14世纪，这里就是欧洲的天文学中心和神学中心。当时，该学院的一群哲学家自命为“默顿计算者”，因为他们用数学方法分析一切，甚至想精确地计算像罪过和恩惠这样的无法量化的事物。这与20世纪30年代有关牛津的各种回忆录里所呈现的贵族子弟的浮华与脂粉气是多么不同啊。然而，那些瑰丽风雅的世俗贵族传说虽让牛津更加迷人，甚至为它笼罩上难以接近的神秘魅力，却不是得以永续的牛津精神。罗森教授说，她自己就出生在普通家庭，考上剑桥时，她对中文发生了兴趣，“喜欢中国字，中国书法，也喜欢研究物品，物品里有很多的故事”。这种纯粹的兴趣让她选择了考古学，“那时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对一个学习中文的考古学者来说，这真是一个冒险的选择”。从剑桥毕业时，她的父亲去世了。她必须立即赚钱养家，就在政府里谋了一份职业，工作了两年。但她始终还是想去从事自己喜欢的考古学，所以当她有机会去大英博物馆工作时，“虽然薪水比政府部门的还低，也更加没有权势，但还是去了。那不是一个什么富裕又有闲暇的生活，仅仅是因为热爱。而且我认定，中国很重要，对世界也很重要”。在大英博物馆与各种古物相处的平静岁月里，她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慢慢孕育出果实。她特别喜欢青铜器，通过青铜器，她窥见商周的礼仪程序；她也很喜欢上古玉器，她发现商代妇好的墓中有许多被重新使用过的上古玉器，就开始研究上古玉器在后期的保存和重新使用；她也喜欢研究墓葬，古代墓葬就是墓主与建造者的小宇宙和世界观；她在伦敦筹办了康雍乾盛世的艺术精品展，向英国与西方重现了中国的三朝盛世及其艺术内涵。她的“女爵”头衔（相当于骑士）与出身和财富完全无关（一位牛津医学系的教授还告诉我们，头衔也不意味着任何物质性资源的给予和倾斜，是一个纯粹的荣誉称号），是为了表彰她对中国研究的突出贡献。难怪，她对她的头衔有一种顽童似的骄傲情绪。托克维尔曾说“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的确如此。
“贡献”，这是个比英国人张口即来的虚伪还容易流于虚伪的词。罗森说：“去牛津的医学院看看。牛津的维康医学基金会（Wellcome Trust）正在那里资助全球性健康的研究。我们研究疟疾，但这种疾病在英国早已绝迹，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它？我们在越南、马来西亚和全世界很多国家开设医院，研究英国并不存在的地区性疾病，为什么？盘尼西林难道不是造福全人类的吗？”我警惕地问：“您是在谈论利他主义？”“我谈的正是利他主义。”罗森说，“我研究中国考古，从小处讲，是为了我的国家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更大处讲，是为了全世界能更好地理解中国。”“难道那些伟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没有给创造者带来财富吗？难道工业文明不是利益和财富驱动的吗？难道殖民主义可以被灌以利他主义的动机来解释吗？”我充满怀疑。罗森说：“如果只有殖民和财富的梦想，那些财富与名字就会随着历史的曙光消失和被人遗忘。而我们是在用过去几百年累积下来的财富，创造未来。”
“在这样历史与时间延绵不绝的地方，光是传统就已经够人背负的了，还怎么创新呢？”我问。将近200年前，美国小说家霍桑曾带着对古老欧洲文明的向往，认为美国“没有阴影，没有古风，没有秘传，没有绚丽而昏默的冤孽”，但正是那样的美国，才孕育着新大陆无穷的生命力。罗森说：“牛津的时间与历史是一直连续的吗？不是。不要被窗外那古老的建筑所蒙蔽。那些建筑一直保存下来，仅仅是因为它们最初就是石头所造而已。在石头围墙的深处，发生着很多次历史的变革，有时甚至是激进的――牛津是一座思想家和探索者、怀疑者和改革家的城市，发生过宗教改革、政治改革、牛津运动等等。不久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英国历史重大的断裂。英国人尊重传统，但在牛津，你必须学会挑战权威，反抗权威，就像你必须学会与教授辩论，挑战他，甚至驳斥他一样。而新大陆的美国，本质上是牛津与剑桥精神的延续，虽然英国的秩序已然消逝。”
800年的岁月沉淀和贵族的慷慨捐赠（学院最大的方庭就是博学多才的亨利?萨维尔男爵出资修建的，向学院捐赠是财富精英进入牛津贵族阶层的最直接途径），让默顿学院非常富有――古老的藏书与艺术品、庭院、花园与地产，都是默顿昂贵的财富。正因为富有，默顿能慷慨地资助贫困生。近800年过去，默顿仍然遵循着古老的院规，接受那些贫困、学习能力强、渴望进步的人――罗森教授说，今天默顿60%的学生都来自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他们毕业于公立学校；而在过去50年里，“英国社会的流动性有增强的趋势，体育、演艺、媒体等领域产生了很多才华横溢的人，他们突破了阶级”。我仍难以摆脱“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近代观念：“您还是不能否认，如果牛津没有雄厚的财富，也做不了这些事情。而且，为什么不可以追求财富？就算是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她流露出些温情，劝诫说：“年轻人，看护好自己的家庭与子女，不用顾虑太多。我们终将入土。”她就是个典型的牛津式的矛盾综合体（牛津人很热爱矛盾心理和冷嘲热讽）：希望自己的爵士头衔得到充分的敬意，又欣赏挑战权威；充满英国人的内心傲慢，又信奉世界主义；现世的中庸主义与充满荣誉感的骑士精神混合在一起；谈论着崇尚未来发展的科学创造力，又沉迷于以供奉祖先为荣耀的东方古老精神，就像牛津沉迷于它的传统一样。
一个阳光充足的下午，我们走马观花地游览了默顿学院的花园。在路边花坛里，桂竹香、半篷草、白色的紫露草、红色的火百合花拥挤在一起。那棵1705年栽种的穗花槭树，是J.R.R.托尔金当年最喜欢的树，他也曾是默顿学院的院士。他热爱古英语，曾在默顿教英语文学，创造出奇幻的霍比特语和魔戒传说。他爱这里的花园与树林，就像他爱他的家庭与故乡一样。他曾说，壮丽的《魔戒》之所以结束在一个哈比人的家里，就因为所有的战争、英雄和无所畏惧的行动，并不比每天的平凡生活更具价值和值得称颂；而占据他思想的，却又是“死后的冥思”，“进入超越一切的永恒荣光”。托尔金因他的文学成就而获颁英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大英帝国司令勋章。牛津是一个热爱智识与精神成就的地方，就如曾被牛津封为圣人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德蒙德曾说的那样：“就像你们会永远活下去一样学习，就像你们明天就会死去一样生活。”
采访结束时，一个印度学者匆匆赶来，问罗森教授还参不参加一场会议。她已经误点了不少，匆匆与我们作别。这是一堂弥足珍贵的辅导课。
财富的精神：牛津与世界
牛津在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基金会，毫无疑问当属罗德（又称“罗氏奖学金”）。基金会在大学机构的影响力和权势，最初是在费孝通的《留英记》里无意间读到的。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一直是罗氏（这里大概应是罗斯柴尔德）基金培养的人物。那时在讨论课上还听不大懂课、躲在墙角里抽烟的费孝通，突然被马林诺斯基那双高度近视的眼睛看上了，马氏主动提出要当他的导师。费孝通分析，这是因为马林诺斯基在哈佛遇到了怀揣司徒雷登给罗氏基金会介绍信的吴文藻。罗氏基金会正资助马氏的学生们在非洲进行人类学调查，吴文藻则怀揣一个在中国开展“社区研究”的计划。这个计划深得罗氏基金的赞许。马林诺斯基非常敏锐地决定，要培养一个自己的学生在东方为他的学派开拓一个新领域。这就选定了费孝通。看，一个学术基金会可以是一条联结世界的隐形的线索。
牛津的罗德基金会有“全球本科生的诺贝尔奖”之称。这条线索可以拎起一串全球精英的名字：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加拿大总理约翰?特纳，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和托尼?阿博特……还有30多位德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著名将军和军事家，70多位跨国企业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50多位教育家和一流大学的校长，上百位发明家和科学家，20多位奥运会金牌得主，以及世界知名的音乐家、艺术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平主义知识分子，可谓人类群星璀璨。拜访罗德基金会所在地――位于牛津大学公园南路的罗氏基金会宅邸，也就是题中之意了。
罗德基金会主席、前任牛津大学校长约翰?胡德（John Hood）定下的采访时间是我到达牛津的第一个中午。初来乍到，唯恐迷路误了时间，就提前出发，结果早到了一小时，在那有着小型罗马风格圆顶和柱式阳台、帝国姿态缱绻的罗氏宅邸前徘徊。大概是可疑的行径引起了门房的注意，他就安排我进门去，在一楼的会客厅等候。穿过一条简洁的长廊，经过那座小型圆顶，穹隆上刻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罗德奖学金获得者的名字，相当于一座纪念碑，碑尖上端坐着一只津巴布韦（旧名罗德西亚）传说中的神鸟。地面上嵌着一块采自马托波山的花岗岩石板，罗德就埋葬在马托波山里，石板上刻着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前厅门上方写着贺拉斯的豪言壮语：“我不会完全死去。”这座20世纪初诞生的建筑在牛津的历史语境里显得很质朴，是殖民地风格和传统英国乡村别墅的结合。罗德基金会的创始人泽西尔?罗德（Cecil John Rhodes）曾是牛津的学生。他的人生是以大英帝国的殖民历史为背景的。这位牧师之子的童年在南非纳塔尔的种植园度过，青年时代去往金伯利钻石场，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援下，收购当地的小型钻石矿场，通过与伦敦的辛迪加结成伙伴关系，建立了他在世界钻石行业的垄断地位，后来创立了德比尔斯钻石公司。19世纪80年代，他又买下了开普敦的葡萄园，建立了罗德水果农场。1873年，罗德入读牛津的奥利尔学院，深受约翰?拉斯金大英帝国观念的影响，积极扩张英帝国殖民版图，梦想在开普敦与开罗之间连起一条红线。他在48岁去世时，立下遗愿，在牛津设立罗德奖学金。那时，地球上四分之一的陆地都在大英帝国的治下，罗德则是世界首富。他有一个伟大梦想，想依靠一群遍布全世界的牛津大学统治精英，使历史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他在其设立基金的遗嘱附录里将德国和美国也包括了进去，希望“教育作为最强大的纽带”，能使“三个最强大国家之间共同谅解，避免战争的发生”。要是泽西尔?罗德只有他的钻石矿和带着殖民时代局限的帝国扩张梦的话，他的名字也许早就随着殖民史的终结而被世人遗忘。然而，他最终以罗德基金这一伟大的行为，使自己“没有完全死去”――一个世纪以后，罗德基金的帝国时间已慢慢消失，基金会的一代代托管者不断纠正着人种主义、帝国主义的谬误。就如今天，总资产超过3亿欧元的罗德基金会，是由约翰?胡德，一位新西兰绅士来担任的；而在拥有40多万册图书的罗德宅邸里，你可以查到反奴隶制联合会、反种族隔离运动和殖民地历史的许多文献。
穿过穹顶和前厅，经过一条狭长的走廊，便是会客厅。正定神过一遍问题，约翰?胡德听说有人等，推门大步走了进来，直接在沙发上坐下，等待采访。我一时无所准备，手足无措，便说：“我来早了。离我们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呢。”他很绅士地离开了房间，一小时后，按约定的时间准时进来。
约翰?胡德是位非常成功的新西兰工程师和商人。他所涉足的领域从矿业、建筑、建材、石油、甲醇、林业到水资源，不一而足。很惊讶于他怎么能同时涉足这么多行业，他解释说，这得益于新西兰是个很小的国家，所以新西兰的公立联合企业会同时涉足很多商业领域，而且有着全球的商业网络。那段从商的经历让他对世界的巨变有很清晰的感悟。“早些年的时候和许多国家取得联系。但世界正在发生令人兴奋的变化。”他说，“我并未考虑过商业上的成功是否得益于新西兰是英联邦国家，所以才有这些全球机会，但我的确生长在一个有着英国传统的国家。”1976年，胡德申请了罗德，经过在奥克兰和惠灵顿的面试后，他获得了奖学金，来到牛津，学习经济和工业社会学。罗德宅邸是他们这些奖学金生的活动场所之一。“除了在我所在的沃尔夫森学院学习，我们也在这里上课，也有正餐，社交活动和体育运动，所以奖学金生之间有各种机会相互认识结交。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一旦当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永远知道你可以找谁去谈。大家的关系充满了私密的、非正式的轻松。”
在牛津的那两年，胡德回味无穷。他说：“对于一个远道而来的小国留学生来说，那段经历是变革性的。充满智慧的课堂――我仍然记得德里克?马尔斯爵士和唐纳德?海伊德的经济学课，俱乐部的社交活动，四季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离伦敦如此之近，与有声望的学者、政治家、律师交谈，从不缺少的音乐会，还有过多的酒。”回到新西兰，他担任过奥克兰大学的校长。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来自牛津的招募电话：“按照牛津的传统，下一任校长提前需15个月指定。当时，英国政府通过了法案，要求大学从校外遴选校长。我想我是很多备选人中的一个。我来到牛津，参加了一场长达三天的面试。面试结束后，我成为牛津历史上第一个从牛津大学体系之外来的校长。”他与牛津和罗德基金会的渊源，使他在辞去校长职务后不久，又再度回到牛津，成为罗德基金会的主席。
一个世纪后，罗德基金会已经超越了种族主义者罗德的生命与他的时代。来会客厅的时候，走廊里挂着一幅曼德拉的画像，印着“曼德拉罗德基金”。胡德向我解释，1993年，罗德基金会与曼德拉合作，一起建立了这个基金会，让南非的学生能够在南非大学里完成4到5年的学习，将罗德的价值观与曼德拉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这是对源自南非的罗德遗产的一种认可，因为正是在南非，罗德创造了他的财富。”1993年，那正是一个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年份。在那个历史进程中，英国人再次正确地站到了时间的一边。胡德带我们参观罗德宅邸。一楼会议厅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国际法庭的模拟辩论会，席间有很多来自中东、戴着头巾的女学生。厅内墙上的两张照片特别引人注目，一张是年轻的曼德拉，一张是比尔?克林顿。穿过会议厅，有一间偌大的肖像画室，墙上陈列着历任罗德奖学金管理者的画像。出了画室，穿过一扇厚重的橡木门，我们来到宅邸的大花园里。胡德说，天气暖和的时候，基金会的校友们就在草坪上举办酒会，在葡萄藤架隔出来的那片空地上，时常会有戏剧上演。胡德说，精心打理这片花园的，是一位牛津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对一位英国绅士来说，成为一位显赫的慈善基金会的花匠，是一件非常得体和惬意的工作。
对于一个牛津的局外人来说，一位新西兰人管理着牛津大学和它最重要的罗德基金，对牛津所发生的变化和它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隐喻了。胡德说，他出身于新西兰的一个教师家庭，他的父亲当过学校的校长，在大学短暂地教授过教育培训方面的课。他并不来自什么世家。他在牛津时，是在沃尔夫森学院读书（“二战”后新生的研究生院），他没有加入英国国籍。我很想找到他能成为牛津显赫人物的原因。当他讲述他在面试牛津大学校长时，是如何陈述治校理念的时候，我想我找到了些答案。他说：“大学是关乎人的非凡的无限潜能得以发掘与施展的地方。这些潜能存在于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中――每一位学生和每一位学者，并与他们的梦想和欲望共存。大学的作用，就是让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实现他们的激情和愿景，并通过有效的和隐形无名的服务来实现。”“国家与世界在变化，知识在爆炸，复杂的牛津机体也在不断变化、演进，适应周遭的世界。”英国绅士的哲学与精神依旧治理着牛津、掌管着牛津的财富，尽管英国的秩序已失落，世界的秩序却悄然形成。
另一个代表着牛津举世无双财富的地方是宽街上的阿什莫利博物馆。它的规模仅次于大英博物馆，有无数珍宝，是英国最古老的艺术、考古学和博物学的公共博物馆。它的历史始于两名园丁。约翰?特莱德斯坎特是斯图亚特时代的宫廷园丁，花园、葡萄和桑蚕的护理人，是一位植物学家和植物狩猎者。他在考察旅行时，尽其所能地收集世界上的奇珍异物，包括自然物品、艺术品、具有异国情调的和奇特的东西。人们称这一收藏为“特莱德斯坎特方舟”。他的儿子在伦敦的兰贝司城区将它们公开展出，供人参观。“特莱德斯坎特方舟”能够停泊到牛津大学，则是伊莱亚斯?阿什莫利的功劳。他是一位衣着华丽、面色苍白的绅士。他接受了约翰?特莱德斯坎特的珍品陈列室，将它连同他自己以硬币为主的收藏捐赠给了牛津大学。19世纪，博物馆又增添了很多牛津大学的雕像、画作、绘图和古董收藏。
博物馆的藏品全部来自私人捐赠。馆方安排我们参观中国现当代艺术馆，这是一个永久的馆藏，捐赠者叫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他出生于加拿大，幼年随父母移居英国，是一位骨子里的英国绅士，也是英国艺术史家、汉学家，牛津大学荣休院士。他曾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的现代美术。1939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随国际红十字会来到了成都，在成都的博物馆里教学和工作，参与过王建墓的挖掘，也在考古学家郑德坤那里工作过。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一批后来成为大师级人物的画家：齐白石、张大千、吴冠中、庞薰l等；20世纪80年代再次回到中国，又结识了黄永玉、朱德群、吴作人等。1984年，他结束了在斯坦福大学的任期后，回到牛津，在牛津终老。这个小型的中国现当代艺术馆就是在他的支持下建的。
在朴素清雅的展厅里，摆放着苏立文牛津家中的小桌子和挂在他们家门楣上的牌匾。给我们讲解展厅作品的女孩毕业于默顿学院，恰好是杰西卡?罗森教授的学生。她说，这种摆设是为了怀念苏立文家中那种氛围：“他的家是我们很多人的回忆。世界各地的学生、学者、朋友都来他家做客，随时都有一种很坦诚的学术交流气氛，永远洋溢着欢乐。”这些展品，讲述着一位英国绅士与中国画家高山流水的友谊：所有的画，都是中国画家赠给迈克尔的，而迈克尔最终又把所有画捐给了阿什莫利博物馆。这些展品里，有岭南派画家关山月所画的《青海市集》，女学生介绍说：“迈克尔当初看到的时候就很喜欢这幅画，画家觉得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就重新画了一幅送给他。在重庆时候，关山月与迈克尔结下了友谊。画家教迈克尔怎么写中国字、画中国画，迈克尔教他英文，迈克尔重庆住所的走廊上就挂着它”。这些收藏里，很多张大千的画也都是他送给迈克尔的。“他们的友谊一直从40年代持续到张大千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有大量的张大千作品，是他生命中不同时期画的，反映他的不同风格。比如，这一幅是他用泼墨方法所作，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他当时的创新。但你看这边这幅，1930年所作，则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人像画法。”
这位英国绅士与中国画家的友谊，在一个动荡无常的年代，尤为感人。“这封是庞薰l写的。他们的联系在‘文革’时中断了。迈克尔曾几次回到中国，做一些考古研究，但这些艺术家都不知道他来中国，就中断了联系。直到1979年，庞薰l才重新收到迈克尔的来信，他就回信给迈克尔说，之前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今天收到你的来信非常高兴。迈克尔访问中国时一定要见面，是时隔34年又重聚的一种心情。这幅张大千的《荷花》，先送给了英国文化处的赫德利。赫德利知道迈克尔研究这个，又把它送给了迈克尔。张大千20世纪70年代去美国定居时，看到迈克尔的这幅画，感慨万千，说我又看到30年前自己的作品。有一句话叫‘聚乱不常，聚散不定’，但是我又在故人手上看到了我三十几年前的画。”女孩说，迈克尔保存着所有的东西，包括他80年代回到中国，与画家们重聚时的那张菜单，上面有画家们的签名。这位英国绅士在2013年去世前，为这400余幅无价的画作找了一个最终的归宿，全部捐赠给阿什莫利博物馆，以供中国现当代艺术研究。
沃尔夫森学院：寻找以赛亚?伯林
在那些居于中心的古老学院之外，牛津的地理边缘，像沃尔夫森学院这样的新学院充满隐喻地呈现出牛津历史向未来演进的轨迹。沃尔夫森学院是20世纪60年代由牛津人以赛亚?伯林主持建立的研究生院，以研究为主要目的。这位牛津万灵学院毕业的犹太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史研究者，一位“二战”期间穿梭于华盛顿、纽约和莫斯科外交圈的政界名流。沃尔夫森学院是按照他对牛津与人类未来的愿景建立起来的：一个科层与特权消解，更加平等与自由多元的新时代。
在牛津的第一顿晚餐是在沃尔夫森学院吃的。这是一座现代风格的建筑。学院化学系博士生刘一帆带着我穿过中庭边的长廊，来到餐厅。简约风格的餐厅一角摆着一架钢琴，四面墙上挂着些阿富汗来的波斯挂毯。简约的长条餐桌，都在一个水平面上，没有老学院餐厅象征着学院教员与学生之间科层地位的高桌，从后面端菜出来，随处找个想搭话的院友落座的地方坐下即可。古老的成熟与繁复在这里隐退了，包豪斯取得了胜利。那天坐一桌的是沃尔夫森学院不同专业的中国学生。大家聊完乌克兰形势和正在进行的联合国表决后，又聊了一会儿品酒会。牛津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葡萄酒窖，还会有一笔经费让葡萄酒买手定期购入新酒，供学院成员享用。一年一度的牛津-剑桥盲品赛，常常在赛艇前举办，参赛选手要经过多次专门训练和实战演练才能取得好成绩。吃完晚饭，上楼，是一个有几张沙发的活动室，泡一杯咖啡或茶，学生们聚在一起聊近况，聊点八卦，聊近期的活动，还有假期的旅行。
几天后在沃尔夫森学院，我们见到了马克?波特尔（Mark Pottle），一位沃尔夫森学院的成员。他与西装革履的英国绅士明显不同，穿一件蓝色的冲锋衣，有丰富的肢体动作，是一位牛津历史系毕业的学生。联系他，是想寻找到以赛亚?伯林的痕迹。伯林一生浩瀚的书信和各种文件，都是由一位叫亨利?哈代（Henry Hardy）的牛津人搜集编纂的，他住在利物浦。动身前往利物浦之前，协助他工作的马克?波特尔先带我们转转。波特尔展示的第一个地方是沃尔夫森学院的现代报告厅，学院没有教堂和礼拜堂，这座报告厅就是宣讲的地方。从餐厅上楼，穿过活动室，就是教职员工的共用室，在老学院，共用室要比别的房间略高，但在这里没有这种讲究。穿过中庭长廊，下楼，是一片湖泊镶嵌其间的草坪，白色的玉兰树开得格外一尘不染。波特尔说，当初以赛亚?伯林本来有机会成为另一个小学院的院长，但他不甘心，就决定自己建一个新院。他拉到了英国沃尔夫森家族和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赞助，这件事就做成了。
波特尔说：“‘二战’中，伯林看到美国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认为美国充满活力，希望牛津能够学习它。更重要的是，时代变化了。过去牛津是个基本上只有公学毕业的学生才能来的地方，英国社会也被认为是阶级社会。但事实上，在英国，突破阶级并不是不可能的，阶级界限一直在慢慢消失――19世纪，很多白手起家的英国人获得了商业或工业上的成功，他们通过慈善捐赠获得了贵族地位。沃尔夫森家族就是如此。而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够来到牛津，并为它工作。”
周末，我们搭上了去利物浦的火车。亨利?哈代来火车站接我们。他答应带我们逛一逛利物浦，然后去他家坐坐。哈代之前一直住在牛津，直到前几年他追随生命中的第二段婚姻来到利物浦。他穿着很随意，休闲棉夹克有一些未熨平的褶皱，看上去正处在中年，但实际上已经60岁了，即将成为牛津“高龄的养老金领取者”。他引用奥斯卡?王尔德的小说《道林格雷德画像》告诉我们：“从前有一个人，和魔鬼做了个交易。只有肖像画中的他会慢慢老去，而他自己却永远年轻。他长年不变的年轻终于引起了人们的种种非议和怀疑，画像中的他因为纵欲而显现出加速的时间进程，最后他愤怒地用一把刀刺进了藏在阁楼里的肖像画中的自己。”
哈代带我们参观的是利物浦最重要的人物所留下的遗产，这个人就是工业家威廉?利华和他的儿子利华休姆子爵。他带我们来到一片漂亮的住宅区，一栋栋乡村风格的小别墅散落在汽车道和绿地之间，都有前庭后院，就像一座大花园。哈代指着住宅区里的公共建筑一一向我们解释：“那是美术馆，那是剧院，那是医院，那是学校。”“这是利华休姆为他的工人所建的住宅区。这位日用化工品工业家希望他的工人们能住上好房子，能欣赏艺术，能接受好的教育和医疗。如今，人口与空间已经变迁。”这让我想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许多名字：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者、贵族出身的企业家克劳德?昂列?圣西门，企业家、慈善家罗伯特?欧文，还有田园城市的倡导者爱彼泽尼?霍华德。自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出现，批判和改善它、追求平等与自然的思想与行动就一直存在着，构成了历史的一条线索，与以赛亚?伯林的思想也有所呼应。午饭后，哈代又带我们参观了利华休姆为妻子建造的美术馆。美术馆里几乎全是拉斐尔前派的画作，也是牛津唯美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所钟爱的流派。牛津大学出现得最多的19世纪艺术流派，大概就属拉斐尔前派了，罗德宅邸入口处的那幅毯子也是拉斐尔前派的作品。这个派别提倡回到15世纪拉斐尔之前的艺术，在那些异常精细繁复的绘画细节里，寻求复古的审美，反抗粗糙的进步主义。
哈代的家在一栋郊区别墅里，也有一片打理得细致的花园，养着两只兔子。来到他的书房，房间里挂满了与伯林相关的照片：从伯林的出生地拉托维亚的里加，到摄影师戴维?列文（David Levine）、詹姆士?弗格森（James Ferguson）、伯恩?施瓦尔茨（Bern Schwartz）所拍摄的伯林肖像，其中的一些是伦敦国际肖像美术馆的复制品。“我最喜欢伯林的这一张。”哈代指着一张伯林悠闲地坐在万灵学院前的照片告诉我，“这是娶了王后姐姐的斯诺登爵士偷拍的，伯林的状态很自然。”还有一幅俄罗斯19世纪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芩的肖像画，“伯林很喜欢他，这位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苏联的影响也很大”。他的书房给人一种错觉，好像身处的不是哈代的书房，而是伯林的――童年的回忆，自我的记录与呈现，乃至喜好，都是伯林的，仿佛伯林附体。唯有一侧墙上有一张哈代父亲的照片，一张脸陷在大胡子中――他的父亲也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学的是医学。后来他带我们上楼进入他的卧室，我们才看到了哈代祖父的肖像油画，透着老派英国绅士温和又威严的风度――他的祖父是牛津古典学系的毕业生，多所英国中学的校长。而在书房，让人感到哈代存在的，是那架钢琴。哈代也是牛津古典学系的毕业生，年轻时他作过一些古典曲子，出版过一本曲谱。他说，牛津的学院有一个传统，会为每个牛津的作曲家举办一场音乐会；基督教堂学院就曾为他举办过一场音乐会，专门演奏他的曲目。他为我们播放了一段专业管风琴师演奏的他最短的作品《管风琴的宣言》，一段不断升高的音阶，层层叠叠，有哥特式的雄浑，终结于回旋的高音里，充满宗教气息。哈代曾是学院合唱团的指挥，每个星期指挥一次排练。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沃尔夫森学院遇到伯林以后，就决定为他工作，这一工作，就是一辈子，像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所做的那样。为了搜集伯林的书信，他多方追寻线索，有时甚至因为过于穷追不舍，到了惹人厌烦的地步，虽然已有的书信已经浩如烟海，但他还是为一些没有留下线索的信件或尚未被人发现的信件孜孜以求。
忍不住问他，这样一辈子整理伯林的资料，会不会有些奇怪？他说：“我的古怪倒是人尽皆知。伯林也是个古怪的人。他有很多天才的洞见，但他只是表达出来，总是没有条理，也不收拾，很需要有个人来帮助他。牛津历史上像我这样的人的确不是很多。我能举出来的例子是莫德林学院的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和编辑他作品的包斯威尔，还有花了很多年工夫编辑C.S.刘易斯作品的沃尔特?库波尔（Walter Cooper）。听起来我就像只寄生虫。”他自嘲地笑了笑，随即反问：“你为什么觉得古怪？”我说，用一生这么长的时间生活在别人的人生里，是不是有些可惜。哈代回答说：“我很满足。这有点像神学家，他们也花一辈子的生命研究耶稣基督。”
哈代的牛津岁月充满着晚餐后去咖啡馆的谈话。“有时一谈就谈到天亮。我们讨论那些终极问题，讨论道德情操和生命的意义，讨论宗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所有这些抽象的和终极的问题。牛津在我的记忆里，就是与朋友们在深夜的咖啡厅中接连几个小时的谈话。难以相信那样的场景会在今天的牛津重现。”他曾经是一个基督教徒，在牛津，他加入了一个跨学院的基督教联盟。“非常福音教派的运动，坚持上帝即全部，如果宗教是真实的，那所有人都该将一生献给上帝。在那里，我渐渐失去了宗教信仰，接受不了这种非此即彼的观念。”大学时代，哈代是几本牛津校刊的编辑，有时也发表些文章。有人告诉他，伯林是真的需要人帮助，因为他很有思想，却总是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在一些不知名的外国杂志上。“我去找他谈，他说很多人都给过他这个建议，但他都不同意。直到我建议，如果出一本书，书的版税可以用于支持沃尔夫森学院的基金，他才答应了。虽然最后这些书并没有赚到什么大钱，但对他来说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
“伯林是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牛津的。作为一个母语不是英语的俄国犹太人，很长时间里，他都是牛津体系的局外人。但他慢慢变成了一个英式绅士，一个英国文化的造物――他总是穿着三件套的西装，比一个典型的英国人穿的层次还要多。他所在的圣灵学院出了几位重要人物，比如《时代》周刊的主编，当时英国的外交部长，还有政府中的一些要员，他们周末会来学院，与学生们交谈，伯林在那里熟悉了英国上层阶级的谈话方式。‘二战’中，他在纽约、华盛顿结识了更多外交圈的英国人。到最后，他成了一个谁都认识的人：外交圈、艺术圈、政界、学术界的所有人，他都认识，从美国、英国、俄罗斯到以色列。他是一位全球人物，同时也是一位在牛津终其一生的牛津人物。伯林在牛津最亲密的社交圈里，有诗人斯蒂芬?斯蓬特（Stephen Spender），在圣灵学院第三年认识的年轻哲学家斯图尔特?汉普夏尔（Stewart Hampshire），后来成为他一生的朋友；还有那个时代牛津优秀的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艺术史学家本?尼科尔松（Ben Nicholson），后来进入政界的杰拉米?哈钦森（Jeremy Hatchison）等等。他与年轻的女人也有亲密关系。他有一种成熟男人的气质，很多女人喜欢找他谈心，他与她们保持着柏拉图式的关系，其中就包括新学院院长的女儿玛丽?费舍尔（Mary Fisher）。这些人后来在他的社交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当伯林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是年轻的朋友，彼此无所求。伯林不断地写信，那时候的牛津人都非常钟爱手写的信件。这种交流的方式已经在今天的牛津绝迹了，伯林是牛津最后一位传统的书信写作者。”
“伯林曾明确洞察到，牛津大学在‘二战’前和‘二战’后的变化。‘二战’后，牛津的许多传统和礼仪都蒸发掉了，随着过去的地位和阶级意识一起蒸发掉了。‘二战’是牛津重大的历史断裂，这也是牛津新的开始。”“当我在1968年来到牛津时，我的本科生班上就有公立学校来的学生，已经多元化了。‘二战’前的牛津，本质上是个贵族化的本科生教育机构，但沃尔夫森没有遵循这个传统。沃尔夫森学院是一个纯粹的研究生院，并且以自然科学为重。伯林在美国的经历，在哈佛、普林斯顿访学的经历，让他认识到，科学研究是多么重要，而牛津已经落后于美国的大学了。那时的圣灵学院是个非常保守、拒绝改变的地方，这也促使了他去建立一个新学院。沃尔夫森就像是牛津的新大陆，在那里，你不受任何传统期待的约束，在你与你想成为的人之间，不存在任何障碍；一切都是开放的，一切都是可能的。”哈代对那些为古典语言辩护的理由持保留态度，“正如伯林所说的那样，20世纪有两股最重要的力量：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俄国革命及其之后的世界。如果仅仅只学习人文学科，更不用说以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代表的古典人文学科了，你的思维会与自然科学产生鸿沟。这是一种损失。从事高等教育的人必须还得对一门自然科学有深入的研究，才能让他的思维能够适应自然科学的时代。你可以举例说，古典学系毕业的鲍里斯?约翰逊成了伦敦市长，但他的前任，肯?利维斯通，出身工人阶级，一个拉丁词也不会。也许拉丁语与你所能成就的事业之间，不再有那么必然的联系。”
伯林最终并未成为约翰?罗尔斯、诺姆?乔姆斯基那样成系统的哲学家和理论家。“我也并不赞同伯林的全部观点，但他有一种洞悉人性的天赋，他所结识的人从左翼、社会主义者到保守主义、右翼都有，他总能抓住各色不同人的本性。他从未见过马克思，但他可以准确地揣摩马克思对一个问题会怎么回答，怎么采取应对。我想他对思想史最大的贡献，恰恰在于他的多元主义。”哈代说。
哈代说：“当我整理伯林的书信和思想时，有时我会觉得，他还在那里，还在和我对话。有时我也会疑惑，一百年后，伯林的名字会湮没在历史里，被世人遗忘，成为只有历史研究者才会偶尔翻阅的资料吗？”有时他会在话语间无意流露些伤逝的感怀：“过去BBC有个名人访谈节目，请学者谈论他们的思想。现在这个节目已经从1小时压缩到了每人20分钟。”“我本来想读自然科学，但父亲坚信希腊语与拉丁语是对大脑最好的培训，他千方百计说服我去读了古典系。但我想，他这种古旧的观念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哈代说，他的儿子现在牛津读音乐学，但在博士期间，他决定辍学去当园丁，去了英国国家基金会的花园，“他发现自己已不愿意整天待在房间里，而是要待在户外的花园里”。也许是为了回应我未能掩饰的惋惜的表情，他说：“你的脑袋里还有科层吧，不过我接受。”
牛津式学问
一个晴朗的周五下午，我们与三位牛津的博士生去划船：沃尔夫森学院化学系的刘一帆，贝里奥学院经济系的陈思和圣十字学院物理系的王一雄。细长的小舟慢慢驶离河岸，驶向艳影波光里。刘一帆握着那支长篙轻轻地、缓缓地向柔波的更青处探去，又轻轻地、缓缓地提起来，在小岛处灵巧地停靠或避让，很娴熟。澄蓝的天空倒影在水中，船儿就如浮游在白云朵中，在静谧的柳林榆荫里缓缓前行，野鸭、白鹅三两成群，腾云驾雾地在船舷边飞过，如梦似幻。
在这梦幻里，谈谈爱情与学问，真是件再好不过的事。陈思与王一雄就是一对眷侣。陈思在康纳尔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后来到牛津。“牛津做学问的方式跟美国大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更要求直觉思维。”她说，“美国大学强调科学方法论，强调量化分析和统计，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得出某种结论。但在牛津，即使你学的是数学经济学，你也得是个讲故事的人，而这种讲故事的能力，要求你必须有很渊博的学识。比如，我是研究行为经济学的。有一个理论认为，富人比穷人在经济上更有风险偏好。但你可以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因为富人怕失去已有的财富，而穷人一无所有，也就不怕失去更多，反而更愿意冒险。你可以引经据典地来讲历史上可以证明这一观点的例子，然后，你再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搜集数据，建立数学模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陈思说，她将她在美国与欧洲的同学一对比发现，“欧洲学生的知识基础还是要比美国学生扎实，他们不仅有很好的人文素养，而且就连数学基础也比美国学生好”。
陈思在牛津遇到了王一雄。同在异乡，王一雄给陈思生活上很多照顾，两人慢慢走近。但更让他们相互吸引的，是那些充满了智慧碰撞的对话。王一雄学的是大气物理，“研究宇宙中环绕行星的大气云层的运动，分析是否会有地外生命诞生”。王一雄说，这种还没有办法实证的研究，“有点玄思异想的感觉。那些科学家分了几派观点，相互间争得不可开交”。不过，在这样一条梦幻的河上，不讨论玄思异想，又该讨论什么呢？陈思与王一雄就会经常讨论自己领域的研究，相互也都能听得津津有味。“发现物理学和经济学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均衡’这个概念，就是经济学从物理学那里借鉴来的。经济学还从物理学那里借来了很多的理论和概念，比如，‘熵’。”这种互相理解和启发，让他们的爱情进展得很顺利。
在萨默维尔学院的大草坪上讨论一下哲思也是很好的。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毕业的袁幼林在牛津读本科，他不厌其烦地向我们再次讲述了一遍他已经向无数亲朋好友讲过的故事：牛津的电话面试考的是什么题目？因为他报考的是政治、哲学和经济专业，所以依次有三个教授打电话来。他记忆最深刻的是其中两个问题：“六个海盗，抢了60个金币。现在他们要分这些金币。他们规定，由6个海盗依次提出分金币的方案，只要有一个海盗不同意，就把提方案的这个海盗杀掉。那么第一个海盗该如何提出方案，才能保证自己不被杀呢？”袁幼林说，当时他其实没能给出确切的答案，而是一个面试官带着他一步步推论，目的在于看看他有没有“慧根”。另一个问题是：“一个人在楼道里大声喧哗，打扰了邻居，和一个人在战争中杀死了敌人，哪个行为更不正义？”这也是个袁幼林没能解答的问题。他说，直到他在牛津学了三年经济学，回过头再看，才觉得这个问题实际非常高深。“是一个康德的道德哲学才能解答的问题，关涉到道德的普遍原则和名义上的道德问题。面试时的那道考题，要分成好多种具体情况，才能一一加以分析。”传统的牛津式的学问总是需要你有点古典式的博闻强识，有点文艺复兴式的渊博与全面。
在科学领域，牛津发生着可谓“激进”的、向实用方向进展的变革。牛津有四个大部，分别是人文学部、社会科学部、数学、物理和工程科学，以及医学部。数学、物理和工程学部的部长埃里克斯?哈利德（Alex Halleday）是位地质学家，从有着最顶尖实验室的苏黎世理工学院来到牛津。他告诉我们，他以前也认为牛津是个培养首相的文学大学，“18、19世纪，牛津转向了人文学科，剑桥转向了科学。直到20世纪初，牛津才开始感到改变的必要性”。但自从他接手了数学、物理和工程学部后，他发现，牛津的科学是非常强的。“非常强大的政府资金支持，与剑桥不相上下，近年来以每年7%的速度在增长，哪怕是经济衰退期。”“在应用科学领域，我们落后于麻省理工，正在奋起直追。物理学系将他们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应用物理，比如能源研究。工程学科也在不断扩大，我们还希望它成长得更激进一些。科研与产业的结合也在加快。不久前，诞生了一个5亿美元的公司，叫‘自然动态’，是一个从动物学系诞生的软件公司，专门模拟动物的行为和运动，像《星际迷航》这样的电影就会很需要这种软件。”一些公司的资金一直在背后支持，“一个叫IP集团，是专门投资高校专利的英国专利集团；还有一个公司叫Lansdowne（兰斯道恩），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公司，历史上一直都是牛津重要的投资者”。“牛津的科学新发现充满了生命力，我们的物理学家亨利?斯奈思（Henry Snaith）最近发现了一种新材料，能够以比硅谷更便宜的成本转化太阳能。硅谷目前的太阳能技术很有效，但是成本过高。这种技术一旦投入产业，将改变全世界的能源依存度。”在基础科学领域，牛津在希格斯粒子的发现过程中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那位写信申请科研资金来建立粒子碰撞机的物理学家，就在牛津。牛津的商业公司国际策略与投资集团（ISI）也在牛津大学的边缘地带兴起，主要负责将研究成果成功转化为知识产权。哈利德说：“上世纪70年代，牛津发明了锂电池，却将这项发明一次性给了索尼公司。如果我们当时知道如何将这些成功科研知识产权化，这项锂电池发明将会给牛津带来完全不同的影响。我们需要战略，来防止这种失误再发生，而且让这些发明能够给学校提供资金流入。”
在牛津的科学领域所发生的事情，与在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所发生的事情，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学科的交叉。“我们这里有位化学工程师，他研究的是水，但他现在研究的是人类细胞；我们有一位电子工程师，曾为劳斯莱斯制造飞机引擎，他正在用飞机引擎的遥感探测器来做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用遥感器来检测人的状态，比如心跳、体温、血压。有一位叫迈克尔?布雷迪（Michael Brady）的教授，他原来是做机器人研究的，但从1994年起，他开始转向医学图像分析，研究乳腺癌和肝癌。因为他去医院探望亲属时发现，获取医学图像的技术还有可大大改进的空间。我现在做的研究是同位素的地球化学研究，但我现在也开始跨学科研究生物医学。”作为一位科学家，哈利德也感慨，科学院系和实验室要扩张，要买地，没有那么多钱，“而那些学院真是有广阔的土地，而且是很肥沃的土地”。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系里，而不是学院里，“在科学领域，最重要的教学和决策都发生在系里，而不是学院里”。联邦制的牛津是在悄悄中发生变化的。2000年，牛津第一次有了数学、物理和工程部，哈利德也成了这个大系的第一位主任。这意味着，系开始在牛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所不同的是，牛津总有自己的节奏。在牛津非常现代的医学园区，免疫学教授陈峥鸣正在研究中国的遗传疾病。牛津医学系可称为世界的翘楚，这与它几百年的学术传统密不可分。陈峥鸣说，一项药品要发布，“要验证它的疗效，得在全球有很强大的科研网及医院，这是牛津很强大的资源。牛津的网络在几十个国家有上千家医院，这些长期的科研合作都是资源，给几十年跨度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比如阿司匹林，我们已经做了二十几年，我在其中领导过一个全球最大的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研究。分两部分，欧洲这边有2万人，我负责中国这部分，和阜外医院合作，涉及全国500家医院，2万多人。这个研究重新验证了阿司匹林的重要性，比如现在的临床指南中，如果发生脑梗塞，首先要使用阿司匹林。它本是一个百年老药，但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让它重焕青春。我们现在的治疗方式，很多都是20年甚至30年前的研究成果，经过了漫长和大规模的临床研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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