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1936年12月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早在50年代初读中学时即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从北京移民来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 长达22年。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后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初吻》等；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土牢情话》、《无法苏醒》、《早安朋友》、《浪漫的黑炮》、《绿化树》、《青春期》、《一亿六》等；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习惯死亡》以及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散文集有《飞越欧罗巴》、《边缘小品》、《小说编余》、《追求智慧》、《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等。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1980年的《灵与肉》、1983的《肖尔布拉克》、1984的《绿化树》），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有9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电视搬上银幕（《牧马人》、《黑炮事件》、《肖尔布拉克》、《龙种》、《异想天开》、《我们是世界》、《男人的风格》、《老人与狗》、《河的子孙》）；作品译成30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成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之一，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美国《纽约时报·书评》、《时代周刊》、《远东经济评论》、英国《卫报》、新加坡《海峡时报》、日本《产经新闻》、德国电视台、瑞典电视台等世界著名新闻媒体都对他十分关注，国内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电视台都对他做了大量报道。1992年12月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担任董事长。如今公司所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西部最著名的影视城，是宁夏集观光、娱乐、休闲、餐饮、购物、体验于一体的重要旅游景区和中国西部题材、古代题材的电影电视最佳外景拍摄基地，通过了ISO9001：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被国务院和文化部评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保护性开发综合实验基地”；被国家旅游局评为AAAAA级旅游景区，同时获得三项殊荣的旅游景区全国独此一家，被宁夏回汉乡亲誉为“宁夏之宝，中国一绝”。连续多年获得宁夏旅游局及银川市旅游局授予的“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镇北堡西部影城2004年9月18日成功接待了中国电影金鸡百花奖颁奖仪式，2005年8月又成功接待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第八次主席团会议，中国作协全体主席团成员对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景观建设一致给予好评。张贤亮的主要文学成就是从改革开放后的伤痕文学开始，直到上世纪末的创作时期。

作为一个作家，通过创办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张贤亮积累了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出“文化是第二生产力”的论断，以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成功，证明了文化在科学技术之后也是产生高附加值的重要手段，为我国加强文化产业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另一类范例。在北大国际MBA论坛上，张贤亮应邀发表《西部企业管理秘笈》的讲演，介绍了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西部地区，劳动者素质偏低的投资环境中如何管理企业的经验。1997年张贤亮发表了20万字的长篇文学性政论散文《小说中国》，阐述了公有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劳者有其资”，“为资本主义平反”和私有财产社会化的论点，首次大胆地提出“私有制万岁”，在读者中产生广泛影响，为我国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贤亮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宁夏文联名誉主席兼宁夏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委员；曾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宁夏回族自治区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称号、个人曾获得银川市“创建优秀旅游城市有突出贡献的个人”荣誉奖、被中国文化部评为“中国文化产业十大杰出人物”之一及获得“希望工程特殊贡献奖”、2008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慈善人物”和“中国十大收藏家”“中国十大才智人物”“影响宁夏50年人物”，2010年被评为“宁夏慈善大使”。

自2010年初开始，张贤亮先生以个人名义每年捐赠150至180万元对宁夏贫困的患者实施“救生行动”。近年来，救助患者达到百余人次，他关爱弱势群体的行动在社会中起到了巨大的反响。对于自己的员工，张贤亮先生永远使用人性化的管理并严格要求，教育他们对于需要的帮助的人永远要伸出援助的手，每一个人做人都要学会感恩！

1936年生于南京，江苏盱眙县人。50年代初读中学时开始文学创作。

1954年高中肄业后赴宁夏贺兰县乡村插队务农。

1955年从北京移居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 长达22年。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创作，代表作品有《灵与肉》、《青春期》、《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

1980年调至宁夏《朔方》文学杂志社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1年开始专业文学创作。

1992年12月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担任董事长。如今公司所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西部最著名的影视城。

2009年，多年未写长篇小说的张贤亮推出长篇新作《一亿六》，以荒诞的形式，讲述一个优异“人种”保卫战的故事，再次引发争议。

2014年9月27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1954年，张贤亮18岁。在北京读高中的他因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又属于“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上学时备受欺辱。毕业前夕，老师找到张贤亮，说学校经常掉东西，又查不出是谁，你的帽子多，多背一个也无妨。张贤亮为了保住读书的机会，答应了，不久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学校开除。为了给“新北京”建设腾出地方，1955年7月，张贤亮携“老母弱妹”“移民”“甘肃省宁夏专区贺兰县”。1957年7月，文学青年张贤亮发表长诗《大风歌》，斯时正值“反右运动”高潮，引起全国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发专文严厉批驳。张贤亮升格为全国瞩目的“右派分子”，开始了自己长达22年的农场劳改生涯。1978年，时年42岁的张贤亮身在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等待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变革。

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那时候才21岁。虽然我绝对不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者，但全国都说我错了，报刊杂志对我的批判铺天盖地，周围的同事大会小会都对我批评，那样的环境使你不得不认为自己错了。我的的确确是抱着我错了、愿意通过劳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心态进的劳改队。后来我才发现，不是我错了，而是中央高层的决策错误，这是在1958年“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中。

1978年改革开放，实际上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打倒，我就知道中国绝对将开始变化。邓小平开始主持主要工作：第一步是解放老干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第二步是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给予平反；第三步就是对“文革”以前，历史政治运动当中的冤假错案要给予甄别，这不叫平反了，其中就有给右派甄别。再进一步，我觉得给我震动最大―――1978年12月，突然广播喇叭里传来，在中国农村中摘掉“地富分子”帽子，因为你不管是解放老干部，不管是给“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不管是给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受到冤屈的人甄别，都没有涉及“地富分子”这个群体。

我知道平反是迟早的事情，但也着急，怎么样才能引起高层对我的注意，早点解脱？我自认为对经济学有一定的知识，就写经济学方面的文章，那时最著名的毛泽东语录叫做“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关于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之类的。我就写这样的文章，阐述按劳分配和八级工资制，投给《红旗》杂志。那时候很傻，真不知道《红旗》杂志是组稿的，不是自由投稿，所以都被退回来了。

1977年底，有一个回民朋友，两次劳改都跟我在一起，他已经出去了，后来当了宁夏伊斯兰教协会的秘书长。当时他下乡来看我，说，贤亮，你傻得很啊，中国就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哪来的政治经济学？他说你过去写诗，你不如写诗发到报上。他说，现在这个报纸有它的好处的，就是你投稿了编辑觉得可用，也不去调查身份。啊呀！一语惊醒梦中人！这个话点醒了我，我就写诗。有人问我你怎么走上文学路的啊，我不想包装自己，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先出来。我为什么要写，就是要引起领导注意，要解救自己。

22年没写诗了，我就发觉自己写不出来。诗需要有激情，“文革”让我理性太多、激情不够，于是就开始写小说。第一次写的是《四封信》，投给《宁夏文艺》―――《宁夏文艺》后来属于我领导啊（笑）―――居然被采用了，而且放在头版头条。我一想，原来这个就叫小说啊，那我还得写，写了就投，投了就被刊登。可能是因为我的小说，1979年初，我从农场一线调出，调到南梁农场子弟学校教书了，教高三语文。我一边教书一边还写小说，到我发表第三篇小说的时候，被一位老干部、当时宁夏主持宣传工作的副书记陈斌发现，他说这个写得好，就打听张贤亮是什么人。结果一查，我是没摘帽子的右派。陈斌就说，要想办法给他摘。就因为这部小说，救了我。

就这样，银川市原来调查我的、把我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现在所在的单位南梁农场，和我过去所在的单位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宁夏党校前身），这5个单位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来翻我的案。翻来翻去发现，我后来一系列的反革命都是因为右派分子这顶帽子而起―――就说把你打成右派了，你不服，还想翻案，于是就把你升级成反革命。

1979年调入南梁农场子弟学校9个月以后，我获得了平反。

2014年9月27日，知名作家、书法家、收藏家，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的张贤亮，在他一手创办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里去世，享年78岁，对外公布死因是肺癌。

2014年9月30日上午，张贤亮的遗体告别会在银川殡仪馆举行，当地政府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张贤亮的家人和朋友、镇北堡西部影城的员工以及部分市民赶来送行，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冯剑华、儿子张公辅一家人。

张贤亮在《满纸荒唐言》这篇文章里，详尽地叙述了他个人的经历和遭遇，也表述了他许多关于文学观念的见解。他特别呼吁评论家要注意研究作家的精神气质。他说，“一个人在青年时期的一小段对他有强烈影响的经历，他神经上受到的某种巨大的震撼，甚至能决定他一生中的心理状态，使 他成为某一种特定精神类型的人……如果这个人恰恰是个作家，那么不管他选择什么题材，他的表现方式，艺术风格，感情基调，语言色彩则会被这种特定的精神气质所支配。”统观张贤亮的创作，可以说，他的小说就是他独特的精神气质外化而成的哲理与诗美的结晶。要深入理解他的小说，应该注意他的精神气质。 研究张贤亮的精神气质，首先应注意到他的青年时期的经历。在被打成“右派”之前，他是以一个很有才气的青年诗人的形象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他在1957年4月7日 写给《延河》编辑部的信中，以一种直率的年青人的激烈和自信宣称：“我要做诗人，我不把自己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的感受去感染别人，不以我胸中的火焰去点燃下一代的火炬，这是一种罪恶，同时，我有信心，我有可能，况且我已经自觉地挑起了这个担子……。”这里，我们看到青年张贤亮对人生的奋进和在文学上的宏大抱负。在他当时发表的《夜》、《在收工后唱的歌》、《在傍晚唱山歌》、《大风歌》等抒情诗中，也显露出他感情炽热、富有浪漫色彩和幻想等诗人的气质。随即因《大风歌》罹难，这无疑使他神经上受到巨大的震撼，这使他的精神气质又渗进了一种悲剧色彩，一种愤激、悲怆的孤独感。如同他自己所说：“心灵的深处总有一个孤独感的内核” 。在近二十年的生活磨难中，他从生活的底层汲取了酸甜苦辣毕备的人生经验（包括接受大西北的自然环境和劳动人民的熏陶），并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又使他的精神气质中融进了一种对人生的哲学沉思。正是上述种种因素。对他作品的艺术氛围，感情基调，语言色彩等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他那雄健、深沉、凝重并富有哲理性思辨色彩的艺术风格。

对于文化事业，他表示：

很多人都没有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分清楚。比如说搞文化广场、举办文化体育活动、办青少年宫、办体育馆、修建公园、图书馆、博物馆，这是文化事业，这是一个政府必须给他的人民提供的文化精神上的享受和场所，这是政府应该掏钱的，这是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是一个包括了创意、设计、策划等方面的综合的智慧产业。文化产业的个性极强，它是个个性化的产品。政府以官员为主体，不计较投资的回报，但是我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搞这个企业，我追求的第一是利润，第二是利润，第三还是利润。因为我学了20多年的《资本论》，我知道怎样去操作一个企业，我如果还属政府管，现在就肯定没有办法建立起现代化企业之路。

救生行动――“救生行动”声明

贫困人士并不怕日常生活的捉襟见肘，最可怕的是贫病交加。一人得病，全家悲愁，这时他们急需社会的关怀与帮助。古人说“浮图之慈悲救生最大”，世界上最珍贵的莫过于生命。我决定从2010年开始，每年捐出人民币150万－180万元补助一些不属于、或超出医保范围而病人家庭又无力承担的医治费用。我将这种行动称为“救生行动”。“救生行动”的原则如下：

一、 “救生”对象限于宁夏地区及在宁夏工作年满一年、确实无力承担大额医治费用的贫困人口和来宁的外地打工者；

二、经医生确诊缴纳了医治费用通过手术或其它治疗手段即可挽救其生命或改善其命运的；

三、“救生行动”的资金经患者确认签字后，善款直接向医院缴付，现金不给予患者本人或其家庭；

四、“救生行动”不包括患者手术或治疗中的陪护费、营养费、旅费及术后的康复费、生活费等其它费用，更不为出现医患矛盾和纠纷的现象负责；

五、出于降低慈善成本、减少中间环节和使救治及时进行的考虑，我希望将“救生行动”办成一项民间与政府及医疗部门合作的慈善行动，有钱出钱，在位出力，相关人士大家一起来行善。故而委托银川市副市长李卫东牵头，联络区、市有关部门及医院与捐款人签订捐助协议，捐款人直接将善款汇入接受单位银行帐户，由民政单位与医疗机构严格按共同拟订的《实施方案》的规定使用。因我时间精力有限，不接受患者的个人申请，这点务求患者及其家人谅解。

六、“救生行动”要在阳光下进行，力求完全透明，出资情况及医治过程与费用及时在媒体和网络上公示，接受宁夏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舆论和网民的监督，使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患者得到切实的救助，从死亡线上挽救一条生命是社会每一个人的责任；

七、“救生行动”完全是我个人的长期行为，不募集、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捐款。

自2010年起，张贤亮先生将对宁夏贫困大病人群开展医疗救助活动――“救生行动”。

海原一女童首个接受“救生”

为确保活动的顺利开展，建立一个能够帮助大病特困家庭渡过暂时困境的救助机制，特制定本方案。

一、“救生行动”的意义

以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为出发点，救助患大病的贫困患者或因病致贫的患者家庭，使其得到爱心关怀渡过难关。通过“救生行动”唤起社会各界的关爱之心，从而带动全社会参与爱心捐助活动来帮助弱势群体，挽救生命，救济穷困家庭。

成立“救生行动”工作协调小组，由捐助方及相关机构组成。

组长: 李卫东副组长：田丰年保建新马红英

成员：徐永豪汤智勇宁夏民政厅指定一名负责人陈家华邹嘉宾张晨光

张贤亮全权代理人：张公辅

“救生行动”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银川市卫生局。

1、负责筹措善款及对善款的分配和划拨，确保“救生行动”的顺利实施；

2、对接受善款的单位与医疗机构的善款使用情况进行审核，并予以公布。

（二）“救生行动”协调小组办公室 (银川市卫生局)

1、负责银川及区内贫困大病患者的信息汇总、备案，将经核实筛选出的贫困大病患者名单通知医院，使其及时得到救治；

2、负责组织医疗专家对上报的贫困大病患者疾病诊断、拟订治疗方式和治疗费用等情况进行核实和审定；

3、负责监督医疗机构的执业行为。

（三）宁夏民政厅、银川市民政局

1、负责对申请的贫困大病患者信息进行核实，包括患者的身份、性别、年龄、家庭住址、联系电话、家庭人口数、家庭年收入、是否参加低保、医保、新农合等基本信息及家庭具体情况等；

2、负责将筛选出的贫困大病患者基本信息的核实情况送交协调小组办公室和医院，使其及时得到救治；

3、负责公布患者的救治情况与费用，接受捐助方对善款使用的审核及社会人士、媒体舆论的监督。

1、严格按照下列“救助对象”条件，向协调小组报送急需救助的贫困大病患者名单，并及时实施救治；

2、规范执业行为，加强临床路径管理，严格执行国家/宁夏基本用药目录，确保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3、主动接受协调小组办公室对受捐助者诊疗情况和费用的审查；

4、负责及时报送患者的救治效果与费用相关情况，接受捐助方对善款使用的审核。

申请救助的患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宁夏户口的城乡居民或在宁夏工作一年以上（有用工单位证明）的来宁打工者；

（二）属于低保、低保边缘家庭或医疗费用自费部分超过家庭当年收入80%以上并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患者；

（三）在银川地区就医的，必须是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

（四）患者经诊治效果良好的；

（五）愿意将个人信息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一）资金筹措与拨付：自2010年起，由捐助方每年向银川市民政局捐助150万元（一期90万元、二期60万元），用于符合条件的贫困大病患者的救治。由银川市民政局一期拨付宁夏回族自治区医院30万元、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30万元、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30万元；二期视各医院救治病人情况随机调拨60万元。余30万元由捐助方机动掌握。收款单位应给予接受善款的凭证。

1、捐助方严格按照以上承诺拨付善款，不足部分不予追加。受捐助的三家医疗机构应设立专门账户，专款专用，每年善款剩余部分可累积下一年备用。

2、每人每年只限救助一次，捐助范围为患者医疗费用自费部分。

3、善款只能用于患者的医疗费，直接拨付给医疗机构和民政部门，不直接向患者本人及家庭支付。不负担患者的陪护费、营养费、旅费及术后康复费、生活费等。

六、“救生行动”项目管理

根据民政部门接到的申请和医疗机构接诊的实际情况，筛选符合条件的贫困大病患者进行捐助。

（1）贫困大病患者可向上列三家医疗机构－宁夏回族自治区医院、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申请；

（2）贫困大病患者可向自治区或银川市民政部门申请。

符合救助条件的，由患者向上列三家医疗机构或自治区、银川市民政部门提出申请并填写《“救生行动”项目救助申请表》，自治区银川市民政部门签署意见盖章后报送协调小组办公室。

报送时须提供下列资料：

（1）《“救生行动”项目救助申请表》（一式两份）

（2）患者的1寸免冠照片2张；

（3）患者的户籍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4）家庭收入情况证明。

（5）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低保者，需提供相关证明原件、复印件。

（三）审核。由自治区、银川市民政局于收到登记表及时对申请救助的患者身份、家庭收入等基本信息进行核实，同时，协调小组办公室对患者疾病相关情况进行核实。

（四）救助。捐款方与接受方（市民政局）签订符合法律规范的协议，善款由接受方按照规定使用。捐款方有权了解对每位被救患者的医疗效果和费用，各接受善款单位应向捐款方一人一报，年终有总结。每位患者的医治费用应有患者签名认可。

（五）不享受救助的范围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市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药品目录支付范围以内的费用。

2、因打架斗殴、酗酒、吸毒、违法犯罪、交通事故等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3、因医疗纠纷、医疗事故以及其他赔付责任人应支付的医疗费用。

1、捐助方负责监督贫困大病患者的信息审核、报送及医疗救治等情况，并将捐助情况向媒体和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的监督。

2、协调小组办公室将不定期对救助患者的诊治过程和医疗费用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如发现违规现象，将予以通报批评。

曾三次获得国家级小说奖， 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获国家与宁夏自治区“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和称号。有九部小说被搬上银幕，作品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有广泛的国际影响。1993年初，作为文化人“下海”的主要代表人物，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如今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成为宁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被誉为“中国一绝”。华夏西部影视城的成功，证明了在市场经济社会发挥人的智慧与管理的重要，为较为滞后的西北地区发展经济提供了一条思路。 

张贤亮小说被搬上电影电视的有《灵与肉》（《牧马人》）、《龙 种》、《浪漫的黑炮》（《黑炮事件》）、《男人风格》、《老人与狗》、《肖尔布拉克》、《河的子孙》、《临街的窗》以及《我们是世界》等。

许灵均没有想到还会见着父亲。

这是一间陈设考究的客厅，在这家高级饭店的七楼。窗外，只有一片空漠的蓝天，抹着疏疏落落的几丝白云。而在那儿，在那黄土高原的农场，窗口外就是绿色的和黄色的田野，开阔而充实。他到了这里，就像忽然升到云端一样，有一种晃晃悠悠的感觉，再加上父亲烟斗里喷出的青烟像雾似的在室内飘浮，使眼前的一切就更如不可捉摸的幻觉了。可是，父亲吸的还是那种印着印第安酋长头像的烟斗丝，这种他小时候经常闻到的、略带甜味的咖啡香气，又从嗅觉上证实了这不是梦，而是的的确确的现实。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父亲把手一挥。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哈佛取得学士学位以后，一直保持着在肯布里季时的气派，现在，他穿着一套花呢西服，跷着腿坐在沙发上。“我一到大陆，就会了一句政治术语，叫‘向前看’。你还是快些准备出国吧！”房里的陈设和父亲的衣着使他感到莫名的压抑。他想，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但又怎能忘记呢。

从澳大利亚回来即病倒，躺在床上静养。忽然接到沈寒冰先生从雪梨打来国际长途，说是他和友人要办份消遣性的杂志，希望我写篇短文。想起在澳大利亚受到的热情接待，一张张友好的面孔便浮现出来。来自大洋洲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即使病，也得在病中谈消遣。其实小病也是一次消遣，这点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不过要病得恰到好处，既不要命又不会落下后遗症，而且不至于“穷病潦倒”，能付得起医药费，这病便是享受了，有点“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味道。

据说拿破仑是把工作当做消遣的，当然自古到今这类患工作狂的人还很多。现在的富人，在“高尔夫”球场上消遣。G.L.F――绿色、阳光、散步，多么美好！别说执杆击球，听听都让人舒服。我不会打高尔夫，却常在球场外见爱好者拿着球杆悠哉游哉地走。

暑假结束以后的新学期，我换了一所学校。妈妈说我已经是中学生了，不能像读小学那样，随便哪个小学都行。妈妈说这所中学是所著名的中学，她还是托了人说情才把我送进去的，因为像这样著名的中学一般是不收插班生的。妈妈叮嘱我好好上学时，又像惯常那样含着眼泪。我害怕看她的泪眼。妈妈平时是喜欢笑的，只要她眼睛里涌出了泪水，那就说明她和爸爸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事，但总是些可怕的事吧。她每次用泪眼望着我，我总扭过头去，回避她的目光，心一面怦怦地跳着，一面向往着外面大好的春色。那时，柳树早已垂下了嫩绿的枝条，庭院里的两株桃树也开出了一簇簇粉红色的花；我们院子里还有一株粗大的古槐，那上面经常停憩着各种各样的鸟儿，在我要出门时正叽叽喳喳地叫得热闹哩。

大车艰难地翻过嘎嘎作响的拱形木桥，就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了。木桥下是一条冬日干涸了的渠道。渠坝两旁挺立着枯黄的冰草，纹丝不动，有几只被大车惊起的蜥蜴在草丛中簌簌地乱爬。木桥简陋不堪，桥面铺的黄土，已经被来往的车辆碾成了细细的粉末。黄土下，作为衬底的芦苇把子，龇出的两端参差不齐，几乎耷拉到结着一层泥皮的渠底，以致看起来桥面要比实际的宽度宽得多。然而，车把式仍不下车，尽管三匹马呼哧呼哧地东倒西歪，翻着乞怜的白眼，粗大的鼻孔里喷出一团团混浊的白气，他还是端端正正地坐在车辕上，用磕膝弯紧夹着车底盘，熟练地、稳稳当当地把车赶过像陷阱似的桥面。牲口并不比我强壮。我已经瘦得够瞧的了，一米七八的个子，只有四十四公斤重，可以说是皮包骨头。劳改队的医生在我走下磅秤时咂咂嘴，这样夸奖我：“不错！你还是活过来了。”他认为我能够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他有权分享我的骄傲。可是这几匹牲口却没人关心它们。瘦骨嶙峋的大脑袋安在木棍一般的脖子上，眼睛上面都有深窝。它们使劲时，从咧着的嘴里都可以看到被磨损得残缺不全的黄色牙齿。有一匹枣红马的嘴唇还被笼头勒出了裂口，一缕鲜红的血从伤口涔涔流下，滴在车路的沿途，在一片黄色的尘土上分外显眼。

本书叙述的是中国未来一位伟大的杰出人物是怎样形成胚胎的。到本书结尾，这位伟大的杰出人物还未诞生，只不过在母体里受孕了而已，所以，本书可以看作是他的前传。

四十多年后，即到二○五○年左右，全世界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位中国伟大的杰出人物。但是，目前他的父母亲戚与他们的朋友情人等等，绝大多数不仅健在，有的还很年轻。为了本书中提到的所有人的生活在当前不受干扰，因而作者尽可能不写出他们的真实名字。为了叙述方便，有的地方必须要有人的姓名及机构名称作为符号，作者就随意起个姓名名称。如果今天现实中有人的姓名与机构名称与作者随意起的姓名名称雷同，纯属偶然，务请不要对号入座。

六、《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我多少次想把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但不是为这段经历感到愧悔，便是为觉察到自己要隐瞒这段经历中的某些事情而感到羞耻，终于搁笔。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阳光穿窗而入，斜晖在东墙上涂满灿烂，的金黄。停留在山水轴上的蛾子蓦地飞起来，无声地在屋里旋转。太阳即将走完自己的路，但她明日还会升起，依旧沿着那条亘石不变的途径周而复始；蛾子却也许等不到明天便会死亡，变成一撮尘埃。世上万千生物活过又死去，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但都追求着可笑的长生或永恒。而实际上，所有的生物都获得了永恒，哪怕它只在世上存在过一秒钟。那一秒钟里便有永恒。我并不想去追求虚无缥缈的永恒。永恒，已经存在于我的生命中了。

七、《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乃至中国整部20世纪史上，其规模及深远的社会影响，我认为大大超过"五四运动"。那不是启蒙式的、由少数文化精英举着"赛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种迸发式的，是普遍受到长期压抑后的普遍喷薄而出；不仅松动了思想上的锁链，手脚上的镣铐也被打破，整个社会突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从高层和精英人士直到普通老百姓，中国人几乎人人有话说。更重要的是那不止于思想上的解放，一切都是从人的解放开始。没有人的解放，便没有思想的解放。所以，人们才将那个时期称之为"第二次解放"，并且我以为那才是真正的"解放"。

这条狗和农村里千千万万条狗一样，它并没有什么显著的特点，更不是一条名贵的纯种狗。这是一条黄色的土种公狗。也许，它的毛色要比别的狗光滑一些，身子要比别的狗壮实一些，但也从来没有演出过可以收入传奇故事里去的动人事迹。它的主人呢，也和农村里亿万农民一样，如果不是我在他所在的生产队劳动过，如果不是他和他的狗的特殊关系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也不可能注意到这样一个极其平常的农村老汉。这是一个约摸六十岁的孤单老人，个子不高不矮，背略有些驼，走起路来两手或是微向前伸，或是倒背在身后，总是带着一副匆忙而又庄重的神情。闲的时候呢，就一个人蹲在墙根下或是盘腿坐在炕上出神，嘴里噙着一杆长烟锅，吧嗒吧嗒地抽了一锅又一锅。他酱紫色的脸上虽然勾画着一道道皱纹，但这些皱纹都是顺着面部肌肉的纹理展开的，不像老年知识分子面部皱纹那样细密。他的眼睛不大，眼球也有些浑浊，不过有时也会闪出一点老年人富有经验的智慧。当然，他的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但并没有秃顶。总之，你只要一见到他，就能看出他虽然带有一般孤独者的那种抑郁寡欢的沉闷，但还是一位神智清楚、身体健壮的老汉。他在生产上是行行都通的多面手，有时种菜，有时赶车，有时喂牲口，生产队派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从不计较工分报酬。

阳落在人面峰背后的时候，魏天贵赶的驴车刚好走到公路侧坡上的那条岔路，借着一股冲力，哐

文章来源：微信公号【信睿周报】

黄小峰丨观看的力量——读石守谦近作《山鸣谷应》

原创 黄小峰 信睿周报 前天

文/黄小峰（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石守谦作为一位在中国和北美接受过严格的艺术史训练、在大学与博物馆来回穿梭的学者，他的每一篇论文及由论文汇编而成的每一本著作，都给人以深刻的启发。本文将分两部分来讨论他的新书《山鸣谷应：中国山水画和观众的历史》（简体中文版2019年出版）。第一部分介绍书中的主要观点，第二部分尝试把这本书放在石守谦的学术脉络及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整体脉络中来略做考察。

山鸣谷应：中国山水画和观众的历史石守谦/著京不特 / 译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11

《山鸣谷应》是一部由问题串联起来的中国山水画通史。这么一说，脑中浮现出的是在大学时代对笔者影响很大的陈传席的《中国山水画史》（1988年初版）。简单来说，想一句话归纳陈著是不可能的，勉强可概括为：它全面梳理了山水画（家）的基本文献与图像。但石著却可很容易地归纳为：作者追问了“中国山水画为什么能够形成‘历史’（风格史和观念史）”这个问题，并从画家与观者互动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因为有这个核心问题的支撑，尽管全书体量不小（简体中文版近500页），却能让人一气读完。

此书的问题意识鲜明地体现在副标题“中国山水画和观众的历史”中。主标题“山鸣谷应”也很妙，用山川中人的回声凸显山水画与观者互动的主题。在总主题之下，全书12章的分主题也十分鲜明。每一章都交织着隐显两条线索：“显”的是不同时代的山水画变迁，“隐”的则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社会身份的观者的思想变化。

：山水画前史”说明了全书为什么要从“画家与观众互动”的角度讲述山水画的历史。作者的思考过程是这样的：山水画为什么在中国绘画中具有崇高地位？因为山水画具有特殊的意义。山水画的意义不断发生变迁，形成了山水画的历史。为什么山水画的意义会不断变迁？是因为始终有观众的参与。山水画的意义（作者用“意涵”一词）主要是观念层面的，但也包括风格层面的。为了更好地统一观念与风格这两个层面，作者提出“画意”的概念。并以有无“画意”为标准，判定山水画的历史应该从10世纪开始。

第二章“山水画意与士大夫观众”讲述的是山水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大致在10世纪中期到11世纪中期之间。作者讨论了几个问题，分别对应这一章中的三个小节：为什么从五代开始，山水画突然得到迅速发展，并出现了隐士主题？为什么北宋初年的山水画中出现了大量对行旅人物活动的描绘？为什么士大夫文官大量歌咏山水画？这一章认为，五代到北宋中期的约100年间，士大夫文官阶层是山水画的欣赏主体，山水画也因此形成了以隐居、官员迁徙的行旅、表现公务生涯中的精神寄托为主题的画意。

第三章“帝国和江湖意象：1100年前后山水画的双峰”讨论的是北宋后期山水画发生的一次重要转变，即政治性的山水（作者称之为“帝国山水”）与反映私人情感的文人山水（作者称之为“江湖山水”）的兴起。这两种蕴含不同画意的山水画分别代表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具有政治身份的观者和有意消除政治身份的以文官群体为主的观者。和上一章的士大夫文官观者有所不同，这一阶段的文官士大夫生活在北宋后期巨大的政治压力中，他们是失意文官，是努力解除政治牵挂的已经离职或做好离职准备的文官。在这种政治语境中，“帝国山水”的代表是宫廷画家的绘画、帝王的绘画，如郭熙的《早春图》、李唐的《万壑松风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宋徽宗的《雪江归棹图》等。“江湖山水”的代表是郭熙为离职文官所画的《树色平远图》等以朦胧烟云为重要特征、体现潇湘主题的绘画，尤其是“米氏云山”和苏轼交游圈中的绘画，如王诜的《烟江叠嶂图》。作者也因此讨论了典型的失意文官苏轼和以他的经历与诗文为主题的绘画，如乔仲常的《后赤壁赋图》。

《早春图》郭熙（北宋），绢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树色平远图》郭熙（北宋），绢本，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第四章“宫苑山水与南渡皇室观众”讨论的是为什么南宋的宫廷山水画会得到如此繁荣的发展，并形成淡化政治色彩的诗意化特征。在第三章，作者要努力阐述与“江湖山水”对应的失意文官观众与北宋初年的士大夫文官观众的区别；在第四章，作者也要极力说明南宋和北宋后期的宫廷和皇家观众有什么不同。作者不同意以往简单地认为南宋宫廷山水画形成诗意化特征是因为受到文人文化的影响的观点，批评其为“文人中心主义”。他认为应该放在南宋的政治大环境中去看，即南宋宫廷抱有一种“过渡”的心态，因此对山水画的要求从表现北宋帝国山水的雄心，转向体现宫廷燕游之安乐闲适。

第五章“赵孟頫乙未自燕回的前后：元初文人山水画与金代士人文化”讨论的是美术史中的一个大命题——元代变革。在山水画中，这种变革集中体现在两点：一是“复古”，二是书法入画。为此，尽管和大多数学者一样，作者也聚焦于赵孟頫，但却独出新意，没有讨论他的个人画艺，而是以他为线索，讨论元代初年文人山水画的形成与特殊的文人文化圈的关系。作者认为，赵孟頫和他身边的江南文人圈之所以发生转变，与他们接触到的金代文人文化有直接关系。在这个思路下，作者先是重新讨论了金代山水绘画和图像，如武元直的《赤壁图》和李山的《风雪杉松图》中的怀古主题、金代磁州窑生产的磁枕上的山水图像和墓葬中山水壁画反映的民间宗教趣味；然后讨论元代初年北方地区直接传承自金代传统的山水画；最后再落脚到赵孟頫，讨论了他在北方为官后回到江南，其绘画开始强调古意，书法用笔出现新的画意。

《赤壁图》武元直（金），纸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磁州窑白釉黑褐彩芦苇仙鹤纹枕（金），来源：河北博物院官网

第六章“赵孟頫的继承者：元末隐居山水图及观众的分化”讨论的是以“元四家”为代表的元末山水画，其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书斋山水”（何惠鉴语）及“地产式山水”（Landscapeof Property，文以诚语）。作者基于画意的概念，将之定义为“隐居山水图”。在这一章，作者要回答的是元末的文人隐居山水与宋代的不同。同样，突破口也在于观众的不同。作者对“元四家”一一进行了讨论：先是讨论吴镇绘画中典型的“渔隐图”模式及这种画意与隐居不仕的文人观者的关系；然后讨论倪瓒及其绘画中看似平淡的水边空亭的隐居生活所折射出的戏剧性的个人生活变迁；接着讨论黄公望绘画中的道教因素。这三个人的绘画都有关隐居，但却是不同原因的隐居。在这一章最后两节，作者把隐居图的观者放大到了群体，先从马琬和张渥为杨竹西所作的隐居图来讨论元末隐居山水中的富裕士绅观众，最后借“元四家”的第四人王蒙颇具动感的隐居图讨论元末苏州地区虽处于隐居状态但却跃跃欲试想在剧烈的社会政治变动中建功立业的文人群体。正是这些在不同的隐居图里表现出不同状态与心态的观众，赋予了元末山水画特殊的面貌。

第七章“明朝宫廷中的山水画”重新处理了明代宫廷绘画与“浙派”的问题。宫廷绘画当然是为宫廷观者所作，但作者的新意在于，他认为从明代初年到后期宫廷山水画脉络的变化，基本都与帝王观众的转变有关。比如，明初宫廷与西藏僧侣的密切关系，使受到佛教绘画影响的青绿山水成为宫廷山水画的主流。皇帝变了，趣味随之转变——正如简朴的宣德皇帝喜欢简朴的水墨山水，追求个性的成化皇帝喜欢吴伟狂肆的画风。除皇帝外，宫廷观众还包括明代的宦官和藩王，作者也讨论了他们对山水画的影响。这一章最后还讨论了“浙派”晚期绘画与道教社团的观众之间的关系。

第八章“明代江南文人社群与山水画”其实是第七章的姊妹篇，讨论的是明代以苏州为中心的文人画艺术的出现和发展。在作者看来，正是由于明代发达的宫廷艺术，才会出现相对应的文人艺术。如果说宫廷山水画是“专业”的，文人山水画强调的就是“非专业性”，并刻意与宫廷绘画划清界限。作者认为，到了明代，文人山水画变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所以要从更普遍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文人社群的角度来讨论其画意和观众之间的关系。这一章处理的问题很多。作者先是在明代的文人山水画中区分出“雅集山水图”“纪游图”“茶事图”“别号图”等不同画意的类型，来进行社会史式的讨论；同时也处理了从“吴门画派”过渡到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画派”的传统主题。作者意识到，明代的文人文化中也包括一些试图进入精英文化圈的文化新贵，他们与职业画师的绘画有着密切的互动。此外，作者还关注女性观者，讨论了仇英的“闺情山水”。这一章最后还讨论了晚明文人中大量出现的佛教“居士”与山水画中具有宗教意义的画意之间的关系。

世纪的奇观山水：从《海内奇观》到石涛的奇观造境”讨论的是明末清初山水画中的尚“奇”风尚，以及由此形成的“奇观山水”。与明代中期以来纪游图式“实景山水”不同，“奇观山水”刻意凸显奇特视觉经验，与旅游文化和大众文化有密切关系。在这个背景下，清初以石涛为代表的一批画家有意识地要超越流行的大众图像，创造出了新的“奇观山水”。石涛的新绘画对应了新观众，其中，作者着重分析了旗籍地方官员和徽州商人这两类。作者还把眼光放宽到东亚的范畴，讨论了“奇观山水”通过使节传播到朝鲜的情况。通过跨文化的比较，作者注意到了“奇观山水”背后隐藏的国际文化竞争。

第十章“以笔墨合天地：对18世纪中国山水画的一个新理解”和第十一章“变观众为作者：18 世纪以后宫廷外的山水画”也堪称姊妹篇。前者讨论了清代中期宫廷山水画和宫廷观众的互动关系，后者讨论了清代中期和后期社会中山水画的新趋势和观众群体的新变化。清代宫廷山水画和宫廷观众与宋代、明代有什么不同呢？简言之，清代宫廷在部分接受西洋艺术风格的基础上，重拾对明代以来实景山水的特殊兴趣。因此，宫廷画家和与清代文化有关联的旗籍画家创造性地发展出一种将以“四王”为代表的正统派画风与新的自然观察方法相结合的“巨观山水”。而在宫廷文化之外，以《芥子园画谱》为代表的版画画谱使山水画成为简便易学的技艺。于是，画家与观众的关系出现了新变化——观众同时也是画家。这便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专业画家为了与通过画谱自学的人相区别，会刻意描绘画谱以外的题材，比如庭院山水，其作品也因此流行起来，袁江、袁耀的园林界画就是其中的代表。以黄易为代表的低级幕僚所作的山水画和“访碑图”则是另一种成果。此外，19世纪一些心怀经世致用抱负的文人自己也能作画，就可以相对自由地发展出一种对地理新景观的探索。

第十二章“迎向现代观众：名山奇胜与20世纪前期中国山水画的转化”作为这本书的终章，讨论了20世纪前期新的观众群体的形成与山水画在功能、形式与画意上的巨大转变。出于对真实感的追求，画家会借助摄影照片进行绘画，同时把传统的写生、临摹加以新变。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种“名山奇胜”山水。在作者看来，这是中国山水画史中最具有观众意识的时代，也是艺术迈向“现代”的标志。

《山鸣谷应》与作者的前几部著作相比，有明显的传承与发展关系，给人以“集大成”之感。石守谦在其最早的论文集《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1996年）中提出中国绘画研究的基本理念，即关注文化史范畴内的风格史变迁。从这本文集的几篇论文中，尤其是讨论“浙派”绘画的兴衰与贵族品位的关系及讨论“吴门绘画”中的“避居山水”与苏州失意文人之间关系的论文，已经可以明显看到作者对观众的讨论。文集中的第一篇《文化史范畴中的画史之变》，简直就是《山鸣谷应》的萌芽版。

风格与世变：中国绘画十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08

从风格到画意：反思中国美术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08

在之后的第二本文集《从风格到画意：反思中国美术史》（2010年）中，石守谦完成了其研究理念的升华，即把对绘画史的讨论重点从风格史转向了“画意”。其中最主要的论文是《风格、画意与画史重建——以传董源〈溪岸图〉为例的思考》，第一次完整提出了“画意”的研究思路。这篇发表于2001年的论文，写作背景是1999年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行的围绕《溪岸图》真伪的大讨论。这次众所周知的、充满戏剧性的讨论带来的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散——无论是对于直接辩论的双方（高居翰和方闻），还是对参与讨论的其他学者。方闻认为《溪岸图》很可能是董源之作，高居翰（James Cahill）则认为是张大千伪作。问题就在于对山水画，特别是对早期山水画的研究方法存在巨大分歧，看似科学的形式分析在不同人的理解和使用中有很大的不同。与《溪岸图》真伪讨论伴生的，是方闻和高居翰的另一次隔空讨论。高居翰在发表对《溪岸图》质疑的同时，还发表了《关于中国画“历史”与“后历史”的一些思考》一文（Some Thoughts on the History and Post-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1999年11月讲座文稿，2005年正式出版），提出了“中国绘画史的终结”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对风格史的有效性提出了怀疑。而方闻很快撰写了《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2003年）一文作为间接的回应，试图阐述为什么中国绘画具有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风格史。

以己意猜想，我认为作为方闻高足的石守谦在深刻思索并试图调和老师与高居翰的争论中，反映出了为中国绘画建立一部“历史”的困境。方闻与高居翰之所以是海外中国绘画研究的“双峰”，在于他们很早就开始各自探索如何建立中国绘画的“历史”。方闻的努力最早体现在《心印》一书中，由山水画的断代分析切入。高居翰更不必说，他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撰写中国绘画的系列断代史，并在1988年推出《中国绘画史三题》（Three Painting）。放在这个大背景之中，我们会发现，在对《溪岸图》的研究之后，石守谦开始较多地讨论元代以前的山水画，并且逐渐深化了“画意”的研究思路。最终的成果，便是《山鸣谷应》这部为中国山水画撰写的特别的历史著作。而方闻的《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一文中的最后一节，便是“走向中国山水画史”。石守谦通过画意与观众的角度对山水画史的讨论，似乎让我看到了一种传承和致敬。

与《山鸣谷应》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艺术史家柯律格（Craig Clunas）2017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绘画及其观众》（Chinese Painting and Its Audiences）。两本书都不约而同地关注中国绘画中的观众问题，似乎反映出一种新的趋势，虽然两者取向十分不同，也反映了不同的学术脉络。简单地讲，石守谦意在“建构”一部历史，而柯律格意在“消解”一部历史。这恰恰是因为观众。我们每一个研究者，都只不过是历史的观众，但又何尝只想成为观众？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20期，标题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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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睿周报》第20期+《广场与高塔》

[英] 尼尔·弗格森/ 著

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月

作者以新奇的视角，为我们重铸了一个个有形的和无形的网络。从神秘的共济会、辉煌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复杂的萨克森—科堡—哥达邦联、举世闻名的剑桥使徒网络，到现在互联网时代下的推特和脸书，作者以一个个引入入胜的故事，激发我们重新观察这些网络的运作及其建构的世界，重新看待我们习惯已久的世界观和它潜在的不同面貌。

只 为 思 想 者 服 务

　　辛亥端阳后二日，广西刘明府大观袖诗来见。方知官桂林十余年，与比部李松圃、岑溪令李少鹤诸诗人，皆至好也。席间谈及广西官况清苦，独宰天保三年，为极乐世界。其地离桂林二千余里，乾隆四年，改土归流，方设府、县。岁有三秋，狱无一犯。每月收公牒一二纸，胥吏辰来听役，午即归耕。县中无乞丐、倡优、盗贼，亦不知有樗捕、海菜、绸缎等物。养廉八百金，而每岁薪、米、鸡、豚，皆父老儿童背负以供。月下秧歌四起，方知桃源风景，尚在人间。刘《率郡人种花》云；“锄芸植嘉卉，人力助天工。此乐真吾有，分春与众同。暮烟生远水，樵唱散遥空。领得山中趣，横琴坐远风。”《甘棠渡》云： “渡头溪水系渔船，细雨潆潆叫杜鹃。花片打门春已暮，牧童犹枕老牛眠。”

　　吾乡安乐山樵著《燕兰小谱》，皆南北伶人之有色艺者。盖在古人《南部烟花录》、《北里志》之外，别创一格。余采一二，以备佳话。其节义可风者，如张柯亭为某明府所昵，某以罪被诛。柯亭在戏场，奔赴市曹，一恸几绝。诗美之云：“树覆巢倾事可哀，感恩相伴逐舆台。不知金风分飞后，曾为东楼一恸来。”徐双喜身长，嘲之云；“婀娜多姿柳带牵，临风摇扬玉楼前。若教嫁作曹交妇，纵不齐眉也及肩。”《嘲留须而复剃者》云：“儿童瞥见多相笑，西子麻胡两失真。”赠最佳者云：“如意馆中春万树，一时都让郑樱桃。”

　　赵秋谷有《海沤小谱》，半载天津妓名。《赠仙姬》八首最佳，摘其尤者，云：“晚凉新点曲尘纱，半月微明绛缕霞。不忘当筵强索饮，春腮初放小桃花。”新蝉嘈嘈送斜阳，小蝶翩翩过短墙。记得临行还却坐，满头花映读书床。”

　　孔子论诗，但云兴、观、群、怨，又云“温柔敦厚”，足矣!孟子论诗，但云“以意逆志”，又云“言近而指远”，足矣!不料今之诗流，有三病焉：其一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其一全无蕴藉，矢口而道，自夸真率。近又有讲声调而圈平点仄以为谱者，戒蜂腰、鹤膝、叠韵、双声以为严者，栩栩然矜独得之秘。不知少陵所谓“老去渐于诗律细”，其何以谓之律?何以谓之细?少陵不言。元微之云：“欲得人人服，须教面面全。”其作何全法，微之亦不言。盖诗境甚宽，诗情甚活，总在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以不失孔、孟论诗之旨而已。必欲繁其例，狭其径，苛其条规，桎梏其性灵，使无生人之乐，不已慎乎!唐齐已有《风骚旨格》，宋吴潜溪有《诗眼》：皆非大家真知诗者。

　　乾隆辛未，余送黄文襄公至浦口，见随行一员，疑为把总；与之谈，方知戊午同年，姓福，名安，字仁山。品端而性爽，遂成莫逆。累官至赣南道。率其幼子来随园作别，余止而觞之，嗣后不通消息矣。庚戌春间，余扫墓杭州，归见几上有诗扇一柄，云是祭陵钦差图大人留赠。初不知为谁，阅札，方知即当年福公之子图敏，字时泉，官礼部侍郎。事隔四十余年，尚能念旧。欲修书作谢，而公竟卒于路，为凄然者久之。扇上诗云；“忆昔儿时此地过，册年重到鬓双皤。先生归日应惊笑，来唱《皇华》即是他。”

　　乾隆庚戌，金陵风雅，于斯为盛。吾乡孙补山宫保为总督，沧州李宁圃翰林为知府，泾阳张荷塘孝廉宰上元，辽州王柏崖廪生为典史，西江陶莹明经为茶引所大使，盱眙毛俟园孝廉为上元广文，随园唱和，殆无虚日。诸公诗，《诗话》中已采入矣。近又得俟园《游邢园》一绝云：“一溪春水一桥横，宠柳娇花夹岸迎。侬自过桥闲处立，放开来路让人行。”此所谓诗外有诗也。俟园因余爱诵其诗，故见赠云：“水惟善下能成海，山不矜高自极天。”又云：“谁云智慧能消福?不信穷愁始著书。”

　　王春溪明府在济南，三月三日与李子乔诸人，夜泛大明湖，分得“南”字。王吟云：“久客风尘倦，今宵酒意酣。相随贤有七，刚值日重三。新月如钩上，明湖似镜涵。蒙蒙烟水里，幽梦到江南。”子乔读而笑曰：“君得毋将官江南乎?”已而荣选新阳，人惊为诗谶。戊申入阉齿痛．，有句云：“易牙思妙术，凿齿鲜良方。”一时主司帘官，俱称其典雅。

　　近时，兄弟怡怡者，多不概见。休宁戴友衡孝廉咏《黄山连理松》云：“狮子峰前连理松，柯交叶互碧重重。为怜同气难分剖，纵使风来不化龙。”殊有寄托。又，《江上竹枝》云：“欲雨不雨江上霞，青帘茅屋酒人家。长年阁桨不归去，淡月一丛芦苇花。”亦颇清妙。惜未中年，遽亡。其师吴竹桥太史为余诵之。

　　芜湖令陈岸亭湛深禅理，诗故清旷。录其《忆梅》云：“春心忽忽在花先，盼到花时倍惘然。一夜梨云空有梦，二分明月已如烟。传来芳讯知何日，别后婵娟近一年。愁绝西溪三百树，冷香飞不到窗前。”“巡遍檐牙十二时，红罗白伫渺难知。相思雪海应同涨，一笛江城忍便吹?何逊官忙开阁少，陆郎路远寄书迟。断烟细雨相思苦，拟作逋仙寄内诗。”

　　诗家百体，严沧浪{诗话》，胪列最详，谓东坡、山谷诗，如子路见夫子，终有行行之气。此语解颐。(按：此语并非《诗话》语，乃《答吴景仙书，语。)即我规蒋心余能刚而不能柔之说也。然李、杜、韩、苏四大家，惟李、杜刚柔参半，韩、苏纯刚，白香山则纯乎柔矣。

　　陈去非云：“扬子云好奇，惟其好奇，所以不能奇。”陆放翁云：“后人不知杜诗所以妙处，但以有出处为工，其去杜也愈远。”余爱二人之言，故摘录之。

　　东坡诗云：“惆怅东阑一枝雪，人生能得几清明?”此偷杜牧之“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倚此阑干”句也。然风调自别。有人说欧公好偷韩文者，刘贡父笑曰：“永叔虽偷，恰不伤事主。”亦妙语也。

　　晁以道问邵博；“梅二诗，何如黄九?”邵曰：“鲁直诗到人爱处，圣俞诗到人不爱处。”其意似尊梅而抑黄。余道：两人诗，俱无可爱。一粗硬，一平浅。

　　卢仝《月蚀诗》，有“官爵及董秦”之句。人疑藩将董秦来降，赐名李忠臣，现在贵官，卢仝不应讥之。姚宽《西溪丛话》以为“董秦”者，汉之幸臣董贤、秦宫也。此说似有理。

　　癸卯春，余游黄山，见绝壁之上刻“江丽田先生弹琴处”。疑是古之仙家者流，不复相访。今辛亥三月间，宣州参戎杨公大壮，同一琴客江某来，道其姓氏，盖即丽田先生。余惊喜，往访。见骨格清整，白须飘然，隐天都峰下五十余年，终身不娶。有贵客过者，必逾垣而避。洵异人哉!杨诵其《咏古梅》云：“托根幽谷不知年，雾锁云封得自全。”盖自况也。杨与之过陵阳，作绝句云：“山城重驻有前缘，再到陵阳二月天。笑指宦囊无别物，一船书画一神仙。”

　　余刻《诗话》、《尺牍》二种，被人翻板，以一时风行，卖者得价故也。近闻又有翻刻《随园全集》者。刘霞裳在九江寄怀云：“年来诗价春潮长，一日春深一日高。”余戏答云：“左思悔作《三都赋》，枉是便宜卖纸人。”

　　今州县大堂有《戒石箴》，曰：“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人但知为宋高宗语也。后读张端义《贵耳集》，方知是蜀王孟昶语。本二十四句，而高宗摘取之。犹云“清慎勤”三字，今奉为圣经贤传；而不知司马昭训长史之言，见《三国志》。．

　　余在沭阳署中，赋《落花》诗，已五十四年矣。今秋，门人方甫参携其尊甫《碧浔居士诗》来，盖当时和余之作。中一首云；“独对园林感不支，残红零落满阶墀。《明妃曲》唱离乡日，金谷魂消堕地时。一夜雨偏添别恨，数声莺尚恋空枝。殷勤好向风前约，莫负春来隔岁期。”又：“玉漏愁听三月雨，金铃谁护五更风?”“山鸟解人怜惜意，故含花片往来飞。”皆佳句也。读之，想见其为人。在当时不急急以诗来见，其高雅可知。甫参在余门二十余年，亦迟至今年七月，方袖诗来。岂非风骚显晦，亦有一定之时耶?先是，碧浔弱弟子云，以诗受业余门，尚在甫参之前，亦未言及乃兄之能诗。余《诗话》中载子云诗甚多，今裁知其渊源有自云。碧浔，讳正溶，新安人。

　　香奁诗，至本朝王次回，可称绝调。惟吾家香亭可与抗手。录其《无题》云：“回廊百折转堂坳，阿阁三层锁凤巢。金扇暗遮人影至，玉扉轻借指声敲。脂含垂熟樱桃颗，香解重襟豆蔻梢。倚烛笑看屏背上，角巾钗索影先交。”“一帘花影拂轻尘，路认仙源未隔津。密约夜深能待我，吃虚心细善防人。喜无鹦鹉偷传语，剩有流莺解惜春。形迹怕教同伴妒，嘱郎见面莫相亲。”碧桃花下访临邛，含笑开门有病容。带一分愁情更好，不多时别兴尤浓。枕衾先自留虚席，衣钮迟郎解内重。亲举纤纤偎颊看，分明不是梦中逢。”惺惺最是惜惺惺，拥翠偎红雨乍停。念我惊魂防姊觉，教郎安睡待奴醒。香寒被角倾身让，风过窗棂侧耳听。天晓余温留不得，隔宵密约重叮咛。”其他佳句，如；“他日悲欢凭妾命，此身轻重恃郎心。”常防过处留灯影，偏易行来触瑟声。”“劝君莫结同心结，一结同心解不开。”皆妙。余戏谓；“诗中境界，非亲历者不知。然阿兄虽亲历，亦不能如此之细腻风光也。”近又见诒庭张观察亦工此体。《无题》云：“真珠楼翠倚香帷，赤玉阑干白玉墀。人与桃花争一面，春将柳叶斗双眉。画裾绣凤晨风举，宝镜盘龙夜月移。珍重瀛壶无限好，文莺端合占琼枝。”“每从梦里说相思，梦好翻嫌入梦迟。去后情怀凭酒遣，来时欢喜有灯知。羊权缩地真无术，张硕逢仙更有期。一树夭桃浓着色，梳妆楼上绣帘垂。”其他佳句，如：“常启镜奁如对月，应知蝶梦不离花。”不敢当庭愁月掩，未曾却扇怕花羞。”水摇鬓影疑钗坠，身比花香惹蝶亲。”观察又有《山窗》一绝云：“空阶入夜雨萧萧，剔尽银灯漏转遥。为怕客中听不得，小窗先日剪芭蕉。”亦七绝中之姜白石也。观察名裕谷，中州名臣仪封先生之曾孙。

　　梁山舟侍讲以书名重海内。余过其家，见笺绢塞满两屋。余笑云：“君须有彭祖八百年之寿，才还清此债。”梁为一笑，赋诗自忏云；“誓墓归来王右军，暮年都付代书人。小生那敢希前哲，只合从人役苦辛。”可笑涂鸦逾四纪，半生白日此中颓。书家纵有凌烟阁，耻把千秋托麝煤。”我自无心结蛇蚓，错传韦陟五云如。世间到底无真赏，认煞题名一字书。”从来得失寸心知，无佛称尊或有之。未必西家胜东宅，却教屈了效颦施。”“手未支离眼未昏，业缘欲断竟何因?从今誓啮工锤指，懒作供官设客人。”语似谦而实傲。

　　吾乡多闺秀，而莫盛于叶方伯佩荪家。其前后两夫人、两女公子、一儿妇，皆诗坛飞将也。先娶周夫人瑛清，《甲戌闻捷》云：“双眉欲展意犹惊，起听铜钲屋外声。不惜雕梁驱乳燕，泥金帖子挂题名。”秦家上计动经年，闺梦何由向日边?今日离情暂抛却，知君身到大罗天。”《春蚕词》云：“蚕生戢戢满庭隅，但愿蝇无鼠也无。大妇裹盐呼小妇，前村趁早聘狸奴。”典衣买叶不论钱，要趁晴明乍暖天。却似灵和殿前柳，春来三起又三眠。”《令阿缃入学》云；“低鬟怜阿姊，与汝亦齐肩。且令抛针线，相随共简编。双行知宛转，坐咏爱清圆。试看俱成诵，今朝若个先?”其他佳句，如；《都门即景》云；“捣杏新添调酪碗，赏瓜不惜买冰钱。”《首夏》云：“花因辞树偏多态，鸟为催春已变声。”《夏日卧病》云：“小倦何心烧白术，薄阴有信近黄梅。”《柳绵》云：“乍从野水官桥见，只傍鞭丝帽影飞。”继娶李夫人含章，《刺绣词》云：“朝绣长短桥，暮绣东西岭。生不识西湖，道是西湖景。罗稀不受针，缣密不容线。绣好有人知，绣苦无人见。”《夏书》云：“午楼风暖试轻纱，语燕声中日未斜。满地绿阴帘不卷，游丝飞上蜀葵花。”《长沙节署感赋》云：“廿年咏絮鸣环地，今日随君幕府开。时外摄中丞事。画阁乍迎新使节，春风犹忆旧妆台。殊恩象服惭难称，遗爱棠阴待补栽。闻道江城舆颂美，如冰乐令又重来。”夫人为吾同年李鹤峰之女。鹤峰曾抚湖北，故有感而作也。《万固寺》云：“山寺不知路，忽闻流水声。溪随岩石转，塔与白云平。古木上无际，幽禽时一鸣。松根堪小憩，试汲碧泉清。”《题李白诗后》云：“千仞翔孤风，高歌一代中。在天犹补谪，入世岂能容?胆落高骠骑，恩深郭令公。再回唐社稷，诸将莫言功。”《望桂儿不至》云；“济南秋八月，接汝数行书。报说重阳日，能回上谷车。已惊枫落后，又到雪飞初。何事归期误?临风一倚闾。”二篇皆一气呵成，真唐人高手也。其佳句，如：《咏始皇》云；“车载辊掠山有鬼，舟行缥渺海无仙。”《望岱》云：“海外天光明野马，寰中人影动蜉蝣。”《并头蕙兰》云：“风静谢庭群从集，月明湘浦二妃归。”《重至都门》云：“每历旧游疑隔世，暂休征旆当还家。”《常州道中》云：“路已近家翻觉远，人因垂老渐知秋。”又，《两儿下第》云：“得失由来露电如，老人为尔重踟蹰。不辞羽铩三年翮，可有光分十乘车。四海几人云得路，诸生多半壑潜鱼。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科名始读书?”见解高超，可与《三百篇》并传矣。

　　其女公子令仪《春阴》云：“碧窗人起怯春寒，小立闲庭露未干。墙外杏花阶下草，引人长倚碧阑干。”《舟夜》云：“小艇低昂睡不成，夜深犹自促归程。满窗凉月白于雪，船底忽闻鱼簖声。”《初夏偶成》云：“踯躅花开暮雨余，送春天气此幽居。棋枰半取残笺补，诗草时寻退笔书。节序关心殊苦乐，韶华过眼有乘除。年来怕上苏堤望，愁见垂杨绿映裾。”其佳句，如：《村景》云：“帆影多从窗隙过，溪光合向镜中看。”《偶成》云：“多病阶前时晒药，畏寒窗外亦垂帘。”

　　其长媳长生，吾乡陈句山先生之女孙也。《春晓》云：“翠幕沉沉不上钩，晓来怕看落花稠。纸窗一线横斜裂，又放春风入画楼。”《太真春睡图》云：“秘殿春寒倚绣茵，君前底事效横陈?马嵬更有长眠处，也傍梨花一树春。”《寄外》云：“弱岁成名志已违，看花人又阻春闱。两上春官；以回避不得与试。纵教裘敝黄金尽，敢道君来不下机?”“频年心事托冰纨，絮语烦君仔细看。莫道闺中儿女小，灯前也解忆长安。”《春日信笔》云：“软红无数欲成泥，庭草催春绿渐齐。窗外忽闻鹦鹉说，风筝吹落画檐西。”《春园偶赋》云：“卖饧声里日初长，春满闲庭花事忙。楼外软风莺梦暖，篱边疏雨蝶衣凉。碧桃重似垂头睡，红药残如半面妆。看尽韶光应不倦，题诗长倚小回廊。”其佳句，如：《硖石道中》云：“树远作人立，山深疑雨来。”《春夜》云：“湿云压树暝烟重，淡月入帘花气幽。”《闻家大人旋里》云：“去郡定多遮道吏，还山已是杖乡人。”

　　余旧咏《西施》，有云：“妾自承恩人报怨，捧心常觉不分明。”自道得题之间，载入集中。今读陈夫人《题〈捧心图〉》云：“眉锁春山敛黛痕，君王犹是解温存。捧心别有伤心处，只恐承恩却负恩。”与余意不谋而合。　

　　方伯次媳周星薇，亦工吟咏，少年早夭，以故诗多失传。仅录其《悼鹦鹉》云：“羽毛才就惨奇霜，敲断银环恨渺茫。连日诵经知有意，昨宵说梦已非祥。绿衣原自藏金屋，丹诏何年下玉皇?应伴飞琼充鸟使，彩霞深处任回翔。”

　　陈夫人之妹淡宜，亦工诗。《都中寄姊》云：“钨原分手隔天涯，风雨联床愿尚赊。两地空烦诗代简，三春只有梦还家。病多渐识君臣药，别久愁看姊妹花。他日相思劳远望，五云深处是京华。”

　　闻芷方伯精研《易》理，不屑为词章之学；然偶尔挥毫，皆超隽不凡。有《雁字》二十首，为尹文端公所赏。录三首，云：“绿章可待乞天公，笺奏遥传碧落中。不断数行如曳白，有何羁怨惯书空?斜阳闪背金泥灿，霁雪梳翎玉箸工。最是关山飞欲倦，数行小草最匆匆。”“来凭月敕去风支，纪录春秋特笔垂。鸳阙联班曾视草，龙湫绝顶好临池。挥成欲献《凌云赋》，过去难摹没字碑。最后失群余片影，西风吹散碎金词。”点染天池付雁王，只今真种更飘扬。将斜复整回波秀，渐远如无削牍忙。体变八分犹鸟迹，天开一画本鸿荒。银河秋老稀乌鹊，锦字重劳讯报章。”

　　琴柯公子见赠四律，余已梓入《续同人集》矣。兹又录其《寒山即事》云：“山寺不知路，微闻清磐音。松崖春寂寂，石屋昼阴阴。幽坐见空色，寒流无古今。披襟成小住，只愧俗缘深。”又填《金缕曲》写怀云：“挨过酴酸节，怪春来画楼灯影，几番轻别。孤馆悄悄帘不卷，怕放杨花飞入，定添了安仁鬓雪。憔悴天涯人一个，料青衫不为琵琶湿。思往事，计何拙!　　寻春偶傍栏干立，又侵阶茸茸细草，染成愁碧。沾尽落红三月雨，不见去年蝴蝶。定怪我游踪未歇。几度问春春不应，遣深更杜宇低低说。羁枕畔，正愁绝。”

　　支公云：“北入学问，如显处观月。”言其博而寡要，今之考据家也。“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约而能明。”今之著作家也。《世说》称； “王平北相对使人不厌，去后亦不见思。”我道是梅圣俞诗。“王夷甫太鲜明。”我道是东坡诗。“张茂先我所不解。”我道是鲁直诗。

　　宋太祖曰：“李煜好个翰林学士，可惜无才作人主耳!”秀才郭磨《南唐杂咏》云；“我思昧昧最神伤，予季归来更断肠。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

　　余好诗如好色，得人佳句，心不能忘。近又得王孝廉芑《偶过行宫赋诗》云：“街子似嫌春不去，平明催扫绣球花。”方扶南《过周公瑾墓》云；“一事不如张子布，墓前飞过白头翁。”汪易堂赋《野树》云： “散才幸免搜林斧，留得清阴与路人。”刘悔庵《偶成》云：“小蝶过墙如使至，短筇在手当孙扶。”又曰：“通宵玩月宁知旦，排日闻歌直到秋。”吾乡王星望先生有句云：“萧纲断酒二百日，王奂长斋十一年。”

　　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此是晚年悟道之言。若早见及于此，则捐阶焚廪，舜不告而娶之说，俱付之齐东野语而已矣。即如葛伯以七十里诸侯，而夺童子之黍肉，此是恶丐行径，汤遣一小卒擒之足矣，安用起兵以征之哉?余尝谓：书中最可信者，莫如{尚书》、《论语》。然《尚书》开口便称“粤若稽古帝尧”，则其相隔必有千百年。若相离不远，史官必不称“粤若稽古康熙、稽古顺治”也。《论语》称陈成子、鲁哀公，都是孔子亡后二人之谥法，可见《论语》之传述，亦去圣人亡后百十年后，追述其言。能无所见异词、所闻异词之虑哉?一管仲也，而忽贬忽褒，若出两口。子路往见丈人，至则行矣；子路不仕无义一节说话，是向何人饶舌?亦犹赵盾假寐，钮麂触槐死矣，所叹不忘恭敬等语，是何人听得?师旷瞽矣，何以见王子晋火色不寿。此种疑窦，不一而足。故尝有句云：“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

　　海虞女子吴静定生氏，嫁项生肇基而寡。妇扃户自经，姑救之曰；“我在，汝不得死。”妇泣而志之。越二年，姑亡，妇又自经，叔母救之曰：“姑与夫未葬，汝不得死。”妇乃复生。遂析家财为三，分其叔、季，葬舅姑与夫，而不食死，年二十六。妇生时，好观《纲鉴》。吴竹桥太史为之立传，录其噬咏史》云：“不学何须诋霍光，托孤寄命报先王。匡、张、孔、马多经术，青史于今若个芳?”“更有名儒莽大夫，紫阳书法胜南、狐。当，年奇字人争问：曾识‘纲常’二字无?”

　　蒋心余太史自称“诗仙”；而称余为“诗佛”，想亦广大教主之义。弟子梅冲为作《诗佛歌》云：“心余太史不世情，独以诗佛称先生。先生平生不好佛，攒眉入社辞不得。佛之慈悲罔不包，先生见解同其超。佛之所到无不化，先生法力如其大。二声忽作狮子吼，喝破炎摩下方走。天上地下我独尊，双管兔毫一只手。人间游戏撒金莲，急流勇退全其天。小仓山居大自在，一吟一咏生云烟。有时披出红袈裟，南天门边缚夜叉。八万四千宝塔造，天魔龙象争纷挈。有时敷坐如善女，低眉微笑寂无语。天外心从何处归?鹊巢于顶相尔汝。眼前指点说因由，千山顽石皆点头。三唐、两宋摄其总，四大海水八毛孔。一心之外无他师，六合以内皆布施。先生即佛佛即诗，佛与先生两不知。我是如来大弟子，夜半传衣得微旨。放胆为作《诗佛歌》，愿学佛者从隗始。”

　　金陵小市，买得水精方印，从横二寸七分，上镌十六字云：“好学忘老，存心对天；行乐一世，传名千年。”印质不甚莹彻，而阳文篆书甚苍劲，语句亦可爱。

　　洞庭山人徐坚，字友竹，工丹青篆刻，兼能诗，与余交三十余年矣。今春相遇姑苏，以《纫园诗》见示。《红桥暮泛》云：“春风一棹渚烟开，雨洗平皋净碧苔。薄暝花光辞松竹，夕阳人影散楼台。邻船歌吹移灯去，野店鱼虾入馔来。转眼寒梅便零落，共拼酩酊莫催回。”《东行》云：“驱人名利路何穷，叹息劳劳来往同。取次相逢不相识，鞭丝帽影各匆匆。”《抵家》云：“换得轻朋越浒关，此身真个到家山。家山毕竟风光好，久住人偏看等闲。”其他佳句，如：“秋风不顾征衣薄，夜雨还同别泪多。”“此际柴门深夜火，几人团坐望归人。”

　　友竹与秋帆尚书至好。又尝小住扬州汪令闻家。汪故余戚也。尔时宴饮酣嬉，发无二色；而今则彼此皤然，年垂八十矣。班荆道故，不觉凄然。其族侄龙饮尤聪俊，赏鉴书画，一时无两，不幸中年化去。其诗亦散失，但记其《无子》警句云：“空费医钱九千万，阿娇金屋总无儿。”

　　白下秀才司马章，字石圃，风神潇洒，年少多情；与周麟官校书有三生之约，而格于家范，乃撰《双星会》曲本，以舒结辖。余录其《辛亥记游·浪淘沙》云：“春到风城中，游运方通。闲来指点过桥东，记得当时心醉处，蛛网尘封。　　人去翠楼空，聚散匆匆。今年花似旧时容。可惜如花人已去，欲折谁同?”又《南柯子》云：“渡口传桃叶，溪头说范云。笑他街市语纷纷，都把文郎情事作新闻。心结愁千缕，人归瘦几分。内人不解问殷勤：今日眉头真个为谁颦?”又们临江仙》云：“午睡昏沉偏恋枕，梦魂寻到天涯。几回梦得到卿家：知郎新病渴，亲试六班茶。　　敛笑问侬何好事，将人谱入琵琶，哝哝低语怨郎差。觉来嫌梦短，红日已西斜。”

　　老友何献葵刺史，喜谈诗，而不轻作。常云：“诗无生趣，如木马泥龙，徒增人厌。”尝住随园，得“梅子肥时落地轻”七字，卒亦懒于成章也。其长子春巢工填词，余已载入《诗话》矣。今年献葵亡，春巢乞余志墓，袖近作见示。《秦淮感旧》云：“十年不作白门游，忽把孤帆卸石头。闻说旧人都不在，春风愁上十三楼。”“迢迢一水远通江，郎去潮来妾倚窗。羡煞载郎船上桨，随波来去总双双。”《千金亭》云：“空亭千古对平波，野渡斜阳犹客过。莫怪无人留一饭，报恩人少受恩多。”《赠钓叟》云：“萍开风起水生纹，一叶飘然泛夕曛。鱼在绿波竿在手，船头开坐看秋云。”他如：“湖边客到花先笑，树里僧归路半阴。”闲云未必忘舒卷，流水何曾管是非?”雨足田车开架树，日斜耕犊稳驮人。”皆佳句也。其次子兰庭《怀兄》云：“远漏声声滴，寒宵故故长。遥思千里客，不觉九回肠。月白鸦翻树，灯昏鼠坠梁。布衾频转侧，有梦到钱塘。”《重到》云：“门巷重来认未差，昏黄月色淡云遮。生憎一幅湘帘影，不隔莺声只隔花。”《放舟》云：“茅屋疏篱绿水湾，泉声入涧响潺谖。篙师莫怪蒲帆满，有客推篷爱看山。”其佳句，如：“插新花似延佳客，读旧书如遇故人。”“百岁开怀能几日?一生知己不多人。”烟平疑积水，灯远若孤星。”俱妙。

　　春巢在金陵得端砚，背有刘慈绝句云：“一寸干将切紫泥，专诸门巷日初西。如何轧轧鸣机手，割遍端州十里溪?”跋云：“吴门顾二娘为制斯砚，赠之以诗。顾家于专诸旧里。时康熙戊戌秋日。”后晤顾竹亭，云：“顾二娘制砚，能以鞋尖试石之好丑，人故以‘顾小足’称之。”春巢因调《一剪梅》云：“玉指金莲为底忙?昔赠刘郎，今遇何郎。墨花犹带粉花香，制自兰房，佐我文房。　　片石摩挲古色苍顾也茫茫，刘也茫茫。何时携取过吴阊?唤起情郎，吊尔秋娘。”

　　如皋女子石氏学仙，戊辰进士石公为崧之女也。适彰德太守沙公次子又文，善书画，工琴棋。皋邑剪彩贴绒花鸟，自学仙始。著有《冰莲绣阁诗抄》。《过故居》云：“风回玉笛夕阳斜，谁傍山阳谱《落花》?喜得春回梁上燕，不曾飞到别人家。”《答吴门女子感怀》云： “兰思蕙怨惺惺语，柳絮春风字字新。自古伤心同此病，深愁多付有才人。”又有熊澹仙者，幼颖悟，妙解声律，适陈氏；配非其偶，郁郁不乐之意，时形诸吟咏。《见蝶》云：“晓露零香粉，春风拂画衣。轻纨原在手，未忍扑双飞。”《村女》云：“柔桑枝上听鸣鸠，晓起提筐过翠畴。借问谁家春梦好，半窗红日未梳头。”《红树》云：“老树经霜色更鲜，半竿斜日影前川。渔郎指点烟波外，错认桃源二月天。”《感旧》云：“刺绣余闲就塾时，也从花里谒名师。贪看夜月憎眠早，倦挽春云上学迟。琴案屡吟《秋柳》句，锦笺频写《落花》诗。而今回忆皆尘梦，怅望当年旧董帷。”调《蝶恋花·咏刺绣美人》云：“二八红闺春似水，几日金针，抛却奁箱里。贪睡朦胧慵不理，帘前鹦鹉频催起。　　手展鲛绡重着意，鸳谱拈来，几朵花争丽。绣到双飞私自喜，背人笑向红窗倚。”

　　句容骆氏，相传为右丞之后，故大家也。有秋亭女子名绮兰者，嫁于金陵龚氏，诗才清妙。余《诗话》中录闺秀诗甚多，竟未采及；可谓国中有颜子而不知。辛亥冬，从京口执讯来，自称女弟子，以诗受业。{游西湖》云：“渺渺平湖漠漠烟，酒楼斜倚绿杨前。南屏五百西方佛，散尽天花总是莲。”《春闺》云：“春寒料峭乍晴时，睡起纱窗日影移。何处风筝吹断线?飘来落在杏花枝。”《云根山馆题壁》云： “寂寂园林日未斜，一庭红影上窗纱。主人难免花枝笑，如此开时不在家。”《对雪》云：“登楼对雪懒吟诗，闲倚阑干有所思。莫怪世人容易老，青山也有白头时。”四首一气卷舒，清机徐引，今馆阁诸公能此者，问有几人?

　　山左任城东关外有泉，相传李白浣笔处也。上有祠堂，祀太白及贺监、少陵三贤。乾隆辛亥，沈清齐观察启震葺而新之，土中得诗碣，署“木兰山人刘浦题”，不知何时人。其词曰：“藓蚀残碑枕废池，开元吟客剩荒祠。空庭古柏吹风处，秋草寒泉落日时。谁采涧毛修冷寺?我沽村酒读遗诗。唐宫汉寝无人记，独有才名到处知。”未几，巡漕使者和希斋琳阁学入都，河帅李香林尚书祖饯于祠中。希斋和云：“太白楼临杜老池，此间合祀有专祠。林泉竟属先生地，风雅刚逢我辈时。梁绕骊歌将进酒，壁留鸿爪共题诗。他年重过应相访，直与三公作旧知。”香林云：“当年浣笔有清池，此日名泉葺旧祠。花竹新栽游赏地，歌筵初敞饯行时。标题不亚羲之序，重修浣笔泉，和希斋作记。赓韵如吟白也诗。文水堂前风月好，几人惆怅为心知。”漕帅管公干珍云：“谪仙人去剩空池，剔藓疏泉认古祠。宦迹已沉灵武后，笔花犹及盛唐时。入门合进临波酒，立石重摹出土诗。拊景漫增兴废感，好将觞咏记新知。”中丞惠公龄云：“女墙东处瓮方池，上有云烟罨古祠。谁向寒泉谈旧迹?空余文藻忆当时。低徊不少飞觞饮，感慨争留过客诗。拍槛欲狂呼太白，要从旷世结心知。”进士顾礼琥云：“仙在高楼月在池，池光千载抱遗祠。幸逢元老重开宴，转惜先生不并时。绿水澜洄沉彩笔，旧碑林立待新诗。吴都狂客今初到，未要寻常贺令知。”转运阿公林保云：“谪仙遗迹剩荒池，合祀于今拜古祠。盖世才名犹在耳，斯人重聚复何时?难寻缥缈神仙路，谁补苍茫客恨诗?愧我毫端尘未浣，空凭流水寄心知。”陈公兰森云：“泅水源流故有池，泉开浣笔辟丛祠。风云余墨人千古，仙圣同龛祀一时。胜地从今频集宴，残碑自昔纪题诗。漫言兴寄形骸外，大雅欣逢尽旧知。”观察沈公启震云：“源分泅水辟方池，座列三贤葺旧祠。人地废兴原有数，主宾今古宛同时。新移竹影亭前画，细辨苔痕壁上诗。樽酒落成兼送别，高情留与后来知。”诸诗俱各清妙，辑而存之，后世想见圣世升平，公卿风雅矣。

　　桐城汪稼门先生云：“欧阳公《醉翁亭》连用‘也’字，仿唐人杜牧《阿房宫赋》‘开妆镜也’、‘弃脂水也’；杜牧又仿汉人边孝先《博寨赋》‘分阴阳也’、‘象日月也’；不知诗亦有之，《墙有茨》三章，均用‘也’字，《桑扈》三章，均用‘矣’字，《樱木》三章，均用‘之’字，《细衣》三章，均用‘兮’字。又如《螽斯》三章，首句不易一字，《桃夭》、《兔置》皆然。《汉广》三章，末句不易一字，《麟趾》、《驺虞》皆然。”此论，古人所未有。先生守苏州，廉声为一时冠。然公余不废吟咏。游栖霞山成六韵云：“探幽临胜地，慰我廿年思。高节明僧绍，鸿文江总持。寒云封旧宅，古藓覆残碑。佛法青松护，泉源白鹿知。春催花信早，僧讶客来迟。欲采长生药，灵崖有紫芝。”《咏敝带》云：“人情交久情愈真，肯轻舍旧复图新?凡物关心亦类此，低徊临别尤酸辛。忆我初年通仕籍，带下双双垂影帛。左垂刀佩共坚贞，右拂玉环同洁白。学制惭无夺锦才，戋戋拘束准绳来。但期顺下如流水，岂肯随风着点埃。无那星霜历悴悴，神采渐与当时异。绸缪莫撷茧腾花，暗淡徒存鸡肋意。为凭染人施力覃，浓于河畔草拖蓝。翻旧从新费裁剪，化两为一惩奢贪。重加矜惜风尘外，相依仍作胫衣带。裙履风流我自惭，腰肢瘦损君应怪。个中伸缩有谁知，苏州犹似霍州时。惭愧香山恩意厚，搜肠难续《故衫》诗。香炮光销伴岑寂，俯视带垂增阅历。物理从来有菀枯，人心底事劳欣戚?温凉异态春复春，惟我与汝臭味亲。殷勤什袭藏诸笥，留作衰年老故人。”

　　鲍步江之女茴香居士，名之蕙，适丹徒张翊和，合刻《清娱阁集》，丐余为序。舸斋游广陵，鲍寄云：“秣陵僧院广陵船，几日游踪附彩笺。怀渴得梅浓较酒，诗狂乘兴乐于仙。二分新月扶残醉，四美佳辰媚少年。珍重宵深风露冷，征衫多半未装绵。”张和云：“卅载休言岁月虚，缥缃差拟茂先车。鬓丝理为茶烟湿，眉妩成从墨沈余。到处胜游常背汝，得来佳句转先余。何年始践诛茅愿?同向湖山赋遂初。”又，《即事》云；“夜雨催归直到明，草痕新与涨痕平。朝曦十里空潆路，双橹飞如小燕轻。”二人才调相匹，故知秦嘉、徐淑，不得擅美于前。

　　满洲伊小尹汤安，相国永公之从子，幼即工诗，来作江防司马。《春郊即事》云：“春郊揽辔值新晴，骑马悠悠自在行。雪满沟塍占岁稔，烟浮村落觉寒轻。清风似剪能裁柳，黄犊初肥好劝耕。犹有村氓知礼数，春醪肯为使君倾。”谢余馈肉云：“捧来西子颦俱美，制自东坡肉亦尊。”

　　西江曹星湖龙树，大宗伯地山同年之侄也。出知如皋，与余未识面，而时时以诗往来。《劝农》云：“九陌干畴绣错开，停舆荫借绿云槐。羡渠扶杖迎官者，白发飘萧领队来。”农忙翻为看官闲，戴白垂髫喜动颜。莫道使君耕未晓，使君来也自田间。”“鸦鬟小女学当家，阿母教同坐绩麻。触目新红春似海，抽身偷戴满头花。”《桃叶渡》云；“小艇盈盈隔，红楼处处家。昔时花映水，今日水流花。”数首皆有芬芳悱恻之情。

　　乾隆戊午科，余与阿广庭相公，同出四川邓逊斋先生之门。榜下一别，于今五十四年矣。公出将入相，以忠勋爵至上公，而余乞养还山，卖文为活。先生常向人云：“我门生不多，而一文一武，足胜人干百。”余闻之赧然。哭先生有句云：“共说师门原不忝，敢云文武竟平分?”诗载集中。后公在杭州，勾当公事，托今观察方次耘驰檄见招；而余适游武夷，无由进谒。今年冬，奇丽川抚军陛见，公在宫门，垂问余甚殷。奇公于路上吟一绝见寄云：“中侍传宣递膳牌，平明待诏立金阶。白头宰相关心甚，问了黄河问简斋。”